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三二〇”事件的发生
1926年1月1日，国民党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的左派姿态表现得更加明显。除了继续宣传帝国主义、北洋军阀和一切“不耕而食，不织而衣”的资本家、大地主、土豪劣绅“是我们的敌人”这种阶级斗争的观点以外[49]，他更在宴请与会代表的演说中，明白阐述他对联俄容共政策的看法。他说：我们有些同志“以为我们联俄，是欲借外国力量，来平内乱，这完全是弄错了”。他指出：中国的问题是要打倒军阀，但中国的军阀是帝国主义的工具，“打倒军阀，就是打倒一切的帝国主义”。因此，“中国革命完全是世界革命，我们要中国革命成功，一定要联合世界的革命同志”，“总理毅然联俄，即在联合世界革命党，因为苏俄是世界革命的策源地，亦是世界革命的中心点”。他甚至告诉那些担心俄国人会重蹈帝国主义覆辙，到中国来揽权窃柄的人说：只要注意到苏维埃宪法与制度，就可以肯定那是不会发生的，因为他俄国的党员和民众，万不能允许他政府有如此行动的。“所以我们对于俄国同志只怕他对于世界革命不肯负责任，而不要怕他来揽权窃柄。”同样，蒋也公开为共产党员进行辩护，强调：“共产分子是本校本军为最多，可是他们在本党是实行三民主义的。”他强烈批评党内反共产党的思潮和由此而生的种种纠纷，坚持必须“以总理之心为心，以总理之志为志，以总理之政策为政策，以总理之主张为主张”，一方面要整饬纪律，对于犯法的党员要严重处罚，一方面要安慰总理的灵魂，不使本党分裂。在他看来，“本党反对共产与拥护共产者，皆非主义之争，不过为私人的权利和意气之争”。故希望各位代表回去后，“对于反共产同志，可以问问他们，本党的共产分子现在所做的，有那一件是行共产主义？那一件不是实行三民主义？”“且看他们还有什么话来答复。”[50]
显而易见，在这样一种思想支配下，蒋对于国民党二大上共产党人地位的加强与上升，并无太多的反应。[51]至少，在蒋介石这时的日记当中，我们看不到蒋对二大后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权力明显扩张这一点有什么样不满的反映。在整个二大及二届一中全会召开期间，蒋的主要注意力其实更多地还是集中在北伐的问题上。
北伐是孙中山一贯的主张，也是完成孙中山遗愿的最主要的途径。但作为新成立的国民政府的北伐计划，最初却是由前苏联军事总顾问加伦（Galen，即布留赫尔，V. K. Bliukher）将军建议和主持制定的。早在1925年上半年，他就已经拟出初步计划，并分别提交给了国民党中央和莫斯科。蒋这时已有了相当的军事资本，且正在上升的势头上，雄心正大，因此对北伐由衷表示拥护，并很快也拟定了一个全面的北伐计划书。[52]按照他的设想，1927年8月就应“克复武汉”。因此，从1926年1月初开始，他就在极力推动北伐的实行。无论在春酌演说中，还是在二大军事报告当中，他都不遗余力地鼓吹北伐的必要性。对此，鲍罗廷最初也曾给予了相当的支持。但蒋无论如何想不到，1925年7月间，即在广州国民政府宣告成立，并正式编就国民革命军之际，他最为信赖的加伦将军奉调回国了。1926年1月，支持北伐，对他也帮助最大的政治总顾问鲍罗廷也突然辞职回国了。接任军事总顾问不久，全面接替加伦和鲍罗廷工作的季山嘉（Kisanca，又名古比雪夫，N. V. Kuibyshev）竟然对北伐大加阻拦。
蒋介石当然不会了解，鲍罗廷的突然回国，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莫斯科听信了以季山嘉为首的部分军事顾问的意见。而苏联顾问对北伐行动的坚决反对，也纯粹是因为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东方部这时都有明确指示，要阻止广州进行北伐。[53]因此，不明就里的蒋不会把账算到莫斯科的头上，他只会对季山嘉等人在北伐问题上的出尔反尔和不容商量的武断干涉，产生极大的不满甚至是猜疑。过强的自尊心使蒋难以接受把话放出来又吞回去的窘境，何况自陈炯明叛变以后，北伐早已成为检验国民党军事人员对孙中山忠诚程度的一项最重要的指标。在这种情况下，蒋难免会把季山嘉的反对看成是季山嘉与他之间的一种个人恩怨。一向疑心很重的蒋介石怀疑季山嘉是冲着自己来的。为此，他先是以脚痛心闷拒不出席国民党二大的闭幕式，忿忿然曰：“我以诚往，彼以诈来，非可共事也。”继而联系到党内各种问题与困难，慨叹“人才缺乏，精神涣散，同志不明事理，挑拨离间，尽其所能”，深感党内环境“可谓险矣”，心情渐坏以致难以名状。[54]
北伐之结尚未解开，军事委员会忽然又削减了已经定好的黄埔军校经费，平白无故把减下来的部分挪给了本来经费已经不少的第二师。该师是在蒋介石指挥下的第一军的主力之一，但师长王懋功自代理广州卫戍司令以来，与季山嘉和汪精卫走得较近，表现左倾，引起孙文主义学会的忌恨，早有许多流言，让蒋猜疑和不满。[55]如今军委会的做法更不能不使蒋怀疑季山嘉想要把第二师从第一军中挖走。鲍罗廷等苏联顾问几个月前就曾利用蒋时任广州卫戍司令的便利，赶走许崇智，把蒋推上了权力巅峰。对此有过亲身经历的蒋介石自然记忆犹新，而且格外敏感。因此，蒋对季山嘉的疑心不免使其“意颇郁郁”，心里痛责苏联顾问“倾信不专”。再联系到季山嘉在北伐问题上的态度，蒋尤不能不怀疑季山嘉别有企图。以至与季山嘉谈政局与军队组织，也总是感觉季山嘉“语多规讽”，暗忖其“疑惧我之心，亦昭然若揭”。[56]蒋的性格一向是，合则聚，不合则离。既然大权在季山嘉等人手里，你看不上我，我也不伺候你。于是，蒋不仅辞去第一军军长一职，不就国民革命军总监，而且鉴于“苏俄友人疑忌侮慢防范欺弄”，“环境恶劣有加无已，而各方怀疑渐集，积怨丛生，部下思想不能一致，个人意向亦难确定”等原因，更先后要求辞去广州卫戍司令和东征军总指挥的职务，甚至向汪精卫提出要“赴俄休养”。[57]
蒋介石遭遇逆境时容易发脾气、使性子，甚至离队而去，有史可查。当年，蒋在跟随孙中山的不到八年时间里，动辄因为对人事问题不满，不管不顾，擅离职守，从前线返回上海或老家就曾多达十余次。即使孙中山或党内同仁反复劝诱批评，自己每每也反省脾气太坏，结果遇事还是照旧。[58]足以见其暴躁、任性的本性根深蒂固。然而，蒋当年之所以总是旧病复发，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那时都是作为孙中山委派的军事参谋人员去军阀部队里做参谋或参预指挥工作，他手下没有一兵一卒。他之所以总是难以与前线的军事将领合作，一个基本原因也是因为多数手下有兵的将领或者不听调遣，或者对他的介入心存戒备和抵触。如今的情况则大不相同。蒋手下已有一军一校，并且是国民党最精锐的力量。对于这两支力量，尽管他理智上把它们视为党军、党校，并且真心想让它们为国民党的事业服务，但受传统和环境的影响，他从一开始其实就像其他将军们一样，在相当程度上把它们当成了自己安身立命的某种重要资本。如今无论遇到怎样的纠纷，他都断不会像过去那样轻易甩掉部队回家去了。恰恰相反，正因为他视这支军队和学校一如己出，一旦认为有人阴谋把它们拆散或夺走时，他注定会毫不犹豫地做出自卫的反应。
这种情况很快就发生了。2月24日，国民政府组成两广统一委员会，在原有的六个军的基础上，不知何由，空出第七军的名义，而将广西军队改编为第八、九军。季山嘉等人这种奇怪的作法立即惹起蒋的强烈反弹。联系到将近两个月来种种可疑的情况，他断定此举一定是季山嘉等想通过把王懋功的第二师拉出去，另立为第七军，进而削弱自己力量，并夺取广州控制权的一个重大阴谋。因此，他一不做，二不休，26日即采取行动，重演驱逐许崇智的故伎，一举将王懋功扣押起来，随即遣送上海，同时任命自己的亲信刘峙接替了第二师师长一职。事后，他在日记中愤然写道：王懋功“狡悍恶劣，唯利是图”，有人则“用心险恶不可问，外人不察，思利用以倒我”，“故决心驱除之”。[59]
王懋功被除去，第一军得以巩固，蒋一度相信季山嘉等再难以向自己挑衅了，因而心情一时明显好转，相信已“稍获安定”。他在27日上午找到汪精卫，力陈季山嘉“专横矛盾，如不免去，不惟党国有害，且必牵动中俄邦交”。扬言“如不准我辞，就应令季山嘉回俄”。汪虽稍加劝慰，也“允即进行”。下午再见汪时，汪称季山嘉已自知其错误，并露辞去之意。蒋更为放心，暗自庆幸，估计季山嘉当不会再起什么作用了。[60]
自然，蒋多疑的性格不可能因为季山嘉一时的示弱而放松警惕。恰恰相反，注意到季山嘉并没有马上辞职回国的意思，蒋不能不担心季山嘉还会采取其他手段对他进行报复。3月4日，军校教育长邓演达来谈国共纠纷和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扩张趋势，断言将来结果：“本党必归于乌有，而以共产派起而代之”，到时候惟有靠黄埔军“领导青年左倾，共图国民革命之成而已”。邓演达的说法使蒋重又感到担心，暗中哀叹：“单枪匹马，孤苦零丁，孤孽颠危，此吾今日之环境也。”[61]而随后新任第二师师长刘峙和邓演达送来的油印反蒋传单，更进一步证实了蒋介石的猜疑，即共产党人很可能会被人利用来反对自己。尤为让蒋担心的是，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活动向不公开，这就更增添许多危险的因素与变数。不过，他依旧公开演讲称：“反对共产主义，就是反对三民主义，怀疑三民主义，亦就是反对共产主义。”“如果真正是三民主义者，决不反对共产主义；如果真正是共产主义者，亦决无怀疑三民主义之理。”他告诫军校学生一定不要“自家反对自家的主义，自家拆散自家的战线”。[62]
就这时的蒋汪关系而言，断言蒋表面上与汪打得火热，实际上把汪同样视为“假想敌”，似欠公允。[63]毕竟，蒋虽然极其暴躁任性，但严格说来，他到底还是那种受到旧式文化和教育影响，熟知纲常礼义，有一定自知之明的人。[64]在这里，一个最典型不过的例子是，1924年10月孙中山根据鲍罗廷的建议决心建立革命委员会，并决定吸收蒋加入而意欲排斥长期在孙身边且为孙所重用的胡汉民与汪精卫，蒋得鲍罗廷通知后不仅没有因为自己从此可以位居胡、汪二人之上而暗生欢喜并幸灾乐祸，相反倒诚惶诚恐，“期期以为不可”，与鲍罗廷当面争辩。他在随后给孙中山的信中更直言要孙重新考虑此一安排。函称：“中以为必须展堂（即胡汉民——引者）与季新（即汪精卫——引者）之名列入为妥，若列入之后，彼自不来，则为另一问题，而组织名单万不可无胡、汪，否则不如暂缓组织之为上也。”“若恐其主张不一或反对执行，则最后决定仍在先生，任何委员不能违反，何必先拒人于千里之外也？”[65]蒋自知自己资历上远浅于这时的国民党政治领袖汪精卫，汪对其迅速崛升又有相当帮助，汪在蒋与季山嘉的矛盾当中最初也并未明显地偏袒后者，故蒋这时亦仍把汪视为可与之交心的上峰与朋友，还在与汪切商各种问题。因心情不好未回答汪的问题，发现后还“甚为歉惶”，批评自己“固执太过，使人难堪而启衅隙”。得知汪一如既往，毫不介怀，更会心生“感动”。也正因为如此，与季山嘉的过节乃至整个政策的把握问题，如怎样避免大权旁落，既与共产国际一致行动，又不失自动地位等，他都愿向汪精卫提出并讨论。有汪精卫的理解，即有国民党组织为后盾，他虽对共产党人有担心，这时也止于批评：“不能相见以诚，办世界革命之大事”，“貌合神离，则未有能成者”。[66]
让蒋再度意想不到的是，3月14日，当他与汪精卫谈话时，他发现居然连汪也开始对他表现出不耐烦和轻视的态度。这表现在汪明显地相信季山嘉的话而听不进蒋的解释，且“有讽余离粤意”。这一情况显然使神经已经十分脆弱的蒋深受刺激，怀疑汪“受谗已深，无法自解”。蒋思想上由此更陷于极度焦虑之中。想到汪的地位和作用举足轻重，若汪亦不信任自己，再有季山嘉在旁怂恿策划，加上共产党从旁相助，后果岂堪设想？更为严重的是，多疑的蒋马上开始怀疑安排王懋功脱离第一军的计划中也有汪精卫的份，想到这一层，蒋自然变得更加神经质，15日一整天坐卧不安，就连他自己也发觉自己“忧患疑惧已极”，难以自制了。他反复检讨，更后悔自己“缺乏政治知识，又少组织能力”，一向“以为政治组织完全（可以）信任同志，不必研究”，对汪竟“不能察言观色”，结果不但“为人之傀儡”，而且竟落到了坐以待毙的危险境地。[67]
分析蒋介石这些天的心理状态，我们不难看出蒋直到这时都还不是一个精明的政治家，依旧只是一介军人。其实，蒋更具军人特点这一点，在他刚到俄国时，苏联的陪同人员就敏锐地发现了，他们明确认为：蒋“在军人当中有点直言不讳，也不采取足够的防范措施。他们遵循的习惯和提出的问题说明他们是军人”[68]。职业军人考虑问题及处事直来直去的方式，加上其自身的多疑性格，在政治上和人事上稍遇复杂情况与变化，就难免会陷于极度疑惑乃至焦虑之中。何况在相信汪精卫已倒向季山嘉一边后，蒋自认已不再有国民党组织可以依靠，自然更会惶惶不可终日了。到17日晚，他已痛苦到“入地狱”一般，以至于在日记中痛陈：“不能说，不忍说，且非梦想所能及者，政治生活，宦海风波，至于此极，可谓历尽艰难矣！”[69]
就在这时，又一个看上去多少有些偶然的误会使蒋介石本来就绷得过紧的神经再也承受不住了。
3月18日傍晚，因由上海开往广州的商轮定安号被匪抢劫，有人向黄埔军校求助，军校值班人员当即电请驻省办事处速派船来，以应急需。办事处主任随即向海军局请援，海军局当天夜里即令中山舰出动。次日晨7时，中山舰遂驶往黄埔。中山舰驶出不久，因俄国考察团上午提出要参观中山舰，海军局身为共产党员的代局长李之龙于是又打电话请示正在广州的蒋介石，告以俄国考察团要参观一事，询问可否将中山舰调回。这时又恰好汪精卫两三度问他是否或何时回黄埔，蒋正疑心汪的用意，一听说中山舰没有他的命令已开去黄埔，顿时怀疑其中有诈。他当即猜测：“为什么我既没有命令要中山舰开去，而他要开回来，为什么要来问我？”“中山舰到了黄埔，因为我不回黄埔在省里，他就开回来省。这究竟是什么事？”[70]联系到他的赴俄护照刚好得到批准，本来就处于高度紧张当中的他马上就得出结论，相信多半是有人准备用他对付许崇智和王懋功的办法，把他架去苏联。[71]“欲摆布陷我也。”西山会议派这时散布的谣言，自然更加剧了蒋的紧张心理。
既如此，蒋介石像以往遇到此类事情的反应一样，一气之下，不顾一切，撂下工作马上走人。当然，这时的走，不过是“准备回汕（即汕头东征军司令部所在地——引者）休养”而已。走在路上，他一直处在极度愤怒之中，始终认定“对方设法陷害，必欲使我无地自容，不胜愤恨”。蒋这里所说的“对方”，显然是指汪精卫与季嘉山。但左思右想之后，蒋终于发现悄悄溜走绝非上策，反而容易给汪、季等打击自己进一步提供口实。结果，如蒋的日记所记，“下午五时，行至半途，自忖为何必欲微行予人以口实，志气何存？故决回寓，牺牲个人一切，以救党国也”。回到东山寓所后，蒋与部下连夜开会，“四时往经理处，下令镇压中山舰阴谋”。[72]
蒋介石所以会去而又返，并不惜动武，根本原因是因为他已有了武力的凭藉，大可不必像过去完全以消极的办法处之。对王懋功的断然处置，已经清楚地显示出这一作法的效力。但更重要的是，既然蒋相信汪、季意在打击自己，他自然会注意到微行出走的害处。事变发生后，汪精卫悄然遁迹，蒋介石自认为怀疑得到证实，因而断言：“为人不可有亏心事也”，“精卫如果避而不出，则其陷害之计，昭然若揭矣”。[73]此足以证明蒋临机之际也必定会有一样的考虑与担心，害怕消极躲避反而会让汪、季怀疑自己做贼心虚。即如此，蒋不惜一搏以表明自己不愿任人摆布的态度，实属必然。
蒋介石爱使性子，容易走极端的性格自然也是重要原因。半年多来他正处于权力地位急速上升的态势，这使其心态上已远不同于孙中山时代。自负的心理和强烈的抱负心因此已变得更加亢奋，北伐的提出与坚持，就是明证。当年的党是孙中山的，蒋虽自认有许多宏大设计和长处，却苦于没有自己置喙的余地。而今党内蒋自恃已没有几位真有资本和威望可以承担孙中山重托的人选，在党面临如此重大的历史选择面前，是拱手把党让给汪精卫和季山嘉去摆布，最后像邓演达所预计的那样，使国民党“归于乌有，而以共产派起而代之”，还是不顾一切阻止党权旁落，自己冒险挺身而出，不惜犯错误以证明自己问心无愧呢？联系到蒋过去一向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历史，我们也不难想象他一定会选择后者。
[1] 杨天石、余敏玲对于蒋介石早年思想和发动“三二〇”（中山舰）事件的原因的研究，是笔者所见目前相关研究当中唯一较少预设主观价值判断的论文。杨基本上认为蒋早年思想的主要倾向是“追求进步”的，“三二〇事件”的发生，亦属偶然，非蒋之蓄谋。余则相信蒋“既不是一个反共的先知先觉，也不是表里不一的反共阴谋家”。分别见杨天石：《从蒋介石的日记看他的早年》，《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杨天石：《中山舰事件之谜》，《历史研究》1988年第2期；余敏玲：《蒋介石与联俄政策之再思》，《近代史研究所集刊》（以下简称集刊）第三十四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年12月。
[2] 蒋介石：《本党国民革命和俄国共产革命的区别》，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0卷，（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印行，第390页。
[3] 这里可以提及的较具代表性的中文研究著作有李云汉的《从容共到清党》（台北中华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66），黄道炫的《蒋家王朝·民国兴衰》（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以及汪荣祖、李敖的《蒋介石评传》（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年版）。
[4] 转见杨天石：《从蒋介石的日记看他的早年思想》。
[5]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中国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第48、55页。
[6] 《蒋介石年谱初稿》，第57页。
[7] 蒋一生中批评自己性格及处事方法的文字甚多。此时较集中者可参见《蒋介石年谱初稿》，第50—56页。
[8] 《蒋介石年谱初稿》，第62页。
[9] 《孙中山复蒋中正函》（1922年8月30日），《孙中山全集》，第六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35—536页。
[10] 《孙中山致蒋介石函》（1922年11月21日），《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616—617页。
[11] 《蒋中正致苏俄党政负责人意见书》（1923年8月5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筹笔2010.10/00001/001。
[12] 转见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129—131页。
[13] 有关孙中山西北军事计划提出及孙逸仙代表团赴苏接洽失败的经过，可参见拙作：《孙中山的西北军事计划及其夭折》，载蒋永敬、杨奎松：《中山先生与莫斯科》，（台北）中山学术文化基金会2001年版，第177—226页。
[14] 转见《蒋介石年谱初稿》，第167页。
[15] 转见《蒋介石年谱初稿》，第168页。
[16] 《蒋介石年谱初稿》，第136、142、167—168页。
[17] 目前所能见到的蒋介石日记、文稿，除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及台北“国史馆”、党史会原藏，确属当年亲笔者外，多应慎重使用并加考证。因蒋向有整理修订日记习惯，而录有大量重要日记、文稿的《蒋介石年谱初稿》、《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先生》、《总统蒋公大事长编》以及《事略稿本》、《困勉记》、《省克记》等等，更常有经编纂者改动原文，致使各书引用同一文字，却各不相同的情况。
[18] 1920年3月31日蒋日记曾记述胡汉民、廖仲恺等来电，对他受召前往福建漳州前线事“似有幸贺之意”，“余亦不乐”的情况，称“此皆资格与识力不足，为人另眼重视”，故深恨自己“实不副名”。这再清楚不过地反映出蒋对自己地位格外计较的心态。见美国胡佛研究所藏《将介石日记》原稿复印件，第2盒。
[19] 《蒋介石年谱初稿》，第161、167—168页。
[20] 《蒋介石年谱初稿》，第160—164页。
[21] 《蒋介石年谱初稿》，第164—168页。关于蒋介石这时出走之原因，汪荣祖、李敖分析蒋纯粹因为权力欲不得满足，并称其做致廖函乃为纠正其游俄报告书较正面的意见，似嫌简单化。见《蒋介石评传》（上册），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93—94页。
[22] 《杜霍夫斯基关于国民党代表情况的札记》（1923年9月10日）、《关于国民党代表团访问第144步兵团情况的书面报告》（1923年9月17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288、290—292页。
[23] 《国民党代表团关于中国国民运动和党内状况的书面报告》（1923年10月18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301页。
[24] 《有国民党代表团参加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速记记录》（1923年11月26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330—338页。
[25] 《困勉记》1923年9月9、17、21、22、23日，10月10、13、16、18日，11月4、7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
[26] 参见孙中山：《三民主义·民生主义》（1924年8月3、10日），《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355—394页。
[27] 余敏玲断定蒋这时“认为三民主义是反对阶级斗争”，未能举出史实加以证明。余敏玲：《蒋介石与联俄政策之再思》，台北《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三十四期，第71页。
[28] 《蒋介石言论集》，第一集，中华书局1964年内部刊印稿，第197—200页。
[29] 《蒋介石年谱初稿》，第167页。
[30] 转见曾庆榴：《广州国民政府》，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36页。
[31] 蒋介石：《俄国党员活动的方法及其成效》（1924年6月29日），《蒋介石言论集》，第一集，第311—313页；《黄埔丛书》，第二集，第63页；《加拉罕在联共（布）中央政治政治局使团会议上的报告》（1926年2月11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2），第77页。
[32] 蒋介石：《中国现状及俄国革命成功之原因》（1924年9月25日）、蒋介石：《新兵精神教育问答》（1924年10月）、蒋介石：《当兵的意义和责任》（1924年11月30日），以上见《蒋介石言论集》，第一集，第368—371、391—401、485—488页。
[33] 蒋介石：《主义不行，党员之耻》（1925年4月9日），《蒋介石言论集》，第二集，第69—72页。
[34] 蒋介石：《追悼廖党代表应努力实现三民主义》（1925年8月31日），《蒋介石言论集》，第二集，第201—202页；蒋介石：《祭廖党代表文》（1925年8月31日），《革命军》第8期；蒋介石：《真革命党必决心成仁》（1925年），《蒋介石言论集》，第二集，第210—212页。
[35] 蒋介石：《汕头东征军总指挥部苏俄革命纪念宴会演讲辞》（1925年12月11日），《蒋介石的革命工作》，上海太平洋书店1926年版，第56—57页；蒋介石：《再论联俄》（1926年1月10日），《蒋介石言论集》，第二集，第337—338页。
[36] 蒋介石：《坚持最后五分钟是一切成功的要诀》（1925年9月9日）、《团体训练的重要》（1925年9月13日），《蒋介石言论集》，第二集，第226、233—235页。
[37] 上海《民国日报》1926年1月1日元旦增刊第一、二版。
[38] 《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月1日第十一版。
[39] 包括对西山会议派，蒋虽公开严厉批评，内心里却颇念旧情，基于不愿根本破裂和尽可能维护党内团结的角度出发，曾设想不把西山会议问题提交国民党二大做裁决。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原稿复印本，第4盒，1926年1月11日。
[40] 蒋介石：《军校学生应绝对信仰三民主义》（1924年7月30日），《蒋介石言论集》，第二集，第340—341页。
[41] 《鲍罗廷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上的报告》（1926年2月15、17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3），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140页。
[42] 葛建时：《忠告我们的好朋友—一共产党》，上海《民国日报》1926年1月7日“觉悟”副刊。
[43] 《“非同志”》，上海《民国日报》1925年12月22日第二版。
[44] 《“非同志”》，上海《民国日报》1925年12月22日第二版；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原稿复印本，第4盒，1925年12月4日。
[45] 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原稿复印本，第4盒，1925年12月8日。
[46] 《王懋功关于未从孙文主义学会勾结西山会议派反共遭恨和表示忠于蒋中正致张静江函》（1926年3月7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四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59页；蒋介石：《致广州孙文主义学会电》（1926年12月23日），《蒋介石言论集》，第二集，第315页。
[47] 蒋介石：《坚持最后五分钟是一切成功的要诀》（1925年9月9日）；蒋介石：《团体训练的重要》，《蒋介石言论集》，第二集，第226、233—235页。
[48] 《关于党内问题之重要函》，《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月11日第十一版。
[49] 蒋介石：《检阅教导师第二团训话》（1926年1月28日）、《检阅教导师第一团训话》（1926年1月30日），《蒋介石言论集》，第二集，第373、377页。
[50] 蒋介石：《再论联俄——在黄埔军校宴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及俄国同志演说》（1926年1月10日），《蒋介石言论集》，第二集，第337—340页。
[51] 在国民党二大选举的结果中，中央执行委员36名中8名是中共党员，候补委员24名中6名是中共党员，约为1/4弱。在随后选举的中央常务委员当中，更取得了1/3的席位，即9名委员中3名为中共党员。而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八部一秘九个部门中，则更进一步实际取得了3个部长，和8个部秘书（即副部长）、一个书记长的席位，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掌握了国民党中央的领导机关。详见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474页。
[52] 加伦：《今后南方工作展望或曰1926年国民党军事规划》，转见卡尔图诺瓦：《加伦在中国》，中国社会出版社1983年版，第222—224页。
[53] 有关联共（布）中央这个时候反对北伐的具体情况，可参见拙作：《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1920—1960）》，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版，第74—78页。汪荣祖、李敖书关于“俄顾问不过是觉得北伐尚非其时，蒋以此与季山嘉争论，不过是制造中山舰事变诸多借口之一”的说法，以及黄道炫关于季山嘉只是反对蒋北伐武汉，顺长江底定东南的计划不表赞成，主张由武汉挺进西北，与冯玉祥的国民军汇合的说法，均与史实出入较大。参见汪荣祖、李敖：《蒋介石评传》，第127页；黄道炫：《蒋家王朝·民国兴衰》，第103页。
[54] 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原稿复印本，第4盒，1926年1月8日。
[55] 包惠僧：《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95—196页。
[56] 转见杨天石：《中山舰事之谜》，《历史研究》1988年第2期。
[57] 1926年1月15日蒋上书辞第一军军长。2月1日军委会任命蒋为国民革命军总监，蒋未就。2月22日，蒋请军委会解除东征军总指挥职。2月7日通电辞一切军职。2月9日拟电准备辞军事委员及广州卫戍司令职务。分见李云汉主编：《中国国民党一百周年大事年表》，台北：国民党党史会，1994年，第198—199页；《蒋介石言论集》，第二集，第362、381—382页；杨天石：《中山舰事件之谜》，《历史研究》1988年第2期。
[58] 参见汪荣祖、李敖：《蒋介石评传》，第59—87页。
[59] 杨天石：《中山舰事件之谜》，《历史研究》1988年第2期。
[60] 参见杨天石：《中山舰事件之谜》；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原稿复印件，第4盒，1926年2月27日。
[61] 前引《蒋介石日记类钞·党政（一）》。
[62] 蒋介石：《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四期开学典礼训话》（1926年3月8日），《蒋介石言论集》，第二集，第387页。
[63] 汪荣祖、李敖：《蒋介石评传》，第110页。
[64] 借用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人格可分为伊底（id），自我（ego）和超我（superego）三部分，即满足自我需要的欲望，对现实情境的权衡与道德意识的约束。每个健康人身上，这三者总是相互补充和相互对立的，只是何者更强的问题。可以肯定的是，蒋的道德感也未必弱于其自我放纵的部分。
[65] 《蒋介石年谱初稿》，第243页。
[66] 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原稿复印本，第4盒，1926年3月9日。
[67] 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原稿复印本，第4盒，1926年3月15日。
[68] 前引《关于国民党代表团访问第114步兵团情况的书面报告》。
[69] 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原稿复印本，第4盒，1926年3月17日。
[70] 蒋介石：《关于中山舰案》（1926年4月20日），《蒋介石言论集》，第二集，第447页。
[71] 有关这一事件的详细考证，可参见杨天石：《中山航事件之谜》，《历史研究》1988年第2期，黄道炫：《蒋家王朝·民国兴衰》第二章（三），及汪荣祖、李敖：《蒋介石评传》第二章第四节。
[72] 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原稿复印本，第4盒，1926年3月19日。
[73] 杨天石：《中山舰事件之谜》，《历史研究》1988年第2期；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原稿复印件，第4盒，1926年3月25日、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