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护党与联共的矛盾
蒋介石思想激进，支持并拥护联俄、联共，但这并不表明他对共产党或俄国人全无戒备心理。这种心理的产生，其重要原因是，蒋视国民党为中国革命的重心，也是他自己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正如他在莫斯科难以容忍留学生批评国民党及其领袖一样，他在1924年3月14日致廖仲恺函中所以强烈批评苏联与中共，其实也同样含有不希望外人左右国民党的思想情绪。
蒋介石究竟是更重视个人权位，还是更重视国民党的组织生命，这是一个颇难厘清的复杂话题。但毋庸置疑的是，蒋介石的个人权位及政治抱负，在相当程度上与国民党的组织生命结合在一起，不可须臾分开。从这个角度来分析蒋介石对联合共产党与戒备共产党问题的矛盾态度，应当不难发现，蒋的这种态度、心理和国民党组织生命的状况密切相关。当共产党人的言行有利于国民党的发展时，蒋就站在联共政策的一边；当蒋认为，共产党人的言行不利于国民党的发展时，他就戒备以至反对。[39]
如何保证国民党的团结与统一？基于中国传统的观念，自然需要一个不可逾越的政治权威和精神权威。而当时唯一能够统合国民党政治和精神的权威，当然就是孙中山和三民主义。以孙中山和三民主义为最高权威，以国民党为实现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组织载体，要求所有党员忠诚于三民主义和国民党，这在蒋介石看来天经地义。故蒋介石办校伊始，就准备将黄埔军校办成真正实现三民主义和党的意志的学校。为此，他在1924年7月30日对军校第一期学生训话时，就明白告诫说：“本校是为实施三民主义而创办的，除了按照三民主义的思想去实行外，没有别的事，也不许有别的主义侵犯到这个学校里来。以后我们党员对于三民主义，绝对要服从，不准有一毫怀疑，而且不许有批评三民主义的态度。如果有怀疑三民主义，或变更三民主义的人，那都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党员对于我们的三民主义，绝对不许批评与怀疑！”[40]
黄埔军校开办的最初几个月里，学生中虽然也有不同主义宣传的存在，主要却不是共产党的主义宣传，而是流行于社会上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散布。经过几个月的整顿和随后的军事行动，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渐渐不再成气候，国共两党的矛盾却开始由校外渗入到校内。从国民党中监委的弹劾共党案发生之日起，黄埔军校内部学生乃至教员中间，也不可避免地开始发生具有派别斗争性质的分歧与磨擦，更渐次生出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两个思想上明显区别的学生组织。这种区别与磨擦，因国共分歧而逐渐扩大，到1925年孙中山逝世、“戴季陶主义”出现，乃至廖仲恺遇刺前后，已经形成相当规模，再难视而不见了。
国共两党之间因性质、目标和具体方针政策之不同，存在相当的隔阂与误解，在所难免，但共产党员跨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甚至跻身国民党中央和各省市权力中心，这种情况，却使部分国民党人不安。他们惴惴于共产党在国民党内暗中发展党员，划分左右派。在他们看来，这种划分的标准简单生硬。例如，凡参加孙文主义学会者一律拒之门外，凡同情工运农运者不论愿意参加与否，反复劝说。结果，黄埔军校军官学生贺衷寒因属于孙文主义学会的骨干成员，虽八次申请加入共产党，仍被拒之于门外[41]；而上海国民党人葛建时只因街头斗争表现激进，虽无意参加，却被反复动员。
“向来以左派自居”的葛建时这时曾公开说明过他对共产党人由接近到怀疑的情况。他说：“我确被C.P.分子拉过了五六次。”在说明经过之后，他进而表示疑问称：“（一）C.P.在党内秘密宣传和组织，是不是为总理所许可。据恽代英君说：‘这是总理所许可的。’那么，总理当时为什么不叫我们放弃了三民主义去信仰共产主义，而悉数加入共产党？（二）据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决议案，要吸收国民党中间的急进分子，证以我们同志被拉之经过，显然是见一种事实。试问，比较努力的分子如果完全拉了去，将来的国民党是不是只剩了一个空壳子？我们的好朋友——共产党呀！你们有什么法子，消释我们亡党的恐怖？（三）国民党的组织松懈，共产党的组织严密，是我们所承认的；但是你们既是国民党党员，为什么不提议整顿组织？为什么不设法整顿组织？而只是像东新桥的野鸡似的，死拉活扯的拼命拉客？”他同时批评说：有的C.P.同志一谈到三民主义，就批评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表示不信仰。甚至有C.P.同志直截了当地表示说：“三民主义的革命是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是不彻底的革命，我们是要一劳永逸的革命。”据此，葛建时问道：“（一）你们对于三民主义已不信仰，而口口声声仍以国民党自居，是什么道理？（二）我们所希望的是共产党的国民党化，而不是国民党的共产党化，现在我们既无法感化你们，使你们信仰三民主义，又无法阻止你们宣传共产主义，试问有什么方法可以防止国民党员的共产党化？国民党不致为共产党所吞并？”对此，葛深表困惑，称：“分家一法，当然是我们所不忍言而且不愿言的。但是强信仰不同主义不同的两派混在一个党里头，因为互相猜疑的缘故，发生勾心斗角互相抵制的结果，以致常常困于内争，无力对外，也决计不是好法子。”[42]
几乎就在葛建时发表上述言论的同时，蒋介石也发现这一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12月3日，十余学生因第一师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李侠公的一封秘密信，与李拉拉扯扯地闹到蒋介石的办公室里来。次日，又有更多的学生闹到办公室来。原因是这些国民党员学生无意中发现李侠公致共产党上级的密函，据此指责李视国民党人为“非同志”，“暗中”工作，“藉机会宣传”共产党的主义。[43]正当此际，军校中又发生共产党员学生公开批评孙中山的情况，这就激起部分国民党员学生的极大不满，齐声鼓噪，要求蒋“监视”共产党人。蒋对此十分震惊，开始担心：“近日共产与非共产之争，几使本校、本军内部分裂，后患正长也。”并且在日记中严厉批评共产党学生：“欲继承总理遗产而不认总理为总理，天下宁有是理耶？”但是，由于李侠公身为“政治部人员，带兵官不能干涉”，蒋当场亦只能口头表示必予“严办”[44]，几天后，蒋为此召集政治部与党代表讨论，建议并经会议通过：“一、校内准共产党员活动，凡有一切动作均得公开；二、总理准共产党员跨国民党，而未准国民党员跨共产党，然亦未明言不准，现在本校亦不禁止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惟加入共产党者须向特别校党部声明请准也。”[45]
在这里，蒋介石内心对共产党员的不满显而易见，但在处理上的模棱两可与矛盾犹豫之状也一望即知。十分明显，蒋以其军人式的线性思维特点，不仅重视权威，而且强调服从。由于他自信为孙中山和三民主义最忠实的信徒和代言人，因此难免会把部下对自己的忠实与服从，与对孙中山和三民主义的忠实与服从混为一谈。孙文主义学会的成员在忠实于三民主义和服从于蒋的权威这方面，毫无疑问要较受共产党影响的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成员好得多。蒋自然更容易同情孙文主义学会，并更容易听信其言论，实难避免。但这时蒋得益于联俄联共之处亦多，他也深知国民党就其即将展开的革命运动而言，需要苏联与共产党人帮助之处甚多。因此，他即使常常被孙文主义学会成员的种种不满言论所影响，对校内共产党员的做法不以为然，却也不能不考虑到两党合作的大局，不愿因校内问题而影响与共产党的关系，更不愿意将问题引至怀疑孙中山联俄联共的基本政策上去。
蒋介石这时最典型的做法就是各打五十大板。对孙文主义学会，了解到该会有同情西山会议之言行，他当即“严电阻止”，并下令如有胆敢公开响应游行者，则立即逮捕。他一面批评广东孙文主义学会骨干王茂如、惠东升、贺衷寒等。“操纵学会，藉图个人名利”，“大骂该会卖党并卖本军，不应与邹鲁等勾结，及痛责王茂如、惠东升、贺衷寒等不应操纵学会，藉图个人名利”，一面明白电示：上海孙文主义学会已“为反革命窟穴”，在粤之孙文主义学会必须与之断绝关系，并“切实驳正，免淆听闻”。[46]他也力诫蒋先云等青年军人联合会骨干，对该会成员动辄批评国民党和三民主义的情况，表示期期以为不可。蒋这时的目的很明确，即无论如何要在维护孙中山和三民主义绝对权威地位的方针下，尽力维护党内及军校的团结与统一。为此，他不止一次地说明：“现在我们学校里，常常有共产党和国民党之争，我认为这种现象，适足以使我们总理在地下痛哭。我们总理的三民主义是革命思想的中心，千百年后也是不能变更的，所以我们中国国民党绝对要以他的三民主义做基础。无论共产党或是那一党，加入了国民党，就要信奉三民主义，要相信三民主义是我们中国的革命惟一的中心”。因为“军队之中，绝对不好有两个主张，应当要完全以三民主义来做中心”。“不可以有共产党来非难三民主义，亦不可以国民党来排斥共产主义的现象发生。”他再三告诫：“各共产党的同志要明白，诸位加入国民党，是信仰三民主义在中国革命上是惟一的主义，明白中国的革命就非实行三民主义不可，所以诸位来交换三民主义。对于总理的人格，尤其要尊重，不可有丝毫侮蔑的心思。……如果共产党真正能奉我们的总理为共产党的领袖，那末我相信国民党员决不会排斥共产党员的。”反过来，“国民党员也不可反对共产党，反对共产党就是背反了总理定下来的方针和主张”。[47]
在蒋介石的反复督导与告诫之下，黄埔军校孙文主义学会对联俄容共政策的态度，自然也不同于上海、北京等地区的其他孙文主义学会。对上海、北京等地孙文主义学会群起响应西山会议的举动，该会骨干、第三师党代表缪斌和军官学生贺衷寒等甚至不能不公开致函汪精卫予以谴责。缪函称：若辈不明现在反帝国主义时期，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实同在一轨行动，“致歧视共产派份子，必欲分离之而后已，此实可痛心矣”。该函引据蒋介石所云：欲根本打倒帝国主义，必要以无产阶级做基础，声称“吾人容纳无产阶级之政党，实天经地义也。今一般同志必欲将共产份子排去，此不特分散国民革命之力量，帝国主义亦永无打倒之日，中国之独立自主，亦永无希望”。贺函亦称，听了蒋校长的演说，益相信“今日之中国只有反帝国主义与军阀之革命党，没有其他纠纷之必要。就是帝国主义与军阀一日不消灭，甚么主义都是空谈，无补于实际的东西”。他表示：国共两党党员之闹出许多纠纷和误会，“两派都不能不承认有相当的过失。在争闹的最重要的地方，就是主义与组织。其实孙文主义与马克斯主义的理论和原则，把他分析起来，固然有多少差异，但是把他互证起来解释，却是一贯的精神。所以好的孙文主义信徒，应该本孙先生创造主义的精神，去详悉研究马克斯主义；而好的马克斯主义信徒，亦应丢开客气去切实作孙文主义的工作”。[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