三、戴季陶的转变与廖案的发生
1894年以来，国民党人之所以能够在变幻不定的政治风云中时散时聚，从兴中会，到同盟会，到国民党，到中华革命党，再到中国国民党，一直保持着相当的政治凝聚力，一个基本的原因，就在于有孙中山的政治威望和他的三民主义以为号召的旗帜。国民党改组之后，由于孙中山实行了联俄容共的政策，宣称其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并无二致，使相当部分党员对三民主义发生了疑惑。但有孙中山在，即足以维系其组织的凝聚力。如今孙中山去世，国民党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统一自然要受到空前严重的挑战。
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内部愈加意见分歧。围绕着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任期、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地点及大会代表产生办法等问题，中执委们在北京争论不休，几乎不能达成一致意见。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生前成立的负责政治方针决策与重要人事任免的中央政治委员会自然会发生更多效力。而以中央政治委员会为核心，国民党中央权力自然也就主要集中在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以及身为高等顾问的鲍罗廷几人身上。有鲍罗廷在其中起作用，再注意到汪、胡、廖等人一年多来极力维护孙中山联俄容共政策的鲜明态度，不难想象国民党的未来发展应能够继续孙中山既定的方向。
但是，明眼人一望即知，在没有孙中山权威的情况下继续孙中山的“容共”政策，无论如何都是困难的。冯自由等人的分裂行动已经清楚地预示了这一点。而直接引起这一分裂后果的问题根源，即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与纠纷，却丝毫看不到缓和和解决的可能性。尽管面对党的分裂，张继等一些过去反对“容共”政策的老党员一时采取了委曲求全的态度，但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有效的解决，没有人会怀疑，新的甚至更大的分裂仍会发生。
如何才能使国民党人在失去自己领袖的情况下，继续保持它自身的政治凝聚力而不致进一步分裂呢？自改组以来历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常务委员、宣传部部长及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大元帅大本营法制委员会委员长，且随侍孙中山经日本前往北京，作为孙中山遗嘱签字证明人之一的戴季陶，深信必须迅速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确立为党的“思想中心”。为此，他在1925年初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上极力宣传这一主张。不料，中央执监委中老党员反对者颇多，共产党人中也有异议。前者深恐孙中山“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毫无冲突”之类的观点和联俄容共政策会因此成为党的不易方针；后者则不愿意看到在党的文件和会议中过多地出现个人崇拜的迹象。对此，戴季陶显然深感不解。他尖锐地批评“所谓右派之同志，其愚诚不可及，以树立此政策为帮助共产党人之举，群起而反对之，会议以此破裂”。同时，他更怀疑共产党方面是“认为树立一思想之中心，则今后国民党将以一独立思想为基础，而不能为共产主义之思想所同化，欲将此一主张消灭之”。[46]
会议经数日争论，调和各方意见，最终通过几项决议，一方面声明孙中山乃“唯一的崇高伟大仁慈之父师”，遵从、继承“总理伟大之精神、主义、遗嘱”及其“未竟之工作”乃“最高原则”，一方面则继续高度肯定国民党“一大”改组的意义以及“容共”之必要与必然[47]，但在戴季陶看来，这些“不左不右之决议”还不足以使党内各派明了孙中山思想的精髓，达成思想的真正统一。他的观点是，现在对孙中山思想的解释，还存在着各说各话的情况，而“共信不立，互信不生，和衷共济之实不举，革命势力统一无望”。因此，国民党人必须了解孙中山的主张。如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虽然目的相同，然而“哲学的基础和实行的方法，完全不同”。因为三民主义哲学的基础是中国道德文化继往开来之至圣法宝，和近代最新科学的结晶；实行方法“在以全民族之共同的努力，完成国民革命，集中国民革命的势力，以国家资本主义为建设民国之基础”。戴季陶在这时的文章当中并没有反对“容共”，他并且仍然承认：欧战以后，社会革命的潮流冲入中国，影响到后来的青年起而革命，将这些青年引入将要老衰的革命党，使它得着些新血液，“这确是中国的一个生机”。他认为，问题是简单地拿着马克思的方法来解剖中国社会问题的这些革命青年，由于不了解“马克斯（思）是社会病理家不是社会生理家”，甚至曲解孙中山的民生主义，难免“就生出一种新的革命幼稚病来”，从而造成一波又一波的纠纷。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演成国民党的自杀，那就可痛极了”。[48]
国共两党之间真的能够建立“共信”吗？戴季陶在随后撰写《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文的过程中，进一步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因此一方面仍旧承认，共产党人多是“真为民族的幸福而奋斗的勇士”，他们利用国民党的“目的很纯粹，心情很高尚”，说用齐天大圣对付牛魔王的策略，“借中国国民党的躯壳，发展他自己本身组织”，以及用挑拨、离间和破坏国民党领袖威信的办法来造成国民党员厌弃国民党、怀疑三民主义，甚至排拒单纯的国民党员，“这不是C.P.的人全体的意思，而且不是多数的意思”。另一方面，他却开始公开主张：“凡是一个主义，必定具有独占性和排他性，同时也一定具有统一性和支配性。假如这几种性质不具备，这一个主义，一定生不出信仰，生不出力量。”他认为：主义如此，信奉一个主义的团体，更是如此。一个试图完善自己的组织、理论和策略，自成系统的国民党，包着“一个很坚固而秘密的”，极具独占性、排他性、统一性和支配性的共产党，结果自然会使自己变得畸形且危险。他主张：“要图中国国民党的生存，一定要充分发挥三民主义的中国国民党之生存欲望所必须具备的独占性、排他性、统一性、支配性。”换言之，国共两党合作的最好方式，多半应“学从前奥匈的组织，和C.P.联合组织一个共同的最高干部，处理关于国际的问题，和对付共同敌人的问题”。至少，国民党应当有所规定：“在组织上，凡是高级的干部，不可跨党”；共产党人凡“已经加进了中国国民党做同志，至少在中国国民党里面，应该要停止他为C.P.或C.Y.吸收党员的工作，不得秘密的对中国国民党员，与以怀疑三民主义的暗示”。戴为此劝告共产党人：既然你们知道时代还不需要共产主义，因而不能把共产党的名义公开地拿出来，要借用国民党的名义工作，为什么不干脆实心实意地“把三民主义认为唯一的理论，把国民党认为唯一救国的政党”，何必“心里想的是共产革命，口里说的是半共产革命，手上作的是国民革命，让一般国民看不出真象，认不清需要”呢？[49]
戴季陶一向是孙中山政策的支持者。他对“容共”的结果虽早有杞忧，担心两党党员做不到水乳交融，将来一定没有好结果。但直至张继等提出弹劾共产党案时，他仍然相信国共两党“多无所区别，故不宜有界限存于其间”，为此受到张继等人责骂后，竟至拒绝出席讨论弹劾案的一届二中全会。[50]他之走到怀疑“容共”政策的地步，根本上是因为他认为“党内合作”这种形式对国民党十分不利。在他的眼里，自改组以来，国民党的机关报从没有对共产党有过任何的中伤、挑拨，从不曾发表过使共产党丧失信用的话，作为国民党的朋友，并且身为国民党员，共产党却总是公开批评国民党的政策和国民党的领袖，败坏国民党的信誉。当然，更为重要的，是戴季陶从根本上不赞成共产党的阶级斗争学说。戴深知孙中山虽然也主张革命，但主张的是国民革命、民族革命，而非阶级革命。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如节制资本、平均地权等等，意在消弥并调和可能发生的阶级斗争，而非像共产党那样推动和鼓励阶级斗争。反过来，站在共产党阶级斗争学说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他就很自然地开始怀疑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可能是因为“认中国国民党为C.P.将来之敌，所以取这一种”“将欲取之，必先与之，将欲弱之，必先强之的老子的残忍策略”与“埋伏战术”。[51]
严格地说，戴季陶的初衷并不想反对共产党人，而是为救国民党。为此，他既反对“左倾”，也反对“右倾”，一切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国民党的利益为“最高原则”。[52]但他公开发表其主张之际，正是国民党中央一方面极力压制党内反对派，一方面推动各地选举代表，准备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之时。对选举办法，党内本来就存在分歧。推举代表过程，又不可避免地加剧了国民党部分党员对共产党人的疑惧心理。只因冯自由一派人已受到严厉处分，国民党内持不同意见者多有畏惧，国共两党人员之间的纠纷明显少于过去。身为中央执行委员的戴季陶，突然以阐释“孙文主义”，主张在共信、互信基础上谋国民党的团结与生存的姿态，发表这种激烈批评共产党的政治见解，无异于在党内怀疑和反对“容共”政策的党员前面扬起了一面政治旗帜。一时间，戴季陶的文章被印成各种小册子，在国民党人当中广为流传。早先曾被廖仲恺制止过的，以反对跨党分子为主要议题的“中山主义研究会”[53]，很快就在各地以“孙文主义学会”的名义，堂而皇之地成立起来，并吸收了大批青年党员。众多激进地反对“容共”政策的年轻党员，也包括谢持等老党员，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把戴季陶的文章拿来做他们反对共产党人的理论依据了。也正因为如此，戴季陶自然要遭到共产党方面的激烈抨击。陈独秀明确地把戴季陶与冯自由、马素、谢持等相提并论，而瞿秋白则干脆把戴季陶定性为“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断言“戴季陶的主张，根本上还是要C.P.完全退出国民党，根本上要消灭C.P.，消灭无产阶级的政党”。[54]更多的文章则对戴季陶口诛笔伐，把他列为与帝国主义、军阀同等罪恶的反革命右派，大加声讨。
这种情况的出现使戴季陶多少有些进退维谷。他不愿看到那些“真正之反革命者，欲利用我之理论，而达其目的”，认为这是曲解他的观点，只能给共产党人提供更多的批评口实。因此，他对谢持等人利用他的文章攻击共产党十分不满，抱怨说他本“欲为三民主义作一忠实的拥护者，其结果只为反革命者供资料、供谈助，事之伤心宁有甚于此者乎？”戴进而指责谢持他们“不顾大局，不明事理，不知时代之关系，不解革命之意义，更不听我苦心孤诣之劝告，与痛哭流涕之批评，反欲藉我彻底的为国民革命而发之理论与实际政策，达其反革命之目的”。[55]
与戴季陶私交甚好、观点相投的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邵元冲，了解戴的想法，很快出面做了一篇《读〈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书后》，加以解释。他表示说：戴季陶所言“句句都是我想说的话”，句句都是“真正爱中国历史，爱中国民族，希望把中国国民党组织好，以中国‘国民的党’，救‘中国国民的国’的同志想说的”。“季陶的这一个意见，是他在‘政治的负责者’的地位所应该发表的，他既不是要攻击谁，也不是要排斥谁。”“现在的纠纷，在C.P.的加入，和中国国民党允许C.P.的加入，都是好心，都是善因”，只是“在方法有了错误”。至少从国民党一方检讨来说，一方面是因为“从最初起，关于党员的活动，尤其是宣传的活动，太过放任，不严格的以最高原则为标准，取缔党员的言论和行动，在意思上，渐渐失却集权的意义。在又一方面，中央关于组织和人才支配的事，完全和党的历史离开”。“以一个和本党历史毫不相干，而又在两重纪律（指国民党和共产党两重纪律——引者）下面……的人，担任组织的责任（指谭平山——引者），就种种关系上说，都容易制造不平均的现象”。[56]
不过，无论是戴季陶，还是邵元冲，他们的解释都无法取得共产党方面的谅解，因此自然也就无法得到这时还需要得到鲍罗廷和共产党人帮助的国民党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公开同情。在共产党人的强烈要求下，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不能不发出通告，予戴季陶以严厉批评，并下令销毁《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这本小册子。[57]
国民党中央的表态，并不能阻遏因戴季陶小册子而急剧升温的党内对共产党人的不满情绪。随着各地针对共产党人的组织相继成立，各种反对“容共”的刊物和小册子也纷纷出笼。一方面，国民党内反对共产党人的呼声愈来愈大；另一方面，国民党中央在汪精卫、廖仲恺等人的主持下，继续坚持“容共”。廖仲恺甚至公开批评那些反对“容共”的老党员名为老革命，实为反革命。[58]结果，一向反对“容共”的老党员朱卓文等人，竟于怨愤中将矛头指向廖仲恺，进而导致1925年8月20日刺杀廖仲恺的严重事件。[59]此一事件显示，国民党内因“容共”问题而引发的争论与对立，这时已经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廖仲恺被刺事件未能够改变国民党权力中心继续坚持“容共”的决心。而且，由于廖仲恺被杀，长期聚集在广州或明或暗地坚持反对“容共”政策的一批老国民党员受到牵连，以致逃的逃，躲的躲，力量受到削弱；与廖案多少扯上些关系的胡汉民、许崇智也因此被排挤出去，表现左倾，深得鲍罗廷信任的汪精卫成为党的最高政治领袖；而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也因为设计绑架许崇智，将其逐出广州，取得了最高军事权力，而成为党的军事领袖。此举使整个国民党中央看起来甚至更加左倾，鲍罗廷以及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的地位似乎更为巩固了。只是，随着廖案而来的广州权力中心的这一连串剧烈变动，不仅没有消除党内旧有的分歧与矛盾，反而还造成了新的隔阂与对立。[60]原本一直动摇于冯自由等分裂派与汪精卫等国民党权力中心之间的大批国民党人，眼见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的地位进一步加强，反而激起他们必欲排斥共产党人的强烈意志。1925年9月10日，北京的国民党人王昆仑在《晨报》上发表长文，内中再清楚不过地反映了这样一些原本是中间派的国民党人的思想情绪和动向。
王昆仑开篇即承认，在国民党内确有“反革命派”，就是那些经不住权势的熏染、金钱的诱惑，“将中山的主义、革命的初衷、本党的纪律置之不顾，并且反而将计就计利用招牌到外面招摇撞骗做自己的卖身文书，投降于军阀门下”的官僚政客。但是，他相信，这些“丧失人格污辱党德”的“老同志”代表不了国民党，反对这些所谓“右派”的也绝不止是共产党人。他认为：目前国民党内，真正足以引起国民党剧烈内讧，摇动国民党的基础的“最大罪魁”却是信仰共产主义的那些“新同志”。因为在他看来，共产党人不仅以反“右派”名，把斗争矛头指向所有不赞成共产党的国民党同志，而且还把持民众团体、各地党务并包办国民党“二大”代表选举工作。他表明的观点是：“我自己不是反革命派和军阀的走狗，我当然不忍心肆口谩骂共产党”；“我们恭敬俄国和第三国际，我们对于共产主义也有相当的赞成”。甚至“平心而论，共产党努力的精神极可敬佩，而且他们也是革命党，与国民党本居兄弟地位，尽可携手同行，外抗帝国主义，内除军阀官僚，合作之利极大”。但“我不解这些共产党为什么不独树一帜大吹大擂的做共产革命，而要藏在国民党——主义不同的国民党旗之下”，而且“入党之后还要拼着命排这个挤那个，想要夺得主人翁的地位”？为什么“偏只顾自己的功利，不惜国民党的破灭”，逼得国民党人迫于排挤，不得不结为党派，埋头内争，最后“弄到两败俱伤”？他为此公开劝告共产党人：“何不权衡利害顾全大局改变方针，别寻正路？”或者坚持共产主义，“即刻脱离国民党”；或者“抛弃你们原有的主义，脱离了你们原有的政党，以个人资格做中山主义的真信徒”；“至少也该光明磊落开诚布公的和真正国民党党员努力合作，不要再像以前结党把持，存心利用”。他最后强烈地警告说：“对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军阀的确万不能妥协，对卖党求荣的官僚政客的确要打倒他们，但是对中国国民党真正正统派的党员却不该一律的不妥协，一律的要打倒。须知你们若以合理的态度对他们，他们是你们荆棘途中的伴侣；你们若始终持迷不悟，一味以敌人的态度相待，那么，朋友们，他们都是具有中山先生的精神的，对任何恶势力非扑灭不止。拿出国民党主人翁的资格，驱逐你们出党，倒是一件极平常的小事。”[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