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党内分化之缘起
由于历史的以及其他种种原因，国民党的组织一向比较涣散，内部人事方面的纷扰与冲突，也时常发生。但是，1925年国民党自身所发生的一系列分裂事件，却主要基于同一个原因，就是党内对孙中山“容共”政策由来已久的意见分歧。自从1922年秋天孙中山接受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以来，围绕着“容共”政策的利弊得失，国民党人之间就一直存在着不同意见。
刚一得知孙中山实行“容共”，并准备改组国民党，最先表示异议者即为在海外之华侨党员。据孙中山介绍说：“本党旧同志骤闻共产党员纷纷加入本党消息，顿起怀疑，盖恐本党名义被彼利用也。对于此事怀疑尤甚者，为海外同志。本总理曾接到海外华侨数次函电询问：此次改组是否为[改]国民党为共产党？如为改成共产党，则华侨同志决不赞成。”[1]
身为华侨商人党员，自同盟会时起即为革命在南洋积极筹款，对孙中山的事业帮助甚大的邓泽如，这时也怀有同一恐惧。他曾历任大元帅府大本营建设部长、参议、两广盐运使和广东省长等要职，这时则是孙中山委派的九名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之一，并被授权与廖仲恺一同召集特别会议，参与负责改组事宜并兼任广东支部长。其地位之重要，可想而知。正是他，于1923年11月29日国民党“一大”召开前夕，领衔上书孙中山，历陈“容共”危险。这件事的直接起因是他得到消息说：“俄人替我党订定之政纲政策，全为陈独秀之共产党所议定”。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因为他担心：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乃“有系统的有组织的加入”，不仅要“利用我党”，而且欲“借国民党之躯壳，注入共产党之灵魂”，阴谋使国民党外结怨于国际，内断绝实力派之协助，“陷于孤立无援之地”。据此，邓泽如与林直勉、赵士觐等在上书中尖锐地提出：“奸人谋毁吾党，其计甚毒，不可不防。”[2]
国民党过去的组织几乎都在海外华侨当中，“在国内，毫不具基本组织，所谓活动，只有少数有知识有势力之人为高级之政治的活动”。“重要分子与在下层阶级之同志，永无见期，即相见亦树一阶级之墙壁，不相融合。”[3]换言之，国民党以往在国内之基础，主要是依靠少数有知识者或有恒产者，而无论海外华侨，还是国内少数有知识有势力之人，他们切身的经验都使他们绝难接受共产党人阶级革命理念。张继等人最初主动为国民党引进共产党人，除了多年与共产党领导人的相识和私谊在起作用外，还因为他、吴稚晖、李石曾等早年也都曾经是无政府主义者，后来也都加入了国民党，因此相信共产党人同样能为国民党所用。但自1922年秋共产党人先后开始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来，他们却渐渐认为共产党另有一套，并不真心尊重国民党的领袖，也不真正信仰国民党的主义。甚至身为国民党员，却在共产党的杂志上动辄批评、规劝国民党，俨然以指导者自居。这种情况，在中华革命党时有过宣誓效忠孙中山个人经历的老党员眼里，是绝对不能接受的。[4]基于对国民党特有的感情，国民党改组伊始，并非海外华侨出身的老党员，也纷纷表现出对无条件“容共”的怀疑态度。根据国民党“一大”前夕上海中央干部会议纪录，张继、彭素民、张秋白、居正、吕志伊等人，已在会上不同程度地对共产党有组织有目的地加入国民党却不加防范的做法，表示疑问。他们强调：“社会党有社会党之精神，未必可以完全服从于我”，“若个人行动而跨入别党者，尚有可原，若改组时带有奖励别党情形，殊为可虑”。他们建议规定，“既进本党，自应遵奉本党主义，……其他团体不可仍存一党见”。无论如何，“党中不可有党”。[5]
国民党内部分歧，在改组前夕实际就已经发生。当时，在孙中山身边的重要干部，如胡汉民、汪精卫等，对“容共”政策明确抱理解和支持态度。当有党员鉴于共产党人极力争取国民党“一大”代表席位，因而怀疑“容共”作用时，胡汉民即直言批评说：“你这回的怀疑，我敢认为是无益有损的‘过虑’。你说有若干由共产党加入本党的同志……选举的时候，他们居然以少数竞选胜利，你甚为不安。我推测你的意思，大约是歧视他们，我以为不应该的。”“你研究过民生主义，你至少可以认共产党为友党。至现在已经加入本党的党员，就更是党中同志，还有什么可以歧视的地方？他们以少数人能竞选胜利，是他们对于党的热心，是他们能奋斗的结果，难道妒忌他，可以说他们不对么？”“你说他们还和共产党未断关系，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你知道当同盟会的时代，同志李石曾、吴稚晖、褚民意（谊）先生曾在巴黎入过无政府主义党吗？褚民意先生还和雷铁崖先生为政府问题大笔战一次。在他人说，或者疑惑这几位先生已经不做同盟会的党员，不和我们一起进行革命，谁知到了辛亥革命实现的时候，这几位先生同我们一样尽力，而且至今天还承认和我们是同志。无政府主义离我们比较共产党更要远些，几位先生和无政府发生关系，尚且不必怕，他们和共产党不断关系又有什么可怕呢？这个先例或者你以为是最少数的人，这几位先生不是他人所能及。就请再看同盟会时代三点会、哥老会等会员加入本党，我们欢迎之下，并不迫他们断绝原有会党的关系，也不会发生什么问题。三点会等只是反清复明的宗旨，和同盟会的民族主义相近，也就如共产主义和我们的民生主义相近。我想这个先例，你不能不承认了。我劝你并劝各同志抛去彼此歧视见解，一致的向主义进行，努力于主义底下所应有的工作。到了大家一样的努力，那时什么猜疑都没有了。”[6]
国民党改组之初，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影响及势力尚小，两党之间的纠纷亦不多，再加上孙中山的自信与权威，要想从根本上质疑“容共”政策，几乎没有可能。也正因为如此，在孙中山对邓泽如等人的上书详加驳复之后[7]，邓泽如等即不敢再提异议。原上海中央的干部在听取了廖仲恺代为解释的孙中山的意见之后，也不再有直接的反对意见提出。在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孙中山更于开会次日，即发言说明“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毫无冲突”，要求老同志不再排斥新同志。[7]结果，在心存敬畏之下，会上全无表示怀疑孙“容共”政策之人，即使有所质疑，也仅止于双重党籍问题而已。
有关共产党人双重党籍问题的讨论，发生在1924年1月24日和28日审议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的会议上。先是章程草案审查委员会委员、上海大学教授何世桢在24日的审查草案会议上提出，应增加“国民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的条款。十七名审查委员中，除中共党员谭平山、李大钊、毛泽东和赞成并拥护孙中山“容共”政策的廖仲恺、汪精卫、戴季陶等六七人外，谢持、茅祖权、居正、石瑛、邓泽如、谢英伯、于右任等，大多都是已经或后来对“容共”政策表示怀疑甚或反对态度者。然而，何世桢的提议竟因多数反对而不得不撤回，足见当时会议的气氛。28日，讨论章程草案，方瑞麟提出，应明文规定“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附议者在十人以上，照规定，得交大会讨论，但公开发言附议者也仅两三人。不仅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发言，为共产党人的双重党籍问题辩护，其他发言者也大都反对方瑞麟的提议。包括后来转为反对“容共”政策的叶楚伧，也极力主张：“今既有人来归，加入我们的团体，为甚又不要他？”叶强调说：“凡加入本党者，只要能行本党主义，能遵守本党党章，就是我们的同志。”在这种情况下，方瑞麟的提议自然不了了之。[8]
尽管国民党内原本怀疑“容共”政策的老党员，在国民党“一大”期间出于对孙中山的敬畏，没有发出不同的声音。但是，“一大”召开和国民党正式改组的结果，却再度刺激了他们。这是因为，新组成的国民党中央权力机构，即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新入党的共产党人一举拥有将近四分之一的席次。[9]而作为中央权力执行机关的中央党部不仅移驻广州，脱离了老党员聚集的上海，而且新选用的干部大都是支持“容共”政策的党员或共产党人，组织、工人、农民等部部务则基本上落入共产党人的掌控中。北京、上海等执行部中，支持“容共”政策的党员和共产党人也是身居要职，过去长期得到孙中山倚重的众多老党员突然间被搁置一旁，无所事事。[10]各地新成立的省党部中，亦因组织部及执行部掌握在共产党人手中，所派筹备员多为共产党人的缘故，有相当部分实际上为共产党人所控制。本来就不赞同把中央党部移往广州的一些老党员，眼看党权旁落，倍感失落和不满。自1914年中华革命党成立，到1919年中国国民党成立，一直分任总务及党务负责人的居正、谢持等人，或不辞而别，或去乡下务农，其态度之消极，不言而喻。[11]曾倍受孙中山倚重，协助发起组织中华革命党，并历任大元帅府参议、大本营宣传处长，长期协助孙中山从事党务和宣传活动的田桐，得知“一大”结果后，专程从上海赶去广州，向孙中山“抗争三次”，不得结果而归。[12]更有甚者，“一大”刚一确定联俄、容共政策，广州和香港就开始有了国民党已经“赤化”的流言，此事使得部分根本反对共产主义的国民党人如坐针毡。邓泽如、刘成禺、谢英伯、萧佛成、徐清和、张秋白、王祺、凌毅、方瑞麟、江伟藩、谢良牧、冯自由诸人，连同各省及华侨党员参加者五十余人，在广州太平沙林宅集会，“通过警告李大钊等不得利用跨党机会以攘窃国民党党统案”，准备公告天下。廖仲恺等人得知后，深感此举有违党纲党纪，当即提出报告，经鲍罗廷提议，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根据“一大”通过的章程，几乎立案革除领头的冯自由、谢英伯、刘禺生、徐清和四人党籍。惟孙中山念及四人均为追随自己多年的老党员，才允许他们“自行辩护”后加以告诫了事。[13]
中央执行委员会拟革除冯自由等党籍，足以显示广州国民党中央多数此时有以党纪维护孙中山“容共”政策之意。而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国民党“一大”后执监委首次全会的决定，留驻广州并经常出席中央会议者，恰恰主要都是老党员。如林森、邹鲁、李烈钧、彭素民、柏文蔚、戴季陶、谭延闿、邓家彦、邓泽如、杨庶堪等，大都是自同盟会起便追随孙中山革命，并历任要职者。共产党人却只有谭平山和林祖涵两人。林祖涵2月底辞去农民部部长，前往汉口执行部之后，能够参加中央会议的共产党人，更只剩下谭平山一人。即便如此，广州中执监委维护“容共”政策的态度也并无动摇。
广州中央这时“容共”政策之坚定，在广州出版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机关报《中国国民党周刊》上的重要言论中也反映得很清楚。1924年4月20日，该刊登载中央执行委员胡汉民的一篇长文，其中就瞿秋白刊载在《新青年》的一篇引起部分国民党人不快的文章，进行剖析与解说。该刊发表此文的意图十分明显，就是希望能够引导国民党人正确解读共产党人的相关文章，不致发生误解。因为共产党人发表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以及《新青年》等杂志上的批评文章，经常在国民党内引起激烈反响。像其他支持“容共”政策的国民党人一样，胡汉民也不赞同瞿秋白的某些批评，比如把过去的国民党与民族资产阶级划等号，断言中国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等等。他甚至提出，瞿秋白的那些阶级分析和强调国共两党终极目的不同的言论，会引起误解。因为强调什么“借重”、什么“策略”，就难免会被人误以为共产党只是想“利用”国民党，并“会一直误会到（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不过是一个策略，差不多是以党团加入其他非党的社会里头的行动，会误会到多少党员是另外一个党团，在本党内另自造他的活动，时时另受他党暗里的指挥”。但是，胡汉民长篇大论地分析此文的目的，却是要国民党人了解：第一，这篇文字“是要叫国民党以外其他有革新思想主义的人，无论共产党及若何的党派——尤其是共产党——尽量加入国民党。主要的意思不在于对国民党的批评”。第二，因为要叫这些过去看不上国民党的人加入国民党，作者必须对国民党的过去加以批评，批评过去是为了肯定现在，因此作者“所批评的话多半是重视国民党，而期望甚切，看的人不可‘因词害意’”。[14]
同样的情况，《中国国民党周刊》5月25日还发表了老党员吴稚晖的一封公开信。这封信是答复无政府主义者华林的。华林在《时事新报》发表了给张继的一封信，其中谈到：原无政府主义者李石曾、吴稚晖与国民党发生关系之时，即不啻与无政府宣布脱离关系之日。“将两不相容之主义而强和之，岂非宣布李、吴人格破裂乎？”吴稚晖就此做了相当长的一篇答辩。其中在谈到无政府党、共产党和革命党的关系时，也具体解释说：无政府党、共产党和国民党，说到底都是革命党。它们的分别只在程度不同。无政府党最彻底，共产党其次，国民党则最现实。“只是无政府主义未成熟，就作成了较低主义的共产党了，去生吞活剥，然他们到底也还是未成熟，逼住了改成什么新经济。于是此次国民党慎重于先，又降低了招牌以就历程，乃是革命的适应环境，无所谓亿万年有道之长。到底是一个国民党，如果革命精神存在，我信什么国民党、共产党，将来终要共上无政府的途程的呀。”因此，“无政府党罢、共产党罢、革命党罢，不约而同的终混在一起”，实不可免。他尤其看好此次改组，称过去国民党“把同党看做朋友，党首看做主人”，如今已觉悟过来，知道应当把怀抱急进主义的党派，哪怕是意见参差者，一齐团结起来。因为它已明白“团结非做朋友也，做同党而已”。当日周刊的编者，为此还特意在吴稚晖的信开头加上了一个副标题：“劝急进派都进国民党”。[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