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八面来风
6月份的形势变化对于中共和张学良都实在是太令人兴奋了。先是有一个轰轰烈烈的两广事变，与西北方面正在密谋的西北大联合计划不谋而合；紧接着，华北宋哲元、韩复榘，四川刘湘等地方实力派也在暗中积极串联，密谋响应，其代表都先后来到西安，对张学良展开游说；与此同时，远在川滇黔之交的红第2、第6军团和进入西康地区的红四方面军这时也开始根据中共中央提议挥师北上，前来与陕北红军汇合了。这些令人振奋的新情况，使得中共与张学良6月初刚刚商定的西北发动时间，不得不大幅度提前。可是，恰恰在这个时候，张学良不在西安，这着实让中共领导人很是着了一番急。好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等这时最关心的，其实还不是发动的时间问题。因为只要时机适宜，准备成熟，张学良对何时发动不会有异议。关键在于瓦窑堡事件所暴露出的东北军与红军统战关系极其脆弱的严重情况，使中共中央深感整个东北军的改造与争取工作必须立即提上议事日程，否则一切军事发动都可能因为东北军内部的不稳定和政治目标的不统一而前功尽弃。
这时，西北大联合计划还仅仅存在于张学良与中共中央的头脑之中，一切准备刚刚开始，大量的具体工作尚无着落，特别是对整个东北军的内部动员和争取工作，正处于起步阶段，张学良、王以哲与共产党的一切秘密联络即使在东北军的高级将领里面，都还必须严格保密，否则难免不被泄露给蒋介石，甚至引起东北军内部的分化。
其实，从李克农潜入洛川67军军部与王以哲、张学良密谈并通电之日起，南京方面就已经有所发觉了。在3月5日张学良与李克农再度秘密会谈的当天，驻洛川的67军副官处副官、复兴社分子刘宗汉就将李克农来洛情况及达成的协议内容密报了戴笠。报告除对张学良两次见李的情况似不大了解之外，其他内容十分详尽，对照相关的中共档案，可知所说十分准确。内称：“现在陕北之匪已大部窜山西中阳、石楼、湿(县)等县，张学良氏有与匪合作消息。(1)六十七军前三日曾接匪电令购大批书报。(2)匪中央曾派来伪外交部部长李克农来洛川与王军长协立多项口头协定，宗汉窃视伪李部长发与匪中央之电，内云‘略有协定，彼此不相攻打，采买给养可随意，但我军(匪自称)可着便服，以掩外人耳目。大体须俟张来后，始决定’等语。(3)该伪部长李克农于本(五)日回伪中央部，携去大批文电与地图。(4)此次匪与张部之接近谈判，系壹零柒师陆壹玖团被俘团长高福源所为。(5)李匪皖人，目力不佳，谈锋极健，对外界活动力颇强，常有函致沪平两地学校，其来洛川已三次矣。(6)现六十七军一般人对剿匪颇黯淡，处处表示一种反领袖与中央之意态。”（1）
戴笠得此报告，“除急电饬西北工作人员严密侦查，随时报告外”，马上向蒋做了报告。戴的报告同时还“附呈六十七军张贴之赤匪宣传品一纸”，内容是“铅印新闻纸单面《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在洛川军部附近公开张贴“八一宣言”，亦可见当时红军对东北军工作之深入。
不过，有关张学良暗中与中共联络的消息，其实知道的人还有很多。3月29日，即红军东征山西一个多月之后，徐永昌就在日记中写道：“晚八时张汉卿来电云拟助晋剿匪，如以来晋为妥者，可否上风陵渡过河云云。阎先生大怒，以为必无好意，且悔恨运城之部不该北调。(赵)星如谓共匪渡河决为张主使。阎先生亦言曾闻之郭增恺(杨虎城亲信)，张汉卿去冬某日在陕北与毛彭约晤等等，举室惶扰。”（2）这里所称张与毛彭约晤，虽然不是事实，但阎锡山在这里所讲的“去冬”指的是阴历，1936年阴历年为1月24日，估计阎锡山这里所提到的其实应当是张学良与李克农1月20日第一次在陕北洛川的会谈。只是中间人大概也是听闻，不清楚中共方面来的什么人罢了。但杨虎城的人既然都已经探得消息，并广为传播，可知张学良暗通中共的情况在当时国民党高层里面就不是什么秘密。
地方军阀为保存实力而暗中与红军妥协，对此无论蒋介石还是阎锡山都是见惯不惊。蒋因张学良曾几度相助，又是东北军统帅，就更是睁一眼闭一眼，装作不知。一切只以军令行之。当然，他也不忘时时晓以道理。如红军东征受挫，正迅速回撤陕北，开始回渡黄河之际，眼见张学良按兵不动，蒋之批评也是苦口婆心。电谓：
兄与虎城犹互相推诿，彼此观望，不敢前进，未知革命究为何事，国家养兵之多，人民痛苦之深，而对区区残匪保持实力不敢前进，吾人何以为人表率。以理论之，东北军在陕省多过杨部数倍，而杨军之力有限。如责其能保持宜川及其以南地区，于心已足，再欲其前进，不但其心不愿，而对此计划与命令必不诚服也。中以为延长延川任务只有东北军独立负责收复，表示不推诿、不避难之革命精神，否则不但陕省军事无了期，而国亦必亡。何以示众，何以对人言，念陕省匪情与军事不禁心裂矣。兹再展半月之期限，兄负责收复延长延川勿得再误。（3）
与此同时，蒋介石对张学良通共问题采取的策略是“清君侧”，发现一例清除一例，绝不手软，不过做的时候要显出丝毫不怀疑主事人的样子来，既解决了问题，又不破坏与张的关系，一箭双雕。比如几乎在张学良与中共密商如何进占延川等地的同时，蒋介石其实就得到了关于西北不稳的密报。只是当时这个消息主要是冲着杨虎城去的。据西北“剿总”参谋长晏道刚5月8日密报称：
西北情形极为复杂，共匪、汉奸、野心军人彼此勾结利用，乘机图逞，此时若不清理，一旦有事将必败坏大局。职于今昨两日，督饬特务人员，破获西安之共匪伪省府，捕获要犯二十七人，并抄出反动刊物甚多，均系力诋中央，反对剿匪。获犯中以教育界人最多，陕省教育极为不良，而绥靖公署所属部队之内，潜伏共党及汉奸甚多，恐为将来之害。而其中为杨谋主者，为全国经济委员会所派之西北专员郭增恺，蒙蔽虎城阴结汉奸共匪，以为大局变动时个人势力发展。最近抄获《活路》之反动刊物，力诋中央，煽惑东北军联共抗日，即在绥署参谋处印刷。拟恳请钧座饬委会将郭增恺调开，如罢免，必须限制其不来西北。（4）
其实，《活路》的编印，主谋乃东北籍激进分子，并非杨虎城部所为，更与郭增恺无甚关连。故事发后，张学良亦颇为紧张，一度急忙飞回西安与杨虎城商量应对办法。好在此事并未牵涉张学良。蒋之所以必须对《活路》一事采取严厉措施，即是因为它对东北军煽惑甚力，非加遏止不行。故蒋虽明知郭为杨虎城的座上客，连晏道刚都无足够证据，却依旧毫不留情地批复称：“郭增恺应即在陕直接逮捕解京可也。”郭也因此于5月6日被西北“剿总”调查科逮捕并押送到南京陆军监狱去了。郭被解京之后，经有关当局反复讯问，结果通共的丝毫证据也没有查出来，几个月后又不得不将其释放出来。（5）
有关张学良或东北军“通共”的问题，在蒋处置两广事变过程中，也有新的情报出现。当时，国民党中央检查新闻处处长贺衷寒送来报告，所述东北军内部情形更让蒋担心不已。报告说：“据西北政训分处科长周保黎面报称，长安军官训练团自王以哲军长主办以来，以联俄容共相号召，对称呼总理及委员长均不立正而规定称呼副司令则应立正。又行营少将参议张翼即前江西匪区逃出投诚之师长，现亦在该团工作。其言论颇多荒谬。”（6）如果说，过去有关张学良或东北军有“通共”行为的情报，真假不清，且鉴于东北军战力较弱，可以想象其主要是出于避战之目的，如今在东北军军官训练团中公然有“以联俄容共相号召”者，自然远较一般通共更为可怕。蒋对此自然要采取必要的措施。于是便有8月29日所谓艳晚事件的发生，省党部便衣队奉命秘密逮捕了在东北军中颇有影响力的有中共嫌疑的宋黎等人。
尽管蒋介石并未抓住张学良与中共串通的确凿证据，但种种情况仍旧使张学良不能不十分小心。他一面与中共秘密联络，暗商联合苏联，共举西北抗日义旗，一面对蒋继续表现出忠心不贰的样子，一切唯命是从。像对蒋介石上述电报，张也是一一贯彻落实，包括在5月12日与周恩来第二次延安会谈时，虽然确定了两军共同行动的大计划，他还是特别将蒋之命令提出，要求红军尽量予以配合，使他能演好自己的角色。故双方这次会谈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商量让东北军依据蒋令按时进占延川等地的具体安排。对此，考虑到当时红军已经回渡，东北军进占黄河西岸，正好可以在红军回撤的背后筑起一道防波堤，以防蒋阎两军乘势大举跟进陕北，周恩来也很痛快地予以同意。等到蒋介石意识到这种形势，估计红军可能转而向西，力求在甘北和宁夏有所发展时，其命令自然又有改变。他于是要求张学良“以现在陕甘宁兵力制成整个计划”，确保不让红军向甘北、宁夏转进，以利晋西追剿部队渡河进剿。对此，张学良也照样作出计划，一面陆续将东北军主力西调去甘北防守，一面继续要求中共配合其演戏。而中共方面也处处迁就，尽量提供方便。
这也就是为什么张学良从一开始就表示，他与共产党合作的第一步，首先并不是如何与蒋对抗的问题，而是如何把东北军的大部分争取过来。实际上，尽管张学良在东北军中有极高的威信，但在涉及联合谁、反对谁、最终走哪条路的重大问题上，“他家这庄大房屋的一角(靠他住的这一边)”，还并不很多。而要在西北发动事变，对西北和全国形成重大影响，建立足以号召西北甚至全国的西北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使苏联能够另眼相看，施以援助，如果不能把东北军整个的，至少是大部分争取过来，西北发动就很难达到目的，甚至连西北其他地方实力派，包括杨虎城等，也难以争取过来。毛泽东等人对此也是一清二楚，故一再强调西北的发动固然要提前，但必须以能够确保成功为前提。而这样的前提在这个时候还远不具备。
自6月12日起，毛泽东、周恩来就不断打电报给刘鼎，要其立即来苏区讨论重要事情。这次之所以特别叫刘鼎来，其目的主要也就是要具体部署中共在东北军中的工作。随后，中共中央迅速组成了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以周恩来为书记，其成员包括叶剑英、朱理治和边章伍。同时由这个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具体拟定了一份题为《中央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的工作文件，经中共中央于6月20日批准实施。该文件非常详细地说明了中共中央争取东北军的具体做法。
该文件强调：争取东北军的关键在于使东北军自动脱离蒋介石的控制与影响，拒绝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并且公开反对蒋介石。其方法主要靠耐心的说服与解释，集中攻击蒋介石的政训处和个别忠实于蒋介石的分子，对整个东北军不搞阴谋诡计，以争取整个东北军为目的。即使是万不得已的军事行动，也要以自卫为限度，以政治争取为目的，不能采取消灭的和瓦解的方法。因此，上层统一战线工作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必须与共产党所惯用的下层统一战线工作同时并进与互相配合。而为了便于争取整个东北军，尤其要设法在东北军内部物色并引导东北军中勇敢积极的军官，使他们能够在东北军中形成领导核心。同时，为了便于争取东北军的工作能够有指导地进行和顺利开展，有必要在东北军内部建立中共党的组织，并派最好的干部去东北军里开展工作。（7）
由于中共中央这时内定的西北发动时间至迟为8月，争取整个东北军的工作最多也只有两个月的时间了，中共中央自然不能不几次三番地电召刘鼎前来商量这一工作。不料因种种原因，刘鼎迟至7月5日才来到安塞，剩下的时间竟连两个月也没有了。其实，即使有两个月的时间，要想顺利完成上述争取工作，也是难乎其难的。只有大力加强上层统战工作，分别派人前去接近、劝说、影响东北军高级将领和中层军官，从政治上感化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才是唯一可行的捷径。毫无疑问，毛泽东已经清楚地看出了这一点。
在7月5日举行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亲自参加的安塞会议究竟谈了些什么，至今尚无文献能够直接说明。但通过这次会议前后中共中央领导人的电报，仍旧不难看出其讨论的大致内容是什么。
就在刘鼎到来的前几天，毛泽东即有电报给彭德怀谈到大力争取东北军，以便早日发动西北大联合的问题。电报在指出“我们与东北军关系现有进一步发展，可能二、四方面军北上后局面当有变化，也许就在此时发动西北政府”后，特别说明了目前必须采取的工作方法。电称：
为准备在二、四方面军北上后不久时间东北军能作政治军事上的发动(为策应西南甚宜早动)，七、八两月须注大力于该部军师团三级。目前分工，甘肃境内完全由你任之；陕西境内周与我任之。办法须派较得力人分途去见军师团长，根据他们的思想程度与接受可能，向他们解释“抗日”、“反蒋”、“联俄”、“联共”、“东北军本身问题”、“组织问题”等五六个根本而且具体的问题。现请先在前方征集干部(如邓小平、黄克诚等)，经过你的训练找适当线索派遣出去往来于彼我之间。我们于若干天后或派克农、云逸二人来加强之。此事请大大注意。这边正动员剑英、克农、章五三人向王、刘两部三师三旅十八个团分途突击。这个中层乃是枢纽，目前最为重要。至于上层及在东北军中建立党的基础，此间正在加力，并且大有希望。（8）
其实，这时在东北军上层，如对张学良、王以哲的工作，已经很有成绩，吸收张学良入党的工作甚至已经提上议事日程。在东北军内部建立党的基础的工作，同样也有成绩，无论是中共北方局前此派来的刘澜波、宋黎等人，还是这时在前线从事统战工作的李克农、朱理治等人，也都已经陆续在东北军内部发展党员，甚至还建立起个别共产党的秘密支部。但最困难的是争取军师旅团一级的军官。中共和红军与东北军的关系，多半还只是建立在与张学良、王以哲个人关系的基础上，更多的只是一种上层统一战线关系。几个月来，中共中央对整个东北军的内部状况、主要干部情况，以及政治动态，不仅无从把握，而且不甚了了。要开展对东北军中上层的全面争取工作，深入了解并把握东北军的情况是绝对重要的。这正是中共中央急于找刘鼎回来的原因之一。与此同时，由于东北军军师旅团一级军官是整个东北军的枢纽，他们又直接掌握部队，一旦政见分歧，即使是张学良、王以哲也将奈何不得，因此要突击争取整个东北军，争取或影响这些军官，“目前最为重要”。考虑到这种情况，中共中央一方面决定组织干部分途去见东北军各军师团长，做政治宣传工作，同时根据红军多年政治工作的经验，决定召刘鼎来告之以红军政治工作优点，要其设法劝说张学良能够在东北军各级军事单位设置政治工作系统，中共并愿意为东北军配备政治工作干部。
从刘鼎来后毛泽东给彭德怀的电报看，中共中央对刘鼎汇报的东北军状况及其中共在东北军内部的工作，大体上还是满意的。值得注意的是，在刘鼎来安塞之前，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曾有电报来，对刘鼎在被捕期间的表现提出怀疑，要求中共中央“严重注意”。但中共中央对此完全不以为然。毛泽东于7月6日致彭德怀电称：“刘鼎来，布置了那边的工作，那边的工作大有希望。”（9）这明显反映出中共中央对刘鼎这时所担负的工作基本上还是重视与信任的。
7月7日，刘鼎从安塞经洛川返回西安。但这一天，张学良恰好同于学忠以及邵力子、朱绍良等一道从西安启程前往南京出席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刘鼎没有能够见到张学良，直到7月24日张从南京回来，此事才得以提出，结果张学良因担心为蒋所知而未能同意。如此一来，安塞会议的设想整整耽搁了20天的时间也未能实现。对东北军军官的争取工作自然又受到拖延。
只不过到了7月底，两广事变已告失利，作为事变主角的广东一方被南京完全瓦解，中共中央此前关于迅速以西北发动来响应西南事变的计划自然中途搁浅。（10）因此，此种耽搁并未造成严重后果。而且在中共中央方面，它所确定的“突击”做东北军各级军官工作的计划，也并未完全停顿。在这方面，尤为典型的就是叶剑英、朱理治所领导下的针对东北军107师的工作。
原本中共中央计划在张学良同意在东北军中建立政治工作系统时，派叶剑英、朱理治等到西安去，因此一计划搁浅，两人遂留在陕北专门从事东北军67军前线部队的“突击”宣传计划。他们明确分配了工作任务，派刘仲明专门做107师的工作，马文瑞专门做129师的工作，刘培植专门做117师的工作，另一人专门做105师的工作，并且一律设法随军行动。同时，他们也注意利用各种宣传手段来影响东北军士兵，专门请苏区的人民剧社在安塞与延安间的杨家湾集市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演出，以便针对赶集市的东北军官兵进行政治宣传，此举收到极大效果。很快，东北军67军下辖的几个师里，都发展了共产党员，并建立了秘密的党组织。最好的如107师，发展共产党员有20人之多，还成立了以630团陶翊周营长为书记，王昌奎、李瑾玉为委员的中共107师党委会。（11）
确切地说，像在107师那样，成功地发展起党的组织，并能够公开宣传的情况毕竟太个别了。中共在东北军其他部队里进行的突击宣传活动并不很成功。这一时期共产党人在东北军中工作者不可谓不多，但由于分属上海党、北方局和苏区几个系统，各系统间又因为早期建立的地下交通线和以上海为中心的中枢指挥系统被国民党所破坏，以致相互之间多年没有直接的工作联系，中共中央对其他系统的工作情况也不甚了了。中共中央在前线一时并不能利用上海及北方局系统前此在西北的工作成就，全靠自己重新打开工作局面，因此，两个月左右的工作难以取得重大进展。67军里发展工作最好的107师也不过就发展了20多名党员，其中绝大多数还都是士兵，军官中，特别是团长以上的军官中不仅没有一个党员，而且接近和影响都相当困难。除了师长刘翰东以外，绝大多数团以上军官都畏惧政训处的监视，而刘翰东以及其他个别高级军官之所以与红军保持较好的关系，一方面是因为张学良和王以哲与中共友好，另一方面则是长时间和平共处，双方不免互有所求，而且也不免使双方指挥官之间滋生某些好感。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东北军内部，负责军官要避免因失枪而受罚。特别是这一条，东北军中这时有严格的规定，凡丢失枪支，不论何种原因，不仅不予补充，并且负责军官还要受到严厉处罚。而这时因受共产党宣传的影响，东北军士兵携枪投奔红军的事又屡有发生，因此，107师的高级军官，包括刘翰东师长与中共代表的交往，很大程度上都与这事有关，即请示红军方面能够将叛逃者的枪支返还给自己。这种情况表明：在短时间内要想争取东北军军官普遍接受中共“抗日反蒋”、“联俄联共”的政治主张，无论如何都是困难的。
当然，对东北军的突击工作没有取得预期的成功，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两个月时间毕竟太短。而值得庆幸的是，中共毕竟争取了张学良，而争取了张学良就已经成功了一半，进一步争取其军队所缺的不过是时间而已。而进一步可以让中共领导人感到欣慰的是，刘鼎、王世英以及随后由莫斯科经香港、广州、南京来到陕北的潘汉年，还相继送来了中共地下组织争取其他地方实力派已经取得重要收获的消息。最突出的就是，广西、四川、华北几方面的地方实力派领袖都积极与中共联络，赞成共同抗日反蒋。
还在6月上旬，广西方面李宗仁、白崇禧就专门派代表刘仲容、王公度等分别前往上海、平津地区寻找共产党的关系，王公度已经在6月20日与中共中央派驻上海的代表李允生(即冯雪峰)进行了初步接触。该代表保证“李、白此次反蒋坚决，粤陈此次亦不致动摇，望各界各派特别是CP和他们合作”，他们非常渴望与中共合作。双方因此商定，在以下几个方面：(1)舆论与宣传；(2)群众团体之策动与配合；(3)军队上之联络；(4)浙赣线、粤汉线、平汉线等路交通工人群众之影响；(5)浙、赣、闽、湘、皖、鄂等省红军游击队等方面，“一致行动”。（12）刘仲容随后也经中共北方局介绍来到西安，要求与中共中央谈判。
这一阶段急着找中共联络的，还有前东北抗日名将马占山，前十九路军将领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以及华北宋哲元及韩复榘的代表刘子青等。中共中央这时也陆续派出张云清、张金吾、彭雪枫、张云逸等作为中共中央正式代表，四出活动。毛泽东并有信致身居抗日最前线的宋哲元与傅作义等，突出强调红军实力的强大，特别是取得苏联援助的保证，宣传自己奉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以影响这些地方实力派向自己靠拢。
毛泽东致宋哲元信称：
刘子青先生来，知先生殷情抗日，曷胜仰佩。曩者日寇入关，先生奋力边陲，慨然御侮，义声所播，中外同钦。况今日寇，得寸进尺，军事政治经济，共时进攻。先生独力支撑，不为强寇与汉奸之环迫而丧所守，对华北民众运动，亦必复继续去冬之政策，果然确立抗日决心，一面联合华北人民群众，作实力之准备，一面恢复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西北军光荣历史时期曾经实行之联俄联共政策。一俟时机成熟，实行发动大规模之抗日战争，则不但苏维埃红军愿以全力为先生及廿九军助，全国民众及一切抗日力量均将拥护。先生及贵军全体为真正之抗日英雄，目前日寇图绥甚急，德王蠢蠢欲动，蒙古第二傀儡国之出现，大抵为时不远。冀察政委会汉奸成分之增加，着着向先生进逼。然弟等及全国人民，必不让先生独当其难，誓竭全力，以为后援。近者国内统一战线大有进步，红军主力渐次集中，国际联系，已有把握。凡此均非徒托空言，而有实际力量，足以资为抗日之用者也。惟具体实施步骤必须规划周详，方免遗误。兹遣张金吾同志前来就教，请予接谈。（13）
毛泽东给傅作义的信称：
涿州之战久耳英名，况处比邻，实深悬系。迩者李守信卓什海向绥进迫，德王不啻溥仪，蒙古傀儡国之出演，咄咄逼人。日本帝国主义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先生北方领袖，爱国宁肯复人。保卫绥远，保卫西北，保卫华北，先生之责，亦红军及全国人民之责也。今之大计，退则亡，抗则存，自相煎艾则亡，举国奋战则存。弟等频年呼吁，要求全国各界一致连合，共同抗日，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幸人心未死，应者日多，抗日图存，光明渐启。近日红军渐次集中，力量加厚，先生如能毅然抗战，弟等决为后援。亟望互派代表，速定大计，为救亡图存而努力，知先生必有同心也。（14）
中共与苏联的特殊关系，在这时无疑对诸多对蒋介石及南京政府不满的地方实力派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毫无疑问，不少地方实力派这时寻求与中共的合作都是看重这一点的。比如陈铭枢等人，这时就是直接向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寻求支持的。陈曾专程前往莫斯科，代表由诸多反蒋国民党将领组成的中华民族革命行动委员会与中共代表团达成合作协议，经过共产国际的批准，中共代表团也已开始向这一反蒋组织提供支持，帮助其在香港进行宣传工作。（15）而后，在中共代表团的支持下，陈、蔡、蒋等人相继回国，开展活动，并且开始与广西李宗仁等携手，准备在广西重组十九路军，直接参加抗日反蒋。中共驻莫斯科的代表团团长王明曾就此向中共中央做了具体的说明，并且特别通知中共中央，陈铭枢要求与中共中央签订抗日救国合作协定，而代表团方面已经决定支持其为重组十九路军训练干部，并决定在干部上和物质上为其提供援助。（16）
这时格外注重中共同苏联的关系，甚至明确表示愿意为此而尽力的，还有新疆居统治地位的盛世才。以盛世才在新疆的地位，他对中共与苏联的态度，无论对于他自己的统治，还是对于中共和红军，都是极其重要的。盛世才对此显然早就明白。正是因为这样，盛世才在公开联苏之后，又主动要求实行联共，他同样也像张学良一样提出了加入中共的要求。盛世才原本就是东北人，早年在东北军著名年轻将领郭松龄的资助下赴日本学习军事，回国后曾在南京任职，而后经人介绍转入新疆担任当时新疆统治者金树仁的军事顾问，于1933年登上新疆统治者的宝座，并在苏联军队的支持下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因此，盛世才公开在新疆实行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并引进大批苏联顾问，表现十分激进。在中共中央及中央红军转入西北之后，盛世才已经看出新疆在中共联苏问题上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因而开始积极靠拢共产党。还在3月15日，盛世才就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给中共代表团团长王明，声称：
我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统一战线政策，但您知道，国民党并不是一个革命的政党，蒋介石也不是一个诚实的革命家，而是一个投机的军阀。与蒋介石国民党相反，我和阿波列索夫同志搞的新疆工作，却是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大的组成部分之一。我希望我的工作能够受到您的领导。我知道，过去蒋介石和冯玉祥欺骗和利用了苏联，欺骗和利用了中国共产党，谁能够保证我不是另一个蒋介石或冯玉祥?对这种疑问我的回答如下；
第一，不论是蒋介石还是冯玉祥，他们都从没有学习过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主义，他们与苏联和共产党保持友好关系，不是因为他们相信共产主义，而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和他们自己的成功，而我却是(共产主义的)真正的信仰者。我对于苏联和共产党的友谊，是真诚的。
第二，蒋介石和冯玉祥早已形成政治势力，他们利用苏联和中共来增强自己的地位。而我在还没有到新疆之前，还没有成为督办的时候，就已经相信并且希望加入共产党了。在我成为新疆边疆地区的督办之后，我更有机会利用我现在的地位，公开实行与苏联和中共友好(的政策)……
第三，蒋介石、冯玉祥与苏联和共产党搞好关系，是因为他们没有选择；而一旦他们不再需要对苏联和共产党友好的时候，他们就会用仇恨的态度对待苏联，残酷地屠杀共产党。但我是可以选择的，由于我对苏联的友谊和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引起了蒋介石、汪精卫及其南京政府对我的敌视。如果我不相信共产主义，放弃对苏友好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毫无疑问我能够与南京政府建立起密切的关系。除此之外，任何人都清楚，要保持督办的位置，最好的办法就是让自己无条件地服从于南京政府和成为蒋介石、汪精卫的奴仆，直至成为帝国主义的走狗。但是，我却敢于以督办的身份与苏联合作，并且公开反对南京政府，而不顾我的督办地位。这是因为，我信仰共产主义并且反对南京政府的叛卖行径。
第四，蒋介石和汪精卫与苏联和共产党的友好关系是暂时的和短暂的。而我与苏联及共产党的友谊是永恒的、不变的。我在新疆三年来所做的工作，可以证实我确实是站在反帝阵营一边的。
第五，蒋介石和冯玉祥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利用他们的政治地位，他们是军阀，干卑鄙的事情。而我，自从就任督办以来，就始终是诚实的。最近八十年以来，在中国高层军政领导人当中，从没有像我这样无私的人。这是因为我信仰共产主义。（17）
在这封信的结尾，盛世才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的信徒盛世才”落款。
说盛世才是马列主义信徒，信仰共产主义，自然不那么可信。但可以相信的是，盛世才这时的确是愿意与中共合作的。在信中，他就明确地提议苏联应当援助陕北的红军，并且表示他可以负责将军事装备神不知鬼不觉地秘密运送到甘肃，交给红军。（18）随后不久，他更进一步向苏联国防部提交了军事问题建议书，并再度给王明写信，具体提出了苏联应该经过新疆大规模援助红军的问题。他在给王明的信里写道：
中国红军现在最好的发展条件就是中国西北，因此应当把陕、甘、青、宁、新五省变成中国革命的可靠根据地。现在最迫切的就是占领甘肃省。一旦甘肃占领之后，中国红军就能够秘密地从新疆、外蒙古接受苏联的援助。如果红军能够把这几省变成他们的根据地，那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他们就能够非常便利地向中国北方和南方扩展。即使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西北根据地也可以保持与苏联和外蒙古的密切联系。……你们应当利用已有的便利条件尽可能地帮助中国红军，向红军提供军事装备，包括军用飞机，特别应当建设飞机场，发展自己的空军。我已请国防部长元帅除了卖给我们军事装备外，还要准备大批装备以便秘密地援助中国红军。（19）
不论盛世才的这种表态究竟出于何种动机，在中共西北大联合的计划中，新疆这一关可以肯定已顺利地打通了。有了盛世才的支持与合作，再加上张学良东北军在陕西和甘肃的势力，红军只要设法征服拦阻在陕甘两省之间的敌对的国民党军队，西北大联合计划不难实现了。
然而，对于中共中央来说，在陕西还有一部最重要的力量需要争取过来。这就是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在陕西的国民党军队中，除了张学良的东北军以外，整个非蒋系部队中，就属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最强了。特别是因为第十七路军在陕西土生土长，与蒋介石又有着深刻的矛盾冲突，因此中共领导人自到陕北来，就注意到对十七路军的争取工作。可是，尽管1935年底毛泽东派汪峰去见过杨虎城，也订立了有关通商和交通问题的口头协定，与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相比，中共这时对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却进展困难，甚至可以说是步履维艰。这是因为，与东北军的关系毕竟是建立在与张学良个人的大体相似的政治倾向和密切协商的关系基础上的，而与十七路军的关系几个月来却更多地只能依靠少数中下层军官来维系，杨虎城只是采取默认的方法一般不加干预，他个人则有意与中共中央不发生任何关系，甚至在4月间王世英受命找他谈判时表现冷淡。这些情况不能不使中共领导人对争取杨虎城的工作产生怀疑。在4月中旬毛泽东派王世英去西安找杨虎城商谈拖延向苏区进兵事，被杨虎城“推诿不见”之后，毛泽东已明确断定：“杨虎城怕蒋特甚，一时当难与我们建立积极关系。”（20）
其实，杨虎城也并非不想与中共和红军建立秘密的合作关系。6月间，因为发现“部下几个团长被蒋收买”，杨虎城意识到蒋介石对自己包藏祸心，于是一方面赶紧派人于6月下旬找上海黑社会关系设法阻止，一方面也秘密派人找中共组织，“表示极迫切与我方联合及求助”。可是几经挫折之后，中共方面对于杨虎城能否下张学良那样的决心，却不能不有所怀疑，以致一直负责十七路军交通线，对十七路军情况十分了解的梁明德都明确认为：“对杨不要估计过高。”即使是这次杨主动找红军，看上去也“还不是十分需要的，不过作一种不要断的声势”。
杨虎城原为冯玉祥西北军系统的一个师长，1929年背冯倾蒋，1930年蒋、冯、阎大战中从一个第17师迅速扩编为第7军乃至第十七路军。由于杨在这场战争中助蒋有功，战争结束后得到陕西省政府主席之高位。然而“兔死狗烹”，当冯玉祥的西北军再不能在陕西对南京政府构成威胁后，蒋介石为控制陕西，转而又频频对杨虎城下手，削其兵，夺其权。杨虎城扩编的3个师被蒋撤销了一个师，剩下的两个师，其中一个师长冯钦哉又被蒋所收买。到了1933年底，蒋介石连招呼也不打一声，就免了杨虎城的陕西省政府主席一职，改派其亲信邵力子来做。1935年，东北军大兵入境，杨的地位更是一落千丈。如今，蒋介石竟连他最后所有的几个团也不放过，这不可避免地要把杨虎城逼上梁山了。
杨虎城要上“梁山”，自然得找共产党。而杨虎城在20年代也确实同共产党人打过不少交道，不仅深知共产党里有不少人才，而且其本身思想也颇有些激进。（21）特别是考虑到部队自身的发展，几年来杨虎城利用共产党陷于严重困难的机会，在他的部队中也搜罗了不少因各种原因与共产党组织失去关系或者脱党的共产党人。甚至从1936年春天起，以中共党员谢兹山(谢华)为首，徐彬如、李木奄、宋绮云、金闽生、童陆生等还在十七路军里面组织了一个西北特别支部，用杨虎城拨给《西北文化日报》的经费开展自己的工作。7月以后，这个“西北特支”更进一步在西北军原有的救国会的基础上，组织了一个公开的“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西救”)，大张旗鼓地在西安展开了抗日救国的宣传。对此，杨虎城事实上都是睁一眼闭一眼加以默认的。只不过这并不表明杨虎城这时真的信任共产党。据谢兹山7月30日第一次给中共中央军委的报告说：
今年二月初，上海中央派我到西南(北)来发动西北抗日工作。在这(半)年当中，与十七路军谈判很多，直至现在还在继续讨论……他们态度还好，但缺乏勇气，不敢发动。他们对我们说：只要川康红军向北集中，中央红军能把汤(恩伯)部解决，我们一定配合行动起来。我们现在还是耐心地进行讨论的工作，我们认为不到绝望的时候决不放弃这种谈判。（22）
上述报告表明，杨虎城固然允许并同情共产党人在他的军队和辖区活动和宣传，但即使是像谢兹山这种在十七路军上、中层中“信仰很好”、“关系很多”的共产党员，也不能使杨扫除对共产党的疑虑并决心与红军秘密结盟。这既是因为杨担心和红军走得太近会导致与蒋撕破脸，在军事上没把握，也是由于他对中共也颇难信任。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自杨靠蒋之后，共产党方面曾一再破坏其部队，并屡屡发动兵变。其部下骑兵团团长王泰吉组织的一次兵变，几乎把他的骑兵团整个端走了。而1933年6月24日，杨为自保，秘密地与刚刚在陕西邻界的川北建立了赤色根据地的红军第四方面军达成一项口头协议，约定以巴山为界，红军不来攻陕南，杨虎城的部队也不去打川北苏区。一年之后，因蒋发现了双方的秘密妥协，杨被迫停止了与红军的往来，并遵命开始向川北苏区推进，红四方面军毫不留情地大举进攻陕南，歼灭十七路军达4个团之众，仅俘虏就捉了4000余人。（23）
更让杨不信任共产党的是，1935年红25军消灭其警备3旅，并杀害旅长张汉民。当时红25军刚刚进入陕西不久，杨的部队连吃败仗。为自保，杨派曾为共产党员的张汉民率警备3旅去与红25军保持接触，试图与红军实现互不侵犯。没想到，不仅警备3旅被消灭，被俘的张汉民也不免一死。所有这些，都让杨虎城对中共实行统一战线的诚意深表怀疑。杨之所以几个月来一方面愿意在前线与红军实现妥协，一方面却又极力避免与中共有任何联系，很大程度上也正是这种既怕蒋介石又怕共产党的心理在起作用。不过，这种若即若离的态度到底不可能保持太久。
在整个中国都受到日本进一步大举侵略的严重威胁面前，杨虎城像张学良一样，也对蒋介石南京政府的安内攘外政策极为反感。因此，他在政治上很显然是中共抗日反蒋主张的同情者。但不应当忽视的是，中国近代的地方实力派人物之所以能够称雄一方，靠的都是军队。在这方面，杨虎城也不例外。因此，像这时所有的地方实力派军事领袖一样，杨虎城同样最看重自己的军队。而蒋介石同众多地方实力派之间之所以矛盾重重，有时甚至势不两立，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就在于，立志一统天下的蒋介石千方百计地要取消地方实力派手里的兵权。既然继续听命于蒋不能保全自己的军队,杨虎城也只有一条路好走，那就是冒险联合中共，取得中共的合作与支持，像两广事变的领导人一样，以抗日反蒋来求得生存。
杨虎城一向较为谨慎，这次却敢于下此决心，这根本上固然是蒋介石所逼，但同时也是由于他清楚地知道张学良与共产党有秘密关系，知道在西北发动反蒋不会因势单力孤而弄巧成拙。他也清楚，只要联合了中共，利用西北接壤苏蒙的地理条件，就有可能得到苏联的帮助。当然，即使到这时，为了保险起见，杨虎城也还是为自己留了一手。关于这种情况。在8月下旬潘汉年经张学良介绍见杨时，杨虎城曾有过明白的说法。据潘汉年报告，在他特意说明了毛泽东希望与他建立直接合作关系的意思之后，杨当场提出三个条件：
(一)十七路军暂不能一一转变为红军，目前只能政治上加紧准备；
(二)合作途径必跟张某走，毋须另起炉灶；
(三)军事上先打通国际路线。
对于潘汉年关于杨虎城应该直接与中共中央建立电台联系，以便及时联络的提议，杨仍旧“极力表示他的电台不能用”，要联络就只好通过张学良。（24）
杨虎城虽然一直小心地不与中共建立一种直接的关系，但中共中央仍旧始终在为此努力。事实上，由于陕北苏区受到十七路军的直接威胁，东北军的调动又破坏了原有的交通线，中共方面为了打通十七路军方面的关系不知花了多少力气。由于无法与杨虎城直接联络，周恩来甚至不得不致电张学良，请其设法劝说杨与中共直接发生关系。（25）因此，当杨虎城要求与中共联合的信息传达到陕北之后，不论人们是否对杨前此行为是否理解，毛泽东还是很快写信给杨虎城，表明了中共方面的欢迎态度，并派自己的秘书张文彬作为中共中央正式代表，专程前往西安与杨虎城谈判双方合作问题。毛泽东的信说：
先生同意联合战线，盛情可感。九个月来，敝方未曾视先生为敌人，良以先生在理在势，在历史，均有参加抗日战线之可能。故敝方坚持联合政策，不以先生之迟疑态度稍变自己之方针。然为友为敌，在先生不可无明确之表示，虚与委蛇的办法，当非先生之本意。目前日本进攻绥远，陕甘受其威胁，覆巢之下，将无完卵。蒋氏向西南求出路，欲保其半壁山河依靠英国，西北已非其注意之重心。全国各派联合渐次成就，而先生反持冷静态度，一若秘密之联系，暗中之准备，皆所不取，甚非敝方同志所望于先生者也。兹派张文彬同志奉诚拜谒，望确实表示先生之意向，以便敝方做全盘之策划。先生如以诚意参加联合战线，则先生之一切顾虑与困难，敝方均愿代为设计，务使先生及贵军全部立于无损有益之地位。（26）
毛泽东同时还有信致杜斌丞，请其“加速推动”，以使杨虎城联合中共愿望能够切实付诸行动。（27）只不过，中共与杨虎城之间的统一战线关系开始真正形成，已经到了9月份了。
张文彬于8月26日到达西安，31日晚与杨虎城的机要秘书王菊人开始正式会谈。王一开始就明确表示，杨虎城认为目前政治形势十分紧迫，绥远方面有日本人的进攻，广西方面李宗仁等因拒绝南京政府命令另立政府，再树反蒋旗帜。因此，杨认为抗日反蒋都已到关键时刻，有必要“立即在西北发动军事行动，杨并有军事计划意见”，希望能够在中共、张学良与杨虎城的三方会议上进行讨论。王菊人初次会谈就开门见山地代表杨虎城提出如此大胆果决的谋反计划，这不仅再清楚不过地反映出杨虎城此时的急迫心情，而且也表现出杨虎城这时在反蒋问题上甚至比张学良还来得更坚决。只是张文彬对此明显地缺乏思想准备，以致张不相信杨的这种提议确是出自真心，竟怀疑“渠欲以此试探我方军事行动及张与我关系，和有无背他之处”。因此，张文彬的答复明显避重就轻、含糊其辞。张称：
杨主任能以救西北首先提议发动，我方甚为欣喜，愿杨能提出具体意见，但第一，我杨双方尚无合作前提……与共同意志在事实上的表征，希能脚踏实地地真诚做去，不徒空(言)。第二，对张方情形我不清楚，对关系第三者情事似非单方面可以解决。如真有此种情势与发展到此必要时，当由各方共同会议筹划。届时或有四五六七方面亦未可知。但我均无事实根据。尤在此时我杨双方尚未有初步明确协定前提，似觉尚谈不到，而不便作徒言推测。（28）
不过，坦率言之，张文彬此次前来的主要目的就是接通双方之交通联络，就双方互不侵犯和自由通商问题达成协议。在张文彬等看来，既然杨虎城连联络及通商这样的小事情都不敢做，他又如何有胆量做大举动呢?这也难怪张文彬不相信杨虎城有反蒋决心呢!在张文彬与王菊人见面之后，杨虎城又连着六天不露面，说是有病，这更让张文彬对杨虎城的态度感到不能信任。他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明确说：杨虎城之所以有这种态度，显“系因害怕与我建立合作后其部队群众为我争取，及害怕蒋之发觉而迟缓”。
直到9月6日晚，杨虎城终于出面接见张文彬了。双方谈了大约两个小时。张文彬代表中共中央提出了抗日合作口头协议的草案，其内容为：
一、互不侵犯：
(1)双方各驻原防地，在实际行动上取消敌对行动。
(2)杨负责抑制民团行动，不在苏区及原有革命组织的地方组织保甲。
(3)不摧残革命组织，改善军队纪律，密切与群众的关系。
二、取消经济封锁：
(1)设专门贸易站在十七路军掩护下保障苏方国家贸易的流通。
(2)不禁止群众的自由通商。
(3)苏方不禁止群众供给十七路驻军的食料等必需品的购买。
三、建立军事联络：
(1)双方军事行动事先通报，杨方除将本部属行动通报外，并供给南京等各方情报。
(2)有关双方纠纷问题均经双方磋商解决。（29）
上述提议与前此汪锋及王世英等过去的提议，没有多大的区别，因此，杨虎城当即表示原则上同意。他甚至第一次原则上同意中共派代表驻西安，并在西安设立一部电台以与陕北联络的主张。当然，杨虎城显然更关心共产党对十七路军的策略及态度。张文彬报告称：第一，他表示，因为十七路军的力量与现处环境的关系，目前尚不能离开南京政府。第二，他强调，因为十七路军的基础关系，目前不能与红军走一条路，但可以走“人”字路，将来再会合。第三，杨宣称，红军除非接取国际援助，不应继续游击战争，但红军的根据地最好设在甘肃、宁夏与陕西交界地区。第四，他担心国际援助一时来不了，更担心国际援助只给红军而不给十七路军。第五，他再次强调，西北发动要由张学良来领导，但担心张部复杂，且担心因张继承父业，未经艰苦经营，关键时可能靠不住。
对此，张文彬作出的答复是：第一，应付南京是必要的，但必须努力做实际的抗日准备，防备和打击蒋介石的破坏阴谋。第二，对十七路军，红军从未有过挖墙脚的企图，不过希望十七路军能够建立自己的政治组织，成为坚强的抗日友军。第三，红军发展的方向及根据地的建立，需要根据与友军的联络情况以及敌人方面的情况来决定。第四，“国际援助不成问题”，并且“一切抗日友军，一切联俄联共武装都可援助，方式与方法则按具体情形决定”。第五，对张学良及其军队的情况虽不十分清楚，但以其特殊的亡国情形，应该是可以改变自身的弱点的，并希望杨虎城能够根据本人的革命历史和意志及共处西北利害相关的缘故，对张学良给予全力推动。（30）
张文彬对杨虎城的看法很明确，他仍旧相信杨的谈话突出地反映出其必欲保全自己军队和地盘的愿望。当然，通过随后与杜斌丞的谈话，张也注意到杨虎城的过分谨慎，是与前此与红军交往的教训有关。他在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中提醒中共中央说：“据杜谈，张汉明(民)原是十七路军内认为最左倾的分子，终为红军所杀。又曾一次榘亲自派一学生到汉中与张、徐(向前)交涉，亦被杀。此等事在十七路军中有很不好印象，杨、孙等现在犹怨我方不能遵守信义。深望我方注意。”（31）
7日，张文彬根据与杨虎城6日晚谈得的结果，与王菊人等具体商订了红军与十七路军合作协议的具体条文，最终达成协议。协议共三条内容如下：
一、十七路军现尚未接防，准备以十七师王旅驻最前线，旅部将在鄜州、肤施及其以北到蟠龙止，均以最少数部队营连分驻(蟠龙是否驻不一定)。十七路军主力均在鄜州以南，以备有事。整个部署俟决定后当再电告。
二、民团将以消极的集中训练，统一指挥名义，严密纪律等抑制其活动。积极的方式是改造其个别不听从指挥者。保甲组织，以目前部队无政训处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将来如有政训处也不致成大问题，至少可以采东北军所用过的方法去抑制。
三、交通地点决在肤施及到甘泉的侧翼，由十七路军、红军各派二人以副官名义前后各驻一个办理货物转运，至于人员的来往另外由人负责，以更谨慎。
四、电台可立即设立。（32）
时至于此，共产党人在成功地争取了张学良之后，终于又成功地使一向摇摆的杨虎城比较肯定地到了自己的一边。再加上西北地区的小军阀邓宝珊、高桂滋这时也已经表示赞同与红军妥协，而在接通苏联问题上最关键的新疆盛世才也明确支持中共和红军的大西北计划，西北发动的整个准备工作看上去颇为顺利。
（1）“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特件——政治卷，第51579号，台北。
（2）《徐永昌日记》第3册，378——379页，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199l。
（3）《蒋介石致西安张代总司令电》，1936年5月1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265册，第250338号。
（4）《晏道刚致南京军事委员会侍从室汪秘书日章先生转呈蒋委员长电》，1936年5月8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265册，第25013299号。
（5）郭增恺：《一个历史问题的交代》，《西安事变三忆》，大地出版社，1962年，第45—46页。
（6）《贺衷寒致蒋委员长电》，1936年8月5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265册，第25035860号。
（7）《中央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1936年6月20日，见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171——181页，北京，档案出版社，1985。
（8）《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36年7月1日，见中共中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上)，555——556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9）《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36年7月6日，《毛泽东年谱》(上)，556页。
（10）7月4日粤空军首先飞离广州，宣布拥护南京中央。紧接着粤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等亦公开宣布拥护南京。13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免除陈济棠本兼各职，任命余汉谋为广东绥靖主任兼第4路军总司令。18日，陈济棠被迫离穗赴港。21日，广西将领通电南京，表示拥护和平统一，服从中央命令。
（11）《中央工委代表叶剑英致陶同志函》，1936年8月23日，载《党的文献》，1990(2)(有叶剑英同志的三份文电)。
（12）《李允生给中央的报告》，1936年6月25日，见《毛泽东年谱》(上)，556页。
（13）《毛泽东致明轩先生主席函》，1936年8月14日，见《毛泽东书信集》，40—42页。
（14）《毛泽东致作义先生主席函》，1936年8月14日，见《毛泽东书信集》，43—44页。
（15）陈铭枢等试图在中共帮助下重建十九路军，其计划用10万中国元训练l000军事干部；20万中国元购买枪支；5万中国元为秘密军事开支；10万中国元用于宣传(办《大美晚报》)；3万中国元用于行动委员会的开支。故陈希望中共代表团能提供10万—15万中国元的财政援助，双方就此达成了相应的协定。见Principles of the“National-Revolutionary League”for Negotiations with the Communist Party Regarding the Anti-Japanese United Front，1935(Draft); Resolution of the Secretariat of the ECCI Concering Negotiations between the CCP Representative and Chen Mingshu，Jun 19，1936(Drafr); Political Agreement betwee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Chinese National-Revolutionary League about Collaboration in the Struggle for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and for Salvation of the Fathereland，Julyl3，1936(Draft)，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Vol.30，no.1，Janury-February 1997,pp．41—53.
（16）王明电报内称；“陈铭枢于四月来莫，不久前离去，王明、康生曾与之晤谈。陈提议与我党签订抗日救国的合作协定，我们赞成陈的意见，但同时向陈解释关于具体合作形式，尤其是组织抗日救国联军与总的抗日领导机关等问题，只有在国内与中央特派员代表签订协定。我们现在只与陈在关于下列问题上达成了口头协议，即(一)在《大众日报》、《前驱报》及《大美晚报》之间合作；(二)在香港共同组织培养民族革命干部训练班；(三)在英法等国共同进行华侨工作；(四)派我党干部去进行干部工作。虽然为进行报纸及训练工作而派去的干部是由我们从此地派出的，但我们向陈说是由中央派去的。我们决定根据实际需要今年逐渐为此支出两万美金。”见中心档案，495／74／281。
（17）Sheng Shicai’s letter to Wang Ming(Received by the Soviet People’s Commissariat of Foreign Affairs on March l5，1936)，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vol，30，no.1，January-February 1997，pp.57—66.
(18)Sheng Shicai’s letter to Wang Ming。
（19）《盛世才给绍禹先生的信》，1936年10月4日，见中心档案，495／74／278。
（20）《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36年6月28日，见《毛泽东年谱》(上)，554页。
（21）根据现在已经查证的档案资料，可知还在1928年前后，杨虎城就与共产党的秘密组织来往密切，中共党组织甚至曾经考虑过发展杨虎城入党的问题。
（22）《谢兹山致中央军委的信》，1936年7月30日。
（23）关于这一情况的是非曲直至今尚有不同看法。原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回忆称：红军进攻陕南是因为十七路军孙蔚如部出兵攻打红军，并任凭胡宗南的势力伸向川陕边威胁红军，同时也是为了吸引四川敌人向北，便于红军突破嘉陵江。但也有人认为杨虎城的进攻只是一种对蒋的敷衍，是虚张声势做给蒋看，并非有意破坏双方的协定，而红军的大举进攻则有违协议。
（24） 《张文彬致毛主席、周副主席信》，1936年9月1日，载《中共党史资料》第33辑，5—8页。
（25）《毛泽东致潘汉年告张学良电》，1936年8月25日。
（26）《毛泽东致杨虎城函》，1936年8月13日，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书信选集》，38—3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27）《毛泽东年谱》(上)，569页。
（28）《张文彬致毛主席、周副主席信》，1936年9月1日。
（29）《张文彬致毛主席的信》，1936年9月8日，见《中共党史资料》第33辑，11—17页。
（30）《张文彬致毛泽东的信》，1936年9月8日。
（31）《张文彬致毛主席的信》，1936年9月8日。
（32）《张文彬致毛主席的信》，1936年9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