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红军长征与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
1934年10月3日，刚刚向国民党投降的前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所属军委总参谋部第五局局长兼军委动员武装部部长杨岳彬提供了一条十分重要的情报，南昌行营当即报送这时正在北平的蒋介石。杨说明：中共中央军委面对不利的军事形势，早做好了三种应变的准备，其一是集结全部力量在瑞金、石城之间或在瑞汀附近与国民党军决战，以图保数年所积聚之军用器材和中央苏区及其中央政府。此为上策。其二是如若决战失败，除以一部化整为零散布闽赣各处以牵制国民党军外，全部主力军将经安远、信丰、三南一带转进湘南，往四川或滇黔边境，与徐向前、贺龙两部会合，以图四川。“此议史达林（即斯大林——引者）实主之，以为中国各省四川最好割据，不畏经济封锁。若向新疆、外蒙发展，可取得苏俄直接帮助云。”今春中共中央曾派湘南籍干部多名潜回湘南各县布置交通路线，并闻有从湘赣边区抽调一部红军编为湘南游击队进兵湘南之说。在红军中上级干部以湘蜀人居多，“可知其在日暮途穷时当必实行此种企图。此为中策”。其三是如果南去之被陈济棠南路军防堵严密，不能通过，“则将兵力分成数股窜扰闽南闽北闽中及粤之东原等处，牵制国军，以保存赣南之零星匪区及伪中央后方，为将来根据地。此为下策”。[99]
很显然，杨彬岳所报，恰为中共中央此时之行动计划。而红一方面军也正是按照这一计划，在决战失利的情况下，采取了经过陈济棠部控制的安远、信丰地区转进湘南的行动方案。但是，这时正在北上视察途中的蒋介石，似乎并没有及时地得到这一消息。因为，他并没有及时地通知陈济棠这一情况。结果，陈济棠竟秘密与红军达成妥协，使红军8.6万人的庞大队伍，连同大批挑夫，于10月20日秘密渡过于都河后，轻轻松松地就借道陈部的防地，经过粤北，转入了湖南的湘粤边一带。等到24日陈诚发现红军已经西去时，即已清楚此时“进剿”军已“追不可及”，只能就近另调部队在湘南准备迎头痛击。[100]
蒋介石得此消息时，已至月底。他显然颇感意外。震惊之余，他于31日明令陈济棠、何键、顾祝同三人：“务将西窜匪徒聚歼于湘江以东地区，勿使漏网。如果堵剿不力，以后再任匪踪在其防线之内窜过，以邻为壑，则贻害党国甚大，不问其情形如何，当概以纵匪论。令出法随，决不宽假。除西路与北路各军如前电部署追堵外，切望南路军抽出廿团以上兵力，限十一月十日前集中彬州以北地区与西北两路军协力兜剿，以期克奏全功也。”[101]
由于红军入湘，何键态度至关重要，蒋介石很快即任命何为追剿总司令，事先还特别密请与何键私交较好的驻外公使刘尘苏密往长沙，以为推动。他在电报中对刘称：“现赣匪主力溃围西窜，将达湘边已至最后之生死关头。吾人应运其全力，不惜牺牲，务于湘江以东歼灭之故，湘中部署不可备广力分，专以消极的防匪保境为目的，应多留活动力与赣中追击部队积极同负进击与兜剿之责，而以纵匪过境以邻为壑为奇耻。桂军方面尤宜切实与之联系，泯其畛域，释其疑虑，使湘桂与中央之合作关系从此愈臻圆满。凡此均为芸樵兄所应特别努力者。中亦期待甚殷，尚盼相与透切言之，失今不图，不特匪势坐大，湘桂川黔受其胁威，永无宁日，且党国前途实亦不堪设想矣。”[102]
随后，蒋介石一面宣布取消五省“剿匪”东南西北各种军暨预备军等战斗序列，一面拟定《湘水以西地区剿匪计划大纲》，要求湖南、广西、贵州各省“为防西窜之匪一部或其残部流窜湘、漓以西，国军应以不使该匪能长驱入黔，会合川匪及蔓延湘西与萧、贺合股之目的，围剿该匪于黎平、锦屏、黎阳以东，黔阳、武冈、宝庆以南，宝庆、永州、桂林以西，桂林、龙胜、洪州以北地区，以消灭之”。其具体部署：着湘军和北路军派出之追击队“以黄沙河（不含）以北沿湘江经永州至宝庆沿资江上游经武冈至黔阳沿清水河至瓮洞（不含）为其守备区域”。“应先完善冷水滩、郦家坪、宝庆、塘渡口、桃花坪、黄桥铺、武冈、峡口（高沙西北卅里）、安阳、黔江各据占工事。”黔军“以瓮洞沿清水河上游之黎汛经中潮至洪州为其守备区域”。“应先完善永洞、远口、锦屏乡、黎平两地，控置有力部队。”桂军“沿黄沙河漓水上游至桂林经义宁、龙胜、古宜（龙胜西）至洪州（不含）为其守备区域”。“除巩固漓水上游原防外，须先完善义宁、龙胜、古宜各据点工事。”“匪如窜过湘、漓以西时，除防其回窜外，应协黔军拒止其入黔并截击之。”[103]
但是，这个时候，地方军队各有各的算盘。何键深怕江西红军会与这时湘西苏区的贺龙、萧克所率领的红军会合，因此极力想要把朱毛红军挡在湖南以外。而桂系这时只有三万左右正规军，防广兵缺，难以和红军大队相抗衡，担心红军会进入广西腹地，只想让红军借道西去，因此对拦阻红军于广西境内的湘江东岸聚歼的计划不感兴趣。在这种情况下，湘军和桂军虽有协防约定，然而，当白崇禧发现红军出广东省境进入湖南后，经临武、蓝山，南下江华，有龙虎关进入广西腹地之态势，他马上就把主力调往龙虎关和恭城一带布防，而把通向湘江的灌阳、界首、全州一带让开了。
桂军让开过江通道，意味着红军势必要渡江进入湘西南地区，因此何键不得不一面要求中央军薛岳部跟进零陵、黄沙河，一面命令第一路追剿司令刘建绪伸入全州、界首地区。11月29日，刘部章亮基师和陶广师终于进抵全州西南，正好与正在渡江的红军主力遭遇，并展开激战。由于中共中央及中央红军仍有约八万人，再加上有大批辎重骡马，因此，从27日开始过江，到最后全部主力通过，花了几天的时间。故红军作战部队不得不在渡江口以北的五里牌一线，与湘军激战将近四个昼夜，伤亡官兵数以千计。仅12月1日一天，被刘建绪缴获的各种枪枝即达三千余支。[104]再加上红军大部通过后，断后部队又遭到北上桂军的进攻，以至此次湘江之战，整个中共中央和红军损失过半，不仅所运资财大部丢掉，而且过江后只剩下了三万多人。
红军大部队渡过湘江后，蒋介石马上致电何键，为其打气称：“匪之先头部队既在勾牌山、咸水圩一带渡过湘江，则其先头部队必掩护其后续部队渡河，其主力亦将循此西渡。我军应集结刘、薛两路西岸之部队，于其主力半渡之际向其掩护阵地及窜路猛烈侧击。同时令东岸之周、李各纵队截其后尾。若广西部队能约期协同夹击更好，否则只须我湘方部队努力侧击与追剿并行，亦不难将匪聚歼也。”[105]
由蒋电亦不难看出，蒋介石这时最希望的，还是不使红军经过湘西南再深入贵州境内。至少，应当在湘西、黔东交界地区将其歼灭。因为蒋最担心的，是江西红军经黔东北上四川，“连合川匪及萧贺等股，以遂其打通西北国际路线之企图”。因此，12月16日，蒋又进一步发布命令，要求各部全力追堵，务求将红军歼灭于四省交界地区。其拟定的《湘桂黔川边区剿匪计划大纲》规定：“应于匪未窜锦屏、黎平之前，于玉屏、清溪镇、无石、思南、遵义、贵阳、黄平、榕江、永从、古宜、龙胜、绥宁、黔阳、天柱、邛水、台拱、朗津线上赶筑工事，先将重要城镇构成据点，然后逐渐加强增密之。”“一旦匪若窜入黔境，湘桂两军即迅就预定之地域，相机堵剿。”务必“集合全力围剿该匪于黔阳、天柱、邛水以南，邛水、台拱、朗津、榕江以东，榕江、永从、古宜、龙胜以北，龙胜、绥宁、黔阳以西地区，严密封锁，捕捉其主力而聚歼之”。[106]
蒋介石的这一追堵计划，显然没有赶上红军西去的步伐。何键也乐得看到红军进入贵州，因此湘军对于贯彻蒋的意图并不积极。红军实际上在12月14日就已越过湘黔边境，进占了黎平。而黔军的情况更加糟糕，其内部原本即四分五裂，各部只求自保，更不可能按照蒋介石的部署行事。故红军轻而易举地于22日夺取台拱，25日攻陷镇远，28日又连下余庆和瓮安，迅速突破了蒋预定的防线。面对红军的大步推进，贵州省政府主席王家烈把他的军队全部撤到了重安江以西，让开了西北方向，巴不得让红军去四川与川北苏区的红军会合，因此红军很快就甩掉了后面中央军的追兵，得以在1月7日进占遵义，然后一边开会解决其内部指挥权问题，一边让部队好好休整了十二天。
红军因不断地受到围追堵截，再加上马不停蹄地翻山越岭已经将近三个月之久，伤亡、逃跑和因累饿寒病而掉队者，数量巨大。到达遵义时，整个部队加上中央和政府机关非战斗人员，已经只剩下不足两万人了。而红军所以能够在遵义停留如此长的时间，与国民党内部的种种矛盾有关。这个时候作战力最强的中央军薛岳部，并没有把主要的目标放在进攻红军的问题上，他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对此说得十分明白，即“职对黔粤桂均用极诚恳态度应付，务使我军确实把握贵州，以为西南军事据点”。蒋对此亦高度肯定，称“处理得宜，无任欣慰”。[107]因此，薛岳所部周浑元、吴奇伟两个纵队，在跟追红军到黄平、瓮安、余庆后，并不是向西北的遵义方向推进，反而是大举转向西南，进驻到贵阳周围地区，进而在贵阳鸠占鹊巢，反客为主了。薛岳还被任命为贵阳绥靖主任，王家烈原来用来防卫贵阳的主力却被调过乌江，推向了逼近遵义城的刀靶水、老君关前线，贵阳很快就成了中央军的囊中之物了。
中央军目的如此，已经追出湖南地界的湘军自然对继续参加“进剿”也不会十分积极了。刘建绪部因此停在乌江东岸的石阡、印江、思南、沿河一线，不再前进。何键更是反复请求蒋介石批准将湘军调回。桂系原本就和王家烈惺惺相惜，同病相怜，这时更是极力为王出谋划策，试图帮助王免去被蒋介石吞并的命运。因此桂军廖磊部进到贵州境内，不仅不去找红军作战，而且还成了中央军控制贵州的一大妨碍，以至于蒋介石很快就厌烦桂军在贵州的存在了。他不惜电请粤、桂方面撤退援黔部队，说是有中央及川、湘、黔等省军队进剿足矣。
这个时候对在贵州境内剿灭红军表现最积极的，只有川军。刘湘调集了14个旅43个团的兵力，在上自屏山下到泰节，长达七百余公里的长江线上进行设防，并以宜宾到重庆的长江两岸为重点。不仅如此，因为害怕朱毛红军进入四川，威胁重庆，或与川北红军合股，刘湘还特别积极地响应蒋介石出兵援黔的部署。川军郭勋祺、袁治、潘佐、廖泽及章安平四五个旅的兵力已陆续开进黔北。[108]基于与黔军交手的经验，再加上15日红军一部亦曾在松坎与川军有过交手，并击退了对方，因此，重新调整后的中共红军指挥机关并未对突破川军防线的难度给予足够的估计。1月19日，红军主力离开遵义，分三路向西北方向的土城、赤水进发。红军这时的作战计划是：“由黔北地域经过川南，渡江后转入新的地域，协同四方面军，由川西北方面实行总的反攻。”为此，要迅速渡过赤水，夺取兰田坝、大渡口、江安之线的各渡河点，然后争取从川南的泸州或宜宾两地的长江上游渡江北上。[109]不料，从26日开始与川军遭遇，接连打到28日，红军不仅未能突破川军的防线，而且伤亡惨重，损失达1500人。
土城战役的失利，使红军不得不放弃由泸州长江上游渡江北上的计划，改从元厚直接渡过赤水，进入川南。但入川之后，攻叙永城不克，至2月6日才得以占领珙县。而川军转瞬之间即蜂拥而至，北上宜宾的通路已被堵死，红军被迫又折向滇东北的扎西地区，以摆脱川军的追堵。红军虽然南下，目标却仍旧是北上，再加上川军和滇军这时已从北南两个方向压来，考虑到只有黔军最好打，红军因此突然杀了一个回马枪，沿着川黔边，再渡赤水河，打回了遵义地区，并且乘王家烈部毫无防备之机，再下遵义城，还顺势重创了中央军吴奇伟一部。[110]
对王家烈和吴奇伟部作战的成功，使红军对立足黔北开辟新的根据地一度又开始有了一定的信心。为此，红军以九军团在桐梓和遵义间吸引川军，以主力转进鸭溪试图打击位于仁怀、鲁班场的中央军周浑元部。然而，此役未能取得成功，红军不得不放弃立足黔北的设想，转而于3月16日经仁怀三渡赤水河，再向川南古蔺、叙永方向前进。而红军此举再度使国民党方面怀疑红军又要北上渡江，因而调动川军和中央军等从桐梓以北地区西向，并调滇军向毕节集结，准备入川堵截。其实，红军此举只是虚晃一枪，因其17日即有决定，准备主力“南移寻求机动”，以求跳出国民党军的包围圈。因此，红军西渡后突然又调头回师黔北，于3月21—22日四渡赤水河，穿过鸭溪、枫香坝地区，于31日南渡乌江，佯攻贵阳，然后先南后西，以急行军速度迅速通过黔西，进入云南境内，佯攻昆明后即于5月9日北渡金沙江，此后又于5月下旬抢在川军封堵的援军赶到之前，渡过了大渡河。接着，6月上中旬，从江西长途跋涉而来的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与从川北根据地前来会合的红四方面军，在达维镇会师了。
当然，会师后的红军也并没有能够真正跳出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由于红四方面军这时放弃了川北根据地，红军仍旧面临着在哪里立足的问题。中共中央这时因所率红一方面军兵力大大少于红四方面军，以至备受四方面军张国焘等人的挟制。因为张国焘坚持南下边远的西康等地建立根据地，拒绝接受中共中央等向北接通苏联外蒙，以取得接济的主张，最终，在毛泽东的力主之下，两支主力红军会师三个月之后，中共中央于9月10日乘夜秘密带领自己的数千部队脱离了四方面军，单独北上了。
[1] 据毛泽东称，当时“白区损失百分之百，苏区损失百分之九十”，见毛泽东：《关于人的认识问题》（1964年8月24日）。
[2] 《中华民国六法理由判解汇编》[C]，第779—781页。
[3] 转见《国闻周报》第5卷第42期，1928年10月28日。
[4] 《防范共党办法》（1930年11月17日），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一（2）468。
[5] 《共产党人自首法》（1928年10月24日公布，1930年4月26日修正），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档，特009/19。
[6] 《南昌卫戍司令部破获共党机关概况报告书》（1929年12月29日），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一（2）503。
[7] 《冯任同志给中央的报告》（1929年12月26日），江西省档案馆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63页。
[8] 《南昌卫戍司令部破获共党机关概况报告书》（1930年6月22日），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一（2）503。
[9] 《南昌卫戍司令张辉瓒致南京蒋总司令电》（1930年5月31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19009833。
[10] 在此期间国民党方面破获的最大一起共产党人案件，就是中共军委秘书白鑫向上海公安局特派员范争波密报了中共军委开会时间和地点，范通过法租界巡捕房，于1929年8月将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彭湃、杨殷，以及颜昌颐、邢士贞等几位中共军委的主要干部抓获。
[11] 《中华民国六法理由判解汇编》，第4册，779—781页。
[12] 据黄平回忆，当他被捕后在狱中遇到袁炳辉等人时，很奇怪为什么他们都没有被非刑拷打，袁告诉他：“国民党的政策现在改了，只要你写篇自首书就行了，否则，就要处刑。”黄平：《往事回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6页。
[13] 转见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编：《中国共产党之透视》，（台北）文海出版社1962年版，第308—391页。
[14] 《吴铁城致蒋委员长电》（1932年10月24日，11月4、5、10、27日，12月2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21021384，21021375，21022527，21022630，21023020，21024904，21025584。
[15] 《陈立夫致南昌蒋委员长电》（1933年2月8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22054734。
[16] 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二编，台北中文图书供应社1974年版，第154—158页。
[17] 此亦即当时中共领导人每月生活费27—35元左右，而博古成了临时中央负责人之后为了布置洋房花费了1300余元的原因所在。参见《前共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卢福坦王云二人宣言》（1933年3月4日），转见前引《中国共产党之透视》，第338页。
[18] 《前共党中委胡均鹤、胡大海、袁炳辉、陈亨洲等告中国共产党青年团全体党团员书》（1932年12月16日），转见前引《中国共产党之透视》，第347页。
[19] 转见《湖南省志》第1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72页。
[20] 《行政院院长谭延闿呈国民政府蒋主席》（1930年2月），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一（2）587。
[21] 《行政院长谭延闿呈国民政府蒋主席》（1930年1月31），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一（2）587。
[22] 《行政院长谭延闿呈国民政府蒋主席》（1930年1月31），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一（2）587。
[23] 参见《行政院长谭延闿呈国民政府蒋主席》（1930年2月）；《国军编遣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等呈国民政府》（1930年2月），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一（2）587。
[24] 《鲁涤平致蒋总司令电》（1930年7月17，25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19022498，19021446。
[25] 《何应钦致蒋总司令电》（1930年7月28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19023069。
[26] 《何键致蒋总司令电》（1930年8月5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19023973。
[27] 《何键致蒋总司令电》（1930年9月9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19026134。
[28] 《鲁涤平致蒋总司令电》（1930年12月30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19015692。据冯都考证，电文中五门岭应为黄竹岭之误。见冯都：《第一次反围剿十个问题考辨》，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编：《中共苏区第一次反围剿》（《江西党史资料》第十七辑），第287页。
[29] 参见《鲁涤平致蒋总司令电》（1930年12月31日，1931年1月5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19015674，20000143。
[30] 《朱绍良致蒋总司令电》（1931年1月5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20000010。
[31] 《鲁涤平致南京蒋总司令电》（1931年1月16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19001934。
[32] 转见李以邼：《第二次围剿国民党军惨败经过纪要》，《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江西党史资料》第十八辑），第212页。
[33] 《王金钰致南京蒋总司令电》（1931年5月27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20007314。
[34] 《王金钰致北平蒋总司令电》（1931年5月23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20007088。
[35] 《何应钦转报第二十七师师长高树勋来电》（1931年5月27日）；《何应钦致蒋总司令电》，1931年5月27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20007335，20007357。
[36] 《朱绍良致南京蒋总司令电》（1931年5月23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20007158。
[37] 《何应钦致蒋介石电》（1931年5月29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20007477。
[38] 《何应钦致蒋总司令电》（1931年5月24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20007145。
[39] 前引李以邼：《第二次围剿国民党军惨败经过纪要》。
[40] 《陈诚致蒋总司令电》（1931年6月2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20007744。
[41] 《大公报》1931年6月7日，转见《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江西党史资料》第十九辑），第219页。
[42] 《申报》1931年6月28日，转见《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江西党史资料》第十九辑），第220页。
[43] 《申报》1931年7月7日，转见《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江西党史资料》第十九辑），第221页。
[44] 蒋介石：《下第三次剿匪总攻击令》（1931年7月1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三十七，第30页。
[45] 《申报》1931年7月23、31日，8月11、12日，转见《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江西党史资料》第十九辑），第225—229页。
[46] 蒋介石：《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1931年7月23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三十，第149页。
[47] 《汉口民国日报》，1931年8月16日，《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江西党史资料》第十九辑），第229页。
[48]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毛泽东选集》（竖排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07页。
[49] 此两役作战结果，据红军方面的统计，俘虏军官708名、士兵3193名，缴枪炮7080件；自己阵亡军官30名、士兵246，伤942名。《红三军团莲塘、良村战斗情况统计表》（1931年8月16日）、《红三军莲塘、良村战斗情况统计表》（1931年8月17日）、《红三军团黄陂战斗情况统计表》（1931年8月18日）、《红一军团第四军八月七日战斗结束统计表》（1931年8月22日）、《红七军莲塘、良村、黄陂战斗情况统计表》（1931年8月22日）、《红一军团第四军八月十一日战斗结束统计表》（1931年8月24日），见《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江西党史资料》第十九辑），第90—96页。注：统计数字中因部队战后未能打扫战场，故没有毙伤敌军的数字统计。
[50] 《苏区中央局致中央电》（1931年10月3日）。
[51] 《何应钦、熊式辉致蒋总司令电》（1931年9月9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200010439。
[52] 《何应钦致蒋总司令电》（1931年9月28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20011280。
[53] 《红军第一军团第四军九月十五日战斗结束统计表》（一、二）（1931年9月18日）、《红三军团及七军九月十五日战斗结束统计表》（1931年9月19日），见《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江西党史资料》第十九辑），第114—117页。注：统计数字中因部队战后未能打扫战场，故没有毙伤敌军的数字统计。
[54] 《陈铭枢致南京中央国府、总副司令、各党政军旅、各报馆电》（1931年9月9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20010676。
[55] 据8月26日红一方面军人员武器统计，第四军战斗及非战斗人员合计6417人，第三军团合计9781，第七军合计2050人。《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江西党史资料》第十九辑），第112页。故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亦特别指出此役失利原因在“吃了兵力不集中的亏”。《毛泽东选集》，第220页。
[56] 《红军第一军团第四军九月七、八日战斗结束统计表》（一、二）（1931年9月11日）、《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三军团及第七军九月八日战斗结束统计表》（1931年9月19日），《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江西党史资料》第十九辑），第110—113、118页。
[57] 转见韩信夫等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三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232页。
[58] 《乃大致仲函》（1931年8月23日），《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江西党史资料》第十九辑），第237—238页。
[59] 《超致世桢函》、《超致树基哥函》、《超致镇中弟函》、《超致衡兄函》（1931年8月16日），《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江西党史资料》第十九辑），第238—241页。
[60] 大陆一般史书认为，至红军第三次反围剿战争获胜后，江西中央苏区即已扩大到21个县，拥有250万人口（见戴向青等：《中央革命根据地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54页）。但查苏区中央局1931年10月3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可知，此时“除瑞金全县赤化外，石、汀、雩、会四县大部尚是白色”。其他如会昌、寻邬、安远、信丰、宁化、清流、归化等，还全在国民党手中。电报称：对这些地区“须用一长时间去争取他”。结合欧阳钦9月1日报告，亦可看出，此时除瑞金外，周围各县多还处于拉锯状态，一时并未成为真正的根据地。
[61] 见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中国革命的策略在国际背景下的转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35—236页。
[62] 《徐庭瑶致南京蒋委员长电》（1932年7月19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21001214。至1933年因苏区扩大，经济情形略好，又恢复至每人每日0.15元的伙食标准。进入到1934年，因国民党军开始实施封锁，一度减至0.12元。后更进一步又改为发谷米，行军时每人每日一斤四两，驻军每人每日一斤。见杨岳彬：《匪情实录》（1933年10月22日），福建龙岩，赣粤闽湘鄂剿匪军东路军总司令部参谋处印，第14页。
[63] 韩信夫：《中华民国大事记》，第三册，第380页；《蒋中正致安微省主席吴忠信电》（1932年7月19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21029784。
[64] 参见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180—213页。
[65] 《何应钦致蒋总司令电》（1933年1月18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22000625。
[66] 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事略稿本》，1933年1月21日条。
[67] 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困勉记》卷二十四，1933年2月12日条。
[68] 《事略稿本》，1933年2月14日条。
[69] 《贺国光致南京军委会林蔚文副主任电》（1933年3月8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22036961。
[70] 《贺国光致南京军委会林副主任电》（1933年3月22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22037195。
[71] 有关蒋宋之间此时围绕财政开支重点应在抗日还是在剿共问题上的争执，可参见吴景平：《宋子文评传》，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0—184、209—221页。
[72] 转见戴向青等：《中央革命根据地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69页。
[73] 《困勉记》卷二十五，1933年3月1日条。
[74] 因免去张学良职，理由为抗日不力。故热河虽失，蒋曾一度考虑通过主动出击，收回部分失地，以应付民意。然而德国总顾问却详细分析利弊得失，认为中方准备不足，而日方却随时可以扩大战争，中方不宜主动进攻。《佛采而总顾问陈述攻击侵入热河日军之意见》（1933年3月24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026卷，51113。
[75] 转见韩信夫：《中华民国大事记》，第三册，第486页。
[76] 转见韩信夫：《中华民国大事记》，第三册，第488页。《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三十七，第69页）收有同样内容但文字略有不同的《勖勉各将士专心剿匪电》（1933年4月6日）。
[77] 转见韩信夫：《中华民国大事记》，第三册，第489，500—501页。
[78] 《蒋介石在崇仁总指挥部对中路各军连长以上官长训话》（1933年5月8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002卷，51079。
[79] 《蒋中正致南昌贺参谋长电》（1933年5月21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22056962。
[80] 赵谨三编：《察哈尔抗日实录》，上海军学社1933年版，第204—207页。
[81] 韩信夫：《中华民国大事记》，第三册，第517页。
[82] 《困勉记》卷二十六，1933年6月7日，7月6、24日条。
[83] 《中央驻北方代表田夫致中央信第15号》（1933年6月27日）；《中央给北方代表田夫同志的信》（1933年7月3日）。
[84] 《黄季弼报告》（1933年8月24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003卷，50945。
[85] 参见《蒋介石致汪精卫电》（1934年7月），蒋介石：《推进剿匪区域政治工作的要点》（1933年6月12日），转见熊尚厚：《对蒋介石第五次“围剿”中央苏区的准备之考察》，《民国档案》1992年第1期。
[86] 蒋介石：《庐山军官训练的要旨与训练的方法》（1933年7月11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十一，第274页。
[87] 蒋介石：《庐山训练之意义与革命前途》（1933年7月18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十一，第283页。
[88] 《蒋中正致军委熊主席、贺厅长电》（1933年8月16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22052582。
[89] 《蒋中正致熊主席、贺厅长电》（1933年8月18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22055262。
[90] 见《福建事变档案资料》，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95—196页。
[91] 蒋估计：“闽逆欲与赤匪联合，以制中央，然赤匪未必急助闽逆也；赤匪知粤军不敢外出，故亦必不南移防粤，其将在闽北赣东间，以阻我对闽行动，而以消极助闽逆乎？”《困勉记》卷二十七，1933年11月29日条。
[92] 蒋介石：《主动的精义与方法》，《庐山训练集》，第196页；《蒋介石1933年10月17日战字二一三号训令》，《赣粤闽湘鄂北路剿匪军第三路军五次进剿战史》（上），第三章，第12页，转见黄道炫：《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原因探析——不以中共军事政策为主线》。
[93] 国民党军此次构筑碉堡的数量十分惊人，仅北路军第六路军在赣南作战几个月，就筑堡830个之多。见薛岳：《剿匪纪实》，（台北）文星书店1962年版，第24页。
[94] 《陈诚致蒋总司令电》（1934年3月19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23019177。
[95] 三路总部参谋处编印：《广昌附近诸战役俘匪口供汇要》，1934年6月3日（油印），第2页。
[96] 红军第三十九团参谋长王严，第十三师三十七团连指导员李和生等语。见前引《广昌附近诸战役俘匪口供汇要》，第4、8页。杨岳彬：《匪情实录》，第4页。
[97] 仅高虎垴一役，红军伤亡就达1373人，另有40人失踪。其中第五师原来是两千多人，只剩下不到一千人。驿前一役，又伤亡两千多人。参见谢振华：《第五次反“围剿”中的高虎脑战斗断忆》，《军史资料》1985年第7期。
[98] 转见《申报》1934年10月13日。
[99] 《贺国光致北平蒋委员长电》（1934年10月3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23049604。
[100] 《陈诚致开封蒋委员长电》（1934年10月24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2304936。
[101] 《蒋中正致南昌熊主席、贺厅长电》（1934年10月31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23056029。
[102] 《蒋中正致南京外交部转刘公使尘苏兄电》（1934年11月4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23030967。
[103] 《蒋中正致南京、广东、南宁、桂林、衡州、龙岩、抚州各总司令电》（1934年11月19日）、《蒋中正致张代总司令、南京委会朱主任、唐主任、衡州何总司令，南宁李主任并译转桂林白总指挥，贵阳王军长等急电》（1934年11月18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23029470，23029461。
[104] 追剿军第二路司令薛岳幕僚李以邼在其回忆录《薛岳率军追堵红军的经过》（《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国民党将领的回忆》上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48页）一文中，称刘建绪所部参与湘江边激战者为陈光中师和章亮基师，查薛岳《剿匪纪实》所录11月28日所部梁华盛师长电，参战两师应为章亮基师和陶广师。另据刘建绪27日部署电，亦可知陈光中师这时被要求集结太平铺待命，李觉师被要求集结全城西北端待命。又据12月1日何键电，可知章、陶师尚未脱离战场之际，刘健绪已令陈光中师赶赴城步堵截，令李觉师赶去咸水跟追已过湘江的红军大部。
[105] 《蒋中正致南昌熊主任电》（1934年12月1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23056083。
[106] 《蒋中正致武昌张代总司令巴县刘总司令南昌行营熊主任邵阳何总司令邑宁李主任桂林白总指挥贵阳王军长电》（1934年12月16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23056054。
[107] 《贵阳薛岳东辰贵机电》（1935年2月2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卷亲批文件第四十一册，总2930号。
[108] 参见《南岸剿匪总指挥部潘文华部与中央长征红军在川黔边境战斗详报》（1935年1—3月），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25）818；胡羽高编著：《共匪西窜记》，贵阳羽高书店1936年版。
[109] 《渡江的作战计划》（1935年1月20日）、《中央政治局及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为红军主力入川给四方面军电》（1935年1月2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七册，国防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68—169、171页。
[110] 晏道刚：《蒋介石追堵长征红军的部署及其失败》，《文史资料选辑》第62辑，第17—18页；《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95—1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