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引弦待发
随着1936年秋季的日渐到来，发动西北大联合的诸多条件都已经开始成熟起来了。但中共在陕北的物质条件却是极端困难的，直接影响到红军的军事发展，限制着中共力量的进一步壮大，因而不利于中共在它所倡导的统一战线中成为主导的力量。
中共这时在西北的条件究竟如何呢?在莫斯科保存的一份相当详细的报告对此有具体的说明。根据这份制定于1936年8月的报告，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红军当时确实极其需要来自苏联的援助。
报告首先说明了“陕甘宁苏区状况”，称：苏区版图北以盐池、定边、靖边三县与绥远蒙地为界，安边、宁条梁、新城堡在敌手。横山南部、米脂西部为苏区，唯绥德至石湾封锁线区划在其间。东抵黄河，吴堡、清涧东部、延川、延长及宜川一部，原均为苏区，现则为清剿部队隔成数块。南则沿肤施、甘泉、鄜县大道两侧以外尚为苏区。入甘境，合水、庆阳、固原以北均为苏区，西则以预望堡及其南北之线内与宁马为界。中间环县、保安、安塞、安定四县则属全县。县城在我手中者为盐池、定边、靖边、安定、延川、安塞、保安、环县、预望九城。除定边外，余为均不足两百家之城市。苏区东西最长处有1200余里，南北600余里。行政区域分陕北及陕甘两省，陕甘特区及中央直辖保安县。整个苏区的特点是：(1)地形则山多沟深，林稀水缺，土质松，人户少，交通运输极不便。北部靠近蒙地，更多沙地，均不宜大部队运动。(2)人口极稀，总计不过40余万，除沿黄河西岸外，一般村庄少超过四五十家以上的，即便在大道上亦常四十里无人家。陕甘苏区内当红军的已超过3万，红属与人口比例超过江西苏区。(3)物产一般贫乏，农产除小米外，麦及杂粮均缺，不能供给大军久驻。特产除沿河西产煤及煤油（现入敌手)，盐池产盐，一般的畜羊外，无其他大宗出口。由于国民党对苏区实行封锁的原因，这里的商业更加萧条，只有东北军防线及内蒙古等少数地区尚有些商业来往，然而它也只能部分地满足红军及机关需要，并且需要现洋及白票交易，而苏区目前现款已经告罄。
报告接着说明了“现时西北方面的红军状况”，这是目前所知最详尽的关于这一时期陕北红军兵力及其配备的档案资料。报告称：
甲、一军团现辖三个师，计第一、第二、第四师，另一骑兵团，一炮兵连，一工兵连，一教导营，共约八千人。
乙、十五军团辖第七十三、第七十五、第七十八三个师，另一骑兵团，一炮兵连，一工兵连，共约六千人。
丙、各直属部队计有二十八军，辖三个团，一炮兵排，共约一千四百人。二十九军辖三个团，一炮兵排，共约一千二百人。三十军辖三个团，一炮兵排，共约七百人。第一独立师辖两个团，一炮兵排，约五百人。两个独立步兵团，共约八百人。一个骑兵团约四百人马。一个山炮连一百五十人。其余通信、警卫等部队约八百人。总计约七千二百人。以上正规红军三项共两万一千余人。
丁、地方部队陕北省有三个独立团，五个独立营及各县区游击队，共约三千人。陕甘宁省有两个独立团，一个独立营及各县游击队，共约一千三百人。陕甘特区有游击队约三百五十人。中央直属队有二百人。关中苏区有游击队约四百人。神府苏区有一个独立团及各县游击队，共约八百人。总计六千余人。
戊、武器在正规红军中，步枪约及全部人数之半。在地方部队中约超过五分之二。步枪总数在一万以上。重机枪约一百余挺，轻机枪约二百五十余挺(另存有二百数十挺)。迫击炮十六门(另有二十余门)。山炮两门。子弹一般缺乏，正规红军每枪平均不及四十发，地方部队仅十余发或二十余发不等。（1）
由上不难看出，这时的西北红军，饷弹匮乏，人枪有限，根据地又贫瘠偏僻，并且已被国民党军切割得七零八落，其自身就已经困难万分了。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雄踞各地之反蒋实力派仍旧纷纷前来相邀入盟，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十分引人注目的事情。很显然，各地反蒋派之所以看重力量并不强大的西北红军，除了对红军的战斗力有足够印象以外，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恐怕就是在中共和红军背后毗邻的强国苏联的号召力了。无论是张学良、杨虎城，还是陈铭枢、马占山、宋哲元、李宗仁以及刘湘等等，无论他们的目的是抗日救亡，还是为了设法保住自己的地盘与军队，他们之所以纷纷试图联合红军来抗日反蒋，自然不是指望可以靠红军的力量来左右开弓、挫蒋阻日，而是因为他们知道，无论是要对付强敌日本，还是要对付渐渐变得不可一世的蒋介石南京政府，非有强国的帮助不可，而如今也只有苏联才有可能帮这个忙。但是，在中国，要想联合苏联，恐怕首先就必须联合红军，因为在中国，苏联唯一愿意援助也必定会援助的，大概也只有红军了。因此，联合红军，是争取苏联承认与支持，进而取得苏联援助的几乎唯一的途径。
那么，这时苏联是否准备援助中共呢?
在今天莫斯科的档案馆里可以看到一些曾经是高度机密的文件。这些文件表明，早在1933年初，共产国际就已经开始提出中国红军向西北边境地区发展，以便接取苏联援助的设想了。到1934年以后，这一设想实际上已经开始提上苏联和共产国际中国政策的议事日程，并日渐成为他们为中国革命计划好的战略发展方向。
目前所见最早的一份有关共产国际提出红军向西北发展的文件，是共产国际执委会1933年初给中共中央的指示电，该电明确肯定红四方面军主力转入四川是正确的。电报提出：“我们认为，在四川，在陕南和有可能的话向新疆方向扩大苏维埃根据地，具有很大意义。”（2）
在一年多以后，另一份文献所提出的主张就更加明确了。这是共产国际派驻上海的远东局负责人福莱德1934年9月16日给共产国际副总书记兼联络局局长皮亚尼茨基的一封信，信中建议立即在苏联中亚西亚的阿拉木图组织由中共军政领导人和共产国际联络部人员联合组成的中共西北局，立即调查通过新疆、外蒙等地派遣人员到中国西北各省发展游击战争的可能性，直接援助陕北的红军，并通过他们接通四川红军。为此，不仅应当从莫斯科派遣一些中国干部，而且应当考虑派遣一些在苏联远东地区工作的干部，包括一些从东北来的游击队成员，通过新疆到中国的西北地区去。为此，应当在苏联的中亚细亚地区组织一个秘密的军政学校，并建立一个至少足够装备五万人的秘密武器库，以便训练这些人员，并随时准备向西北地区的红军提供军事援助。
同一天，另外一份文件也提到了这一主张。这是王明、康生当天写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其中明确提出中共中央应当加强陕甘宁三省的政治军事领导，努力将川陕苏区连成一片，进一步“打通川陕苏区与新疆的联系”，并断言此举为“中国革命有伟大意义的工作”。（3）
另外还有1934年11月3日皮亚尼茨基给苏联红军情报局长皮尔金的信，请他设法尽快协助调查中国西北边疆地区的情况，以便考虑经过中国的西北边界具体援助中国红军的可能性。多半是根据类似的建议，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有关中国西北边疆地区的调查报告。这样的调查报告在1935年已经被提交给共产国际，它们中有《关于中国西北边疆情况的报告》和《关于内蒙古一般情况的报告》等。这些报告说明：从中国西北地区接通苏联至少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一条是经过新疆的哈密进入甘肃西部地区，一条是经过外蒙进入绥远的定远营，接通宁夏。后者要比前者对红军更为方便，但暴露的可能性也大得多；前者距离较远，道路困难，费时较长，但由于新疆掌握在盛世才的手中，保密性却好得多。（4）
从1935年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关于红军行动的一份报告来看，共产国际在这一年的4月间已经决定要红军在靠近苏联和外蒙的西北地区创立战略根据地了。该报告宣称：“现在，不仅四川地区的西北边界已经不存在任何严重的威胁，而且今后红军向陕西、甘肃方向发展具有非常远大的前景，因为这些地方的游击队已经建立起一些重要的根据地，并且建立起独立的苏维埃政权。”红军“向西北发展的道路事实上已经打通”。苏联国防部、苏军情报局和共产国际联络局三家甚至联合组织了一个三人组，特别研究了中国红军未来在中国西北地区的发展计划及其苏联方面的援助问题，这个小组的一份报告明确肯定红军在西北发展以及接受援助是可能的。（5）由此不难看出，斯大林这时之所以明确表示希望中国红军能够向中国西北地区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及外蒙，其实是早有计划的。共产国际和苏联有关方面也确实在密切注意中国红军的发展动向，并努力与红军取得直接的联络，以便指导红军同苏联、外蒙接通。为此，仅在1935年下半年至1936年上半年，共产国际和苏联就接连6次派人潜入中国西北地区来接通与中共中央的联系。（6）同时，它们也开始具体筹划经过西北边界对中国红军的援助工作。毫无疑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之所以一再宣布“国际盼望红军靠近外蒙、新疆”，国际“已三、四次派人来找我们，希望我们在西北成立大局面”，也正是根据于此。只不过，在被迫从山西退出来的情况下，考虑到在西北红军生存越来越困难，而发动西北大联合必须要以苏联为后援的情况，他们寻求苏联援助的心情多半比苏联想要援助他们要迫切得多。
还在提前发动西北国防政府的计划紧锣密鼓地酝酿过程中，毛泽东就再度开始提出尽快实现打通苏联、接取援助的主张了，他甚至准备不等红军四方面军和红2、6军团到来就迅速就此采取行动。毛泽东提出：
甲、从总的战略上看，无论站在红军的观点上，站在红军与其他友军联合成立国防政府的观点上，打通苏联，解决技术条件，是全军今年必须完成的任务，而这一任务是必须一及十五军团担负者。
乙、红军接近苏联的道路有二，一是宁夏及绥远西这一条路。这条路距离较近，人口经济条件较好；缺点是恐怕不易造成根据地。但如能给马鸿逵主力以打击，一个时期的立足是可能的。二是甘、凉、肃三州。这一条路能够造成巩固根据地，缺点是距离较远，某些区域人口稀少，行军宿营恐怕有些妨碍。
丙、红军出动的时机亦有二，一是夏天或秋天，如能解决渡河船只，这是最好的时机。一是冬天，夏秋不成功，则只好等候结冰。
丁、不论采取哪一条道路与哪一个时机，给马鸿逵以坚决的打击都是决定的条件。因此请你考虑在七月下半月一及十五军团向金积、宁安之间或宁安、中卫之间行动的问题，及在黄河抢夺船只的问题。
戊、如能在东岸解决马鸿逵一部，又能抢到船只时，或东岸虽不能给(马鸿逵以打击)而依据已得材料，我军有在西岸战胜马部之把握时，则均应准备西渡。（7）
对于毛泽东的提议，彭德怀表示同意，只是调查结果显示两条路各有利弊，一时难下决心。同时，彭德怀注意到以陕北红军现有的兵力还不能做到两相兼顾，若因贸然渡河使陕北苏区落入敌手，则未必妥当。故他相信仍应花一个月的时间巩固甘北占领地区，西渡黄河，接取援助的作战只能在8月初开始进行。据此，彭德怀决定暂以打马鸿逵为目的，以第15军团一部围金积或吴忠堡，主力集结石沟堡附近，努力调动马鸿逵打击之；同时，以第1军团出黄河东岸中宁、靖远之间，相机抢夺船只，赤化黄河东岸并控制中宁、预望、同心三角地区，以便随时协同第15军团打击马鸿逵和依据条件渡过黄河。
根据彭德怀的电报可以看出，无论出宁夏或出甘肃，作战及红军生存条件都十分困难。两条路线都有人烟稀少、缺粮少水、不利大部队回旋作战和行军宿营的困难问题，而两条路上有村寨的地方，当地民团又都是深沟高垒、坚壁清野，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等部又多是骑兵，速度快，威胁大，围歼难。再加上国民党现在大军压境，以红军现有的两万兵力，一方面要保卫苏区，一方面又要完成长途跋涉、搬运大批军事装备和弹药的双重任务，实在分身无术。因此，毛泽东不能不寄希望于“外蒙能出兵策应并解送军械”。对此，彭德怀虽估计可能性很小，却也不能不希望共产国际能够动员新疆出兵，“夺取甘、肃、凉三州，响应两广，推动西北国防政府的组成，援助我们”。但所有这些设想都不是中共中央所能解决的，故毛泽东最终不得不很快放弃迅速打通苏联的想法，准备把问题提交共产国际和苏联方面去考虑。但无论如何，在与彭德怀反复通电商量了打通苏联的设想之后，毛泽东已经注意到，在预计的8月发动开始之前，接取援助的工作不可能提上议事日程。事实上，一切接取援助的工作，都要等到西北国防政府发动之后才能具体考虑。毛致电彭德怀称：现在以我们与东北军关系的进展程度，“可能二、四方面军北上后局面当有变化，也许就在此时发动西北政府，我们方针力争此着。但即能如此，打通苏联取得接济仍是总的战略方针中重要一着，不论为红军为东北军均须如此。”目前，关于接运物资的困难尚须解决，新疆、蒙古出兵策应并解决运输路线，即拟向远方提出交涉，非达到这一层，我们即使到达了宁夏或甘、凉、肃，也是没用的，因我们不能向新、蒙去搬东西。（8）
当然，一旦发动成功，一切又将有所不同，故毛泽东也注意到“彼时行动更有便利条件”，因为那时将不必再为红一方面军和红军第15军团兵力不足而苦恼。那时，不仅红四方面军和红第2、第6军团都将到达甘北地区，而且东北军也可以为此助战。那样，无论是向西打通甘、凉、肃三州，还是北上宁夏直出五原，都将有足够的兵力保障。
为争取红军四方面军北上，中共中央此前已经做了大量的劝说工作。还在2月中旬双方关系十分对立之际，中共中央就曾以林育英的名义，一再打电报给红四方面军，说明陕北苏区形势十分有利，主张四方面军立即北上。林育英与张闻天2月14日电更进一步向其传达了斯大林的意见，称：
育英动身时，曾得斯大林同志同意，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四方面军及二六军如能一过岷江，一过长江，第一步向川北，第二步向陕甘，为在北方建立广大根据地，为使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打成一片，为使红军真正成为抗日先遣队，为与苏联红军联合反对共同敌人——日本，为提高红军技术条件，这一方针自是上策。（9）
至5月下旬，因为同张学良已经商定西北大联合计划，中共中央再度急电四方面军领导人，力劝后者下决心北上参加此一重大行动。为此，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彭德怀、林彪、徐海东等领导人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以及第2、第6军团领导人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提出：
甲、国内及国际的政治形势均取着暴风雨般的姿态向前发展，党的反日统一战线策略有第一步的成就。目前议事日程上的具体任务是建立西北国防政府，争取迅速对日作战，以走向建立全国国防政府，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乙、西北的形势是红军与东北军取得密切合作，与杨虎城、邓宝珊亦有联系，胡宗南由山西向陕南，王均在汉中，毛炳文在甘南，阎锡山受红军重大打击后，现只能出八团入陕，汤恩伯率十八团(四个师)准备入陕，亦颇动摇。于学忠率两师在兰州、天水间，奉军(即指东北军——引者注)主力在洛水、环水、泾水流域。陕军(即指杨虎城之十七路军——引者注)在韩城、宜川线。马鸿宾主力在宁夏境，马麟在青海，一部在兰州以西。红军西渡后向陕甘宁发展苏区，策应四方面军与二方面军，猛力发展苏区，渐次接近外蒙。外蒙与苏联订立了军事互助条约，国际盼望红军靠近外蒙、新疆。
丙、四方面军与二方面军宜趁此十分有利时机与有利天候，速定大计，或出甘肃，或出青海。在兄等大计决定之后，一方面军适时向天水、兰州出动，进一步策应兄等，使蒋军不能拦阻。至于奉军，已秘密约定，不加阻拦。（10）
由于中共中央首先与其上级指导机关共产国际取得了联系，红四方面军却困于偏僻闭塞的西康一带，生存发展十分艰难。因此，张国焘此前虽于1935年11月5日已经自行组织新的中共中央、中央政府和中央军委及红军总司令部，并要求陕北原中共中央改称西北局，接受其领导，这时也已不得不自动取消，改称“中共西南局”，表示愿与中共中央“取协商关系”。（11）同时，鉴于西南事变爆发，西北发动成功在望，张国焘等进一步接受中共中央的劝告，准备带领红四方面军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合了。
6月10日，张国焘等来电，表示：“拟于六月底出动，向夏洮西北行动，大约七月二十日前后可达夏洮。”对于张国焘率四方面军等直接出夏洮入青海的方针，中共中央这时明显地表示异议，为此力劝四方面军等仍以出甘南为有利，不仅“甘南敌情较弱”，“利于以后出陕南策应时局”，且较青海“利于补充”，也不致引起马步芳等挑动少数民族与红军对抗。6月底，张国焘来电，终于同意照中共中央建议，率四方面军等于7月10日左右出松藩，向甘东南方向发展。（12）
7月初，红军第2、第6军团已经到达红军四方面军所在之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一处，并组成红军第二方面军，以贺龙为总指挥，任弼时为政治委员。为此，中共中央专门发出贺电，并再劝红军第二、第四两个方面军迅速北上。电称：我们以无限的热忱庆祝你们的胜利的会合，欢迎你们继续英勇的进军，北出陕甘与第一方面军配合以至会合，在中国的西北建立中国革命的大本营，与苏联，外蒙打成一片，与全国抗日人民、抗日军队、抗日党派建立抗日救国的统一战线，组织人民的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挽救中国之危亡，解放中华民族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13）
至8月初，第二、第四两个方面军终于出至甘南，三个方面军在甘北会合眼看就要实现了。如此，则整个红军在陕甘的兵力将达到约十万之众。形势对中共颇为有利。
8月6日，1935年4月由中共中央派往上海接通共产国际关系，以后曾任驻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成员的潘汉年从香港转经南京、西安到达陕北保安，带来了共产国际有关红军发展战略方向的明确指示。共产国际再度重申了中国红军应该在中国西北地区发展，设法将陕、甘、宁、青、新打成一片，与苏联、外蒙接通的战略意图。同时，共产国际明确肯定：在中国红军有可能接通外蒙和新疆的条件下，苏联方面可以考虑从外蒙和新疆两个方向为红军提供必要的军事物资的帮助。与此同时，潘汉年7月23日到西安后，张学良也于24日回到西安，双方进行了具体的商谈，潘汉年说明了共产国际和苏联方面决心援助红军的情况，张学良也表示希望更进一步密切双方关系，准备建立他本人与中共中央之间的直接电台，并且说明了他对西北大联合计划的具体设想。据潘汉年汇报，张学良这时关于行动步骤的基本想法是：
第一，红军应立即开始实施打通苏联，以便推动西北国防政府的建立；
第二，打通苏联及西北发动的时间应考虑在九月日本指使德王进攻绥蒙之际，并将攻击方向指向绥远，如此方能号召时局；
第三，打通苏联的实现暂以红军为主，东北军目前暂做隐蔽的配合；
第四，欢迎二、四方面军到甘肃来。二、四方面军宜先夺岷州，据此出陇西攻击毛炳文，以便调动东北军于学忠部控制兰州；另以一部出夏河攻击马步芳老家河州，威胁青海，吸引西路甘、凉、肃三州马步芳东援，争取使东北军接防河西走廊，如此可便利接通新疆。
第五，为便利西北发动起见，红军一部出河南仍是调动陕西中央军出境，确保陕西于我手中的有效策略。
第六，目前西北发动的最大问题是东北军自身的统率与改造问题，依目前条件，必须尽快物色和训练一批可靠军官，为此请派有力干部前来协助。（14）
对于潘汉年所转达的这两项重要消息，中共中央当然非常重视。8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开会讨论了红军行动的整个战略方针问题，终于再次下决心实施打通苏联的军事行动。会议明确决定，“打通苏联的意义是伟大的，应放在第一位”，它是党和红军目前阶段的基本任务，无论是西北国防政府的成立、统一战线的巩固，还是抗日战争的实行，以及对付蒋介石南京政府，党的所有工作均应围绕它来进行，对此“不应有任何的动摇”。甚至还在会议召开之前，毛泽东就已经下了这样的决心，并希望与张学良具体商定行动步骤。他在8日给刘鼎的电报中明确要求刘鼎转告张学良，说明中共中央已经了解了张学良关于共同行动的基本设想，行动问题原则同意，步骤尚须商酌。故特令潘汉年10日动身来西安与张学良兄商量各种问题，请张兄暂勿他往。
与此同时，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还联名致函张学良，具体说明了中共中央对张学良行动设想的意见，并派潘汉年迅速携返西安去见张学良。在这封信里，中共中央明确表示同意张学良关于首先实行打通苏联，9月以后再准备发动的意见。
实际上，还在7月25日，中共中央根据两广事变受挫的情况，就已经致电共产国际，说明“在两广失败条件之下，张学良发动恐须略为推迟”。（15）而潘汉年带来的共产国际已确定援助红军的消息，又使得中共中央认识到应该以打通苏联为第一等的任务，因此，中共中央对于张学良所提以9月为西北发动时间的建议，自然比较容易接受。甚至中共中央考虑，依目前条件，整个西北的发动时间多半要在10月了，因西北的发动应该尽可能与打通苏联同时并举，这样相互配合才较有把握。当然，考虑到打通苏联的工作尚须时日，中共中央相信这一切最迟不应晚过10月份。据此，中共中央在信中向张学良提议的具体步骤如下：
(一)根据二、四方面军北上、西南事变发展、日本对绥蒙进攻等情况，我们认为兄部须立即准备配合红军选定九、十月间有利时机，决定发动抗日局面，而以占领兰州，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为基本战略方针。
(二)乘蒋注意西南，无力北顾之际，我们的整个计划须于八、九、十三个月完成其基本部分。
(三)占领兰州是整个计划的枢纽，其方法：用东北军守城，红军二、四方面军攻击城外之毛炳文，胜利后红军一部转向兰州上游给马步芳以打击，然后以一部取甘、凉、肃三州，一部取宁夏，配合东北军之一个军出绥远抵御德王的进攻，树起抗日旗帜，红军之另一部，则在陕甘宁交界控制黄河东岸，并准备南下策应东北军主力抵抗蒋之进攻。
(四)东北军以至少三个师好好地控制兰州，如此着成功，则可在今年秋天三个月内完成打通苏联的任务，我们必须坚信打通苏联是保证西北胜利(更不要说全国胜利)的最基本点，而要在秋天打通苏联，不使推到冬天气候条件最困难时去做，则必须以占领兰州为枢纽。以战略上巩固内部来说，好好的完全的占领兰州，也是绝对必要的。准备必要时以兰州为中心。
(五)对甘、凉、肃的占领，最好使用东北军之一部，留红军在外面用，但如东北军觉得有困难，便应以红军之一部用于此方面。因为拿打通苏联的意义来说，占领甘、凉、肃比较占领宁夏更为重要，这是不受日本威胁，有永久保障的一条道路，新疆的协助与苏联的接济已不成问题，其详情请问赵年同志(即指潘汉年——引者注)。
(六)战略上与政治上巩固内部，是发动后无论如何不能忽视的一个基本任务，拿战略意义来说，在蒋介石进攻与杨虎城动摇的条件下，我们不但不是进攻河南，也并不是保持陕西，东北军应准备在必要时把陕西交给杨虎城，自己在北上抗日的口号下，把主力缩到甘肃境内，以便一面集结部队，利用政治上组织上改造内部，一面与红军靠近占据战略上巩固的形势，然后待有利时机再打出去，方能操胜算。……
(七)时机问题完全同意我兄意见，即是说不放弃九月以后日本指使德王进攻绥蒙的时机，这是政治上最好机会。同时蒋在此时忙于西南，他要立即顾到西北是很困难的，然而西南一解决他就有极大可能进攻西北，我们必须在他动手之前，完全主动的发动自己的计划，不使自己处在临时应付的被动地位，这是基本的原则。（16）
中共中央强调：目前“关键全在乘蒋注意西南时，我们以突然的姿势占领兰州，打通苏联，那时不管他来打也好，不来打也好，我们都有胜利的把握”。关于张学良所担心东北军的改造费时的问题，中共中央在信中深表赞同，但他们强调这种改造“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不是几个月所能做到”。目前唯一的方法只能是一面“坚决肃清东北军内部的反革命分子”，一面由张学良亲自与军、师、团长谈话，或发布书面指示，再经过军、师、团长们去发动下级。中共中央决定尽快派潘汉年、叶剑英、朱理治三人前往西安协助张学良进行这一工作。另外，中共中央提出：
我们正在讨论西北发动后，共同采取一致的政治纲领与组织形式，如人民政权形式，人民军队形式，最低限度的土地经济政策等，而不采取目前有差别的形式与政策，如此更能保持团结与号召全国。（17）
准备在西北大联合实现之后，与东北军采取统一的人民政权和人民军队形式，实行无差别的政策方针，包括实行统一的土地经济政策等，这充分反映了中共中央对张学良信任之深。中共中央的这封信第一次亲切地称呼张学良为“同志”，尽管共产国际还没有就他们所提出的吸收张学良入党问题作出裁决，但他们无疑对张学良所表现出的政治上的进步态度深表赞赏。信中特别说明：
八个月来的政治关系，证明了你我之间的完全一致，兄所采取的各种步骤与提出的意见，我们都是基本上同意的。（18）
不过，严格地说，10月的发动期限能否实现，多数中共领导人仍不能切实把握。他们很清楚，西北发动最重要的一环就是打通苏联，如果此举看不到切实成就，整个西北发动就可能出现严重困难，以致分裂和失败。然而，以红军现有的状况，中共中央这时又确实对打通苏联的作战没有太多把握。并且，他们对张学良能否迅速下定决心，并完全掌握部队，东北军到时候能否完成各项准备，切实开始发动，也并无太多信心。因此，在8月12日中共中央内定的“今后战略方针”中，他们不仅没有提到西北发动的具体时间，甚至也没有把西北发动摆在重要位置。整个战略完全是以打通苏联为中心。其实这也不奇怪，只要打通了苏联，还怕西北发动不成功吗?正如毛泽东等人在给张学良的信中所说的：“打通苏联之后，那时跟我们来的还多着哩!”（19）当然，为了稳操胜券，中共中央实际上也并没有把打通苏联的宝押在8、9、10三个月里。文件明确规定：打通苏联的任务基本上应由红军独立完成，整个过程应分为三个阶段，12月之前为准备阶段，具体实施打通苏联的直接作战行动应在12月黄河结冰以后。中共中央在给第二、第四方面军领导人的电报中关于此一方针的内容具体表述如下：
一、一、二、四三个方面军有配合甲军(即指东北军——引者注)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建立西北国防政府之任务，由此任务之执行以配合并推动全国各派统一战线，达到大规模抗日战争之目的。
二、根据一、二、四方面军会合，甲军与我们联盟，日本指挥蒙伪军进攻绥远、内蒙，企图隔断中苏关系，及蒋介石注意西南，暂时无法顾及西北等情况，上述任务可能而且必须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之。
三、打通苏联为实现全国抗日战争，首先为实现西北新局面，进行部分抗日战争之重要一环。其步骤为：
甲、二、四方面军尽可能的夺取岷州或其附近，作为临时根据地，控制岷州附近洮河两岸之一段，候部队相当整理后，即以有力一部出陇西攻击毛炳文，相机消灭之，目的在威胁兰州，以便甲军李忠(即指驻守兰州之东北军57军军长于学忠——引者注)部三个师全部集中于兰州。控制兰州为战略枢纽；另以有力一部出夏河，攻击河州马步芳老家，目的在威胁青海吸引西路甘、凉、肃三州马步芳兵力之东援，以便甲军派出一部接防，使西路三州落于甲军之手。在消灭青马一部后，促其与我讲和，李毅（20）现有代表青马处。以上是李毅与我商定之计划。此处再派较小一部拒止王均于西礼之线，并派员与王进行外交。同时也对毛炳文进行外交。彼时均在极危惧中，外交成功有大的可能。上述计划大概以一个半月时间实现之。……
乙、完成上述任务之后，实行三个方面军在甘北之会合，扩大甘北苏区，准备进攻宁夏。这一步骤约在十月到十一月完成之。
丙、十二月起，三个方面军以一个方面军任保卫陕甘宁苏区并策应甲军对付蒋介石之进攻，以两个方面军乘结冰渡河，消灭马鸿逵，占领宁夏，完成打通苏联任务。（21）
中共中央在上述计划中对张学良和东北军明显地没有寄予太多的指望，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对东北军的作战能力不抱幻想，他们之所以提出红军和东北军应共同退入甘肃，力争甘、青、宁，也正是出于这种担心。然而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仅仅过了半个多月，张学良竟又突然变得犹豫不决起来。不仅如此，就是曾经最先支持张学良联共反蒋的王以哲，据报这时也表现出某种动摇。
8月12日下午，潘汉年从安塞出发经延安转往西安。到西安数天，张学良竟未迅速接见，虽说张此时确实生病，但潘仍不免有些生疑。19日，潘写信给中共中央，报告说：来了这么久，尚未见到张学良。他确实患病，但尚能起坐与邵力子对弈，而不急欲见我，未知何故。刘鼎只是顺从，经我多次解释急欲面谈之重要，他依然无甚办法。今晨我会见东北军政治干部孙铭九、应德田二人，除向他们解释应加紧积极准备一切的意义外，并诚恳拜托转达张学良，抽一短时间让我将你们的信交给他，至于长谈可待其痊愈后，未知结果如何?直接电台尚未竣工，一切因为张想到而不动手做。原因是手下无一系统工作组织，而原有军事干部系统，他认为不可靠、不中用，因此什么事除他自己动手外，旁人都无办法。我问刘：如张暴死，我们在东北军中工作岂非一无所成?他默然无答。另据刘澜波告刘向三，王以哲日内态度不佳，蓝衣社有三人经常包围他。王最近拒绝与左翼人物接近。蓝衣社提出倒张拥王口号，并声言东北军反蒋无出路，力言张当初拥蒋，今又反蒋，是无信义，他绝不应赞成。王之参谋长赵镇藩亦表示，如苏联无确实把握决不能轻动，并怀疑苏联的帮助是否可靠。我以此事询问刘，他认为这是少数国家主义派活动，王态度闪烁，全因张本身未公开主张云云。真相如何，凭诸猜测，都不可靠。总之，如张接受信中所提基本方针，一切不难解决。（22）
不难看出，东北军内部的情况确实不那么简单。特别是两广起事的迅速失败，对相当一部分前此赞同联共反蒋的军官是一个相当大的打击。这些人过去一直就把西北发动的希望寄托在苏联的支持上，如今的态度更是如此。然而，这时张学良派去新疆的代表栗又文、董彦平已经到达，但从新疆联络苏联的工作尚无进展，（23）张从上海派出的代表李杜虽已获得苏方签证乘船经欧洲前往近一月，但迄今也尚无任何消息。（24）在这种情况下，东北军内部一些了解张学良意图的干部明显地有些消沉。不过，张学良的顾虑看来与王以哲等人的顾虑还有某些不同。因为张在参加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之间，发现国民党上层联俄呼声甚高，甚至蒋介石也明确向他表示决心联俄。这种情况颇使张感到困惑。刚从南京回来时，张心急如焚，立即接见潘汉年，通知中共中央，决心提早在西北发动，率先联俄。但事过之后，张学良借病静思半月余，思想上又不免十分犹豫。因为，他决心发动西北国防政府，本意原在联俄联共实行抗日救亡，如今若蒋也愿如此，自己再另立局面而与南京对立，岂不给人以居心不良之口实?这自然使张学良一下子又变得犹豫起来。
虽经长时间的考虑，张学良此时仍旧拿不定主意。因此，他虽于21日和24日晚两次接见了潘汉年，在潘的眼里，他仍旧是让人有些捉摸不透的。尽管张学良在研究了中共中央给他的信之后，明确表示“完全同意”，可商谈的结果在潘汉年看来却是亦喜亦忧。喜的是张仍旧十分诚恳，态度明确，中共中央要借钱，张问也不问就拿出5万元，并表示愿意多借；而忧的是张许多事情没有准备，对中共中央提出的战略方针很难主动配合，其对蒋变得过于恐惧，甚至宁愿部队与红军作战受损，也不愿因配合红军行动而使秘密外泄。据潘汉年电报称：“彼同意原则，但对(为)团结自身仍不敢公开联红，须继续对蒋保持灰色与忠顺。因此对兰州可由彼军设法控制，至固原以北诸地任我攻击取道，听诸少数骑兵牺牲，彼未便明令退出。”潘汉年还在书面报告中更进一步解释了两次会见的经过情形，报告说：
(一)我见了两次……他表示完全同意信上所提的一切基本问题，不过他始终不愿意向其干部公开说出联红，目的在对蒋仍抱顺从态度，恐有把柄落在彼手中。因此，兰州城内只要他单独控制已足，我们切勿进城，即固原城以北诸镇，他亦不愿调开，只听我们去打，他愿意牺牲该少数部队云。
(二)他要与我联合干的决心是有，对咱们关系倒也客气，为什么许多事情弄不好呢?我观察，第一，他手下没有可以运用的组织机能。第二，对蒋力量恐慌，因此不肯立即对其干部鲜明他自己政治主张与企图，即对赵哲(即指王以哲——引者注)亦是含混其词。如军官团、电台等事，他不放心让干部放手做去，其旧有技术干部，他无一信任，新的没有，因此许多想办的事无从进行。第三，过于夸大其部队传统的一定能服从他个人领导的作用。第四，对缩短防线，先退后进的战略，原则上认为不错，但他……怕退出中心城市引起部队悲观失望。……我们借钱，立刻应许，已交五万元(存刘处)，余待沪外行拨付，免令人怀疑，但声明如再有急需，每次数万定可由此地付出。……占领兰州，打通赵联(即指苏联——引者注)，确定愿意共同努力。每天前线情报，两次见他都毫不迟疑给我看，并嘱电告我们。哲的动摇，他毫不掩塞，而且他先讲，并商如何争取。……对于与你见面事，他在设法。他说必须找个出巡机会，顺便在盐池落下，很秘密的叙谈，不能让当差的知道，不能让我们部下一人知道，主要是怕蒋介石。……关于对干部解释事，已得如此结论：他认为可靠的必开诚布公的讲，其余的他不能深信的立刻进行调查，坏蛋赶走，中立的争取，至于大规模的用组织化的方式去做改造工作，此刻他还不愿干。（25）
从上述潘汉年的报告中不难看出，张基本态度并未改变。甚至从8月25日起，由于早先负责与中共通电的王以哲电台要随67军西调甘肃，张学良已经自建一部电台准备直接与中共中央通电。而张学良与毛泽东第一次直接通报，就明确表示决心一切仍照原定战略计划行事。即当毛泽东转述红四方面军“朱德同志来电询问，李毅部队是否有进一步进占隆德、静宁、会宁、定西、庄浪、秦安、天水、甘谷、武山等县，反对二、四方面军前进之意”时，张学良明确复电表示：“我部决无反对贵部前进之意，近向西兰路出动乃按双方协定战略，控制彼路各据点，以配合贵部前进。”“我据点请勿强攻，避之为妥。彼等亦不敢积极出动，因已属彼等守城保实力。万一贵部必须路经某据点时，请兄通知，我当设法调济。”“惟天水、甘谷为王均部，渭原、陇西、武山线为毛炳文部，可攻之。”由此可见，张学良这时本意仍在继续实行前此与中共约定之行动计划。只不过他这时对蒋的恐惧明显增加了，一切均“从避免落证据给蒋”出发，故“对准备着对付工作犹豫不决”，甚至早先提出的要求中共派干部来帮助工作的事，也变得犹豫不决了。在潘看来，“这是目前最严重的问题”。可如何才能使其对整个西北发动充满信心，彻底扫除对蒋介石的恐惧呢?潘汉年一时也想不出任何好的办法。就在这个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使情况再度发生重要的变化。
1936年8月29日，张学良意外得知中央军3师及一补充旅由郑州西开西安三原一线，作为西北“剿总”代总司令，中央军突然大举开进其辖区而不打招呼，这使张深感不安。当夜，张学良忽又得知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便衣侦探密捕东北籍大学生宋黎、马绍周等，这更使他深受刺激。一怒之下，张当夜调集卫队及手枪营，一举抄了省党部，并把捕人的便衣侦探统统捉到“剿总”审问。张同时打电话给邵力子及省党部负责人处，警告他们务必取消便衣侦探，今后不得擅捕东北军势力范围内的任何人，如确有证据，必须先经过他批准方可逮捕。次日，张又得知有关中央军秘密西进消息是误传，并且宪兵团将南京方面指令逮捕刘澜波、孙达文二人的正式公文交给张看，于是张又不得不一面致电蒋介石请求处份，一面下令逮捕刘、孙二人交军法处审问。不过，张私下叮嘱军法处不得用刑，并告刘澜波“要理直气壮，慷慨陈词，说明自己是抗日分子，并无罪状”。
张学良的这一表现，明显地反映出其内心的恐慌与不安。鉴于此，潘汉年于30日晚再与张学良密谈数小时。潘明确告诫张说：
据我观察，蒋对你与红军妥协实已洞悉，正因为你正面没有提出反蒋口号和反蒋的军事行动计划，他又忙于桂事，现在无法过问。因此你要放胆的在准备抗日口号下，在利用蒋的统一对外名义下，迅速进行整理部队，加强政治工作，可以在干部中提出联俄联共口号，只要对蒋在表面上仍拥护他，而且利用南京派人找红军的事实，解释蒋预备联俄联共，因此东北军真要抗日，更应当积极做去。对于一些蓝衣社汉奸，可以用他们行动言论是违反蒋要抗日的倾向来打击他们，可以用他们破坏蒋委员长的威信驱逐他们。总之，不要怕蒋知道你在做联俄联共，只要表面文章使他不难堪。相反，如包围党部事，对蒋不甚好看。而你硬说刘澜波不是共党，只是抗日分子，不能捕，蒋对你今天还是没有办法。如你希望做到蒋完全不知道你的真相，这是不可能的事。何况过去许多事情，据你说材料，蒋已完全知道，现在要争的是真实的预备工作，不是怕蒋知道与否。……即如桂事被他解决，回头要来对付你，你早已预备妥当，已无可虞。如为着要欺骗他，而真的不动手做准备工作，那么你的危机很难克服。（26）
潘汉年所说，在张听来确有道理。其实，张学良及东北军秘密和共的大致情况，南京方面早已知道，只是蒋始终腾不出手来处理罢了。对此，张也十分清楚。如今确像潘汉年所说的，即使张亲自对部下说，我们今天不能打红军，这消息传到蒋的耳朵里也毫无关系，不仅蒋对此已经了解，而且蒋自己也与中共有联系，目的也不外是和平。问题是张的顾虑更为复杂。这里最重要的当然是张担心他与中共密谋反蒋的事情不小心就可能败露，但这时张实际上还多了另外一层担忧。张学良于这天晚上终于说出了他这时的主要担心之所在。据张说，一件过去未曾料到的事最近始终在困扰着他。这是因为：
他赴二全会时，蒋向他表示过要联俄，而俄态度不明。毅提出要抗日又要打红是不行，问蒋有无办法，蒋向他看看，蒋说不用着急，将来有办法。同时蒋廷黻曾找过他二次，要他向蒋提出联俄容共，他问蒋：你为甚不提?他答：我提出，恐无效力。这次蒋发表为驻苏大使，他认为南京对外政策是有新变动。他正是因为蒋有可能与我们妥协，所以怕做得太难看，使得蒋说他投机而不满意他，或者误会他要与蒋争一日之长短。（27）
事情明摆着，如果蒋真的决心联俄，那么很显然蒋是想要抗日，同时蒋若真心联俄，势必也要实行联共。如果蒋介石真的这么做，他张学良反蒋岂不是要给人以投机之感?对此，潘汉年完全不以为然。他明确认为：张“缺乏一种进步的政治斗争认识，他父亲遗留给他一些军阀办法尚未刷洗干净，恰巧这一付旧本事与蒋去斗，正是必败之数”。潘解释说：如蒋真的联俄联共，你准备之事对蒋并无损害；可如果蒋像他半年多来所做的那样，只是做做表面文章，继续坚持剿共战争，那么无论你准备与否，他到头来也不会原谅你“通共”的行为，那时不仅抗日不成，反蒋不成，而东北军也将成为其俎上肉。
在潘汉年的反复劝说之后，张学良终于开始下决心了。据潘报告说：目前他对我们计划的了解程度，已较前十天好一些了。直接与中共中央通报的电台建立起来了，具体准备行动也决定陆续开始了。十天前他对叶剑英、朱理治来西安犹犹豫豫，现在也痛痛快快地欢迎其来了。
毅与我现能每晚见面，对巩固干部，统一内部的工作，原做得很迟缓，现决定由他普遍的提高抗日呼声，(宣传)要抗日就要保存实力。他认为可靠之士，便进一步提出与他联合……他对整个计划的争取时间，迅速准备的原则是很了解。现在对于缩短防地，开始注意。他自己说，必要时把洛阳新兵师调回，除增加西安守卫兵力外，整个中心放在平凉。（28）
终于，经过一番周折，“西北大联合”的车轮又重新开始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按部就班地运转起来了。红军与东北军公开成立抗日反蒋的西北国防政府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地逼近了。
（1）中心档案，495／74／281。
（2）《共产国际执委会致中共中央电》，1933年3月，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2)。
（3）《王明、康生二同志致中央政治局诸同志的信》，1934年9月16日。
（4）《福莱德的建议信》，1934年9月16日；《皮亚尼茨基给皮尔金同志的信》，1934年11月3日；《关于中国西北边疆情况的报告》，1935年；《关于内蒙古一般情况的报告》，1935年，见中心档案，495／19／575。另外，这时陈铭枢、蔡廷锴等也明确提出了一个准备武装割据中国西北甘、宁、青、新四省的“民族革命行动方案”，要求中共代表团代为向苏联和共产国际请求援助。此计划于1935年10月由王明上报季米特洛夫，后由季米特洛夫转送苏联军事当局。见中心档案，495／74／278。
（5）东方书记处：《中国红军前线的新形势》，1935年4月；《有关军事问题的报告(绝密)》，1935年，见中心档案，495／19／574——575。
（6）根据已知的情况，可以肯定共产国际这一段时间至少为与西北地区的红军联络，派出过6批联络人员。最早派回的是阎红彦。根据阎1942年回忆，他是1934年7月由中共上海局派往莫斯科去的，在莫斯科很短时间即被派回国递送密码本，并准备接一批军事干部来苏学习。阎由新疆入境，经过甘肃转到绥远，再转北平，最后由山西转陕西进入陕北苏区，时间是1935年底。其次是林育英，即张浩。1935年8月共产国际七大召开期间，由共产国际选派经外蒙入境，转经宁夏、甘肃，于1935年11月10日左右到达陕北苏区的“首都”瓦窑堡，除负责传达有关指示外，也带有密码本。随后被派往陕北苏区的刘长胜，化名罗英，1935年3月到达陕北前线，主要任务也是送密码本。1936年2月，当共产国际得知中央红军已到陕北，并向山西发起东征战役之后，又迅速从外蒙送入一个七人小组，负责转送电台及密码本，但在陕北与民团遭遇，6人战死，一人被俘。另外，还有几人于1936年5月被派，准备转经北平前来陕北。7月又有两人经北平要进陕北，北方局曾有电询问与此两人的接头暗号，以确定他们的身份。另外于1936年4月底5月初经欧洲、香港派往中共中央传达苏联方面重要战略意图的还有潘汉年。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551—552页，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等，1993。
（8）《毛泽东致彭德怀同志电》，1936年7月1日，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553—554页。
（9）《林育英、张闻天二同志致四方面军电》。
（10）《育英、洛甫、泽东、恩来、博古、德怀、林彪、海东致朱、张、徐、陈并转任、贺、肖、关、夏诸同志电》，1936年5月25日。此段文字内似有某些错误，如青海马麟应为马步芳；胡宗南由山西入陕一句似为情报错误，其实是汤恩伯；相反，率18个团(4个师)准备入陕的汤恩伯一句，似应为胡宗南。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533—535页。
（11）《党团中央来电》，1935年11月5日；《国焘致育英电》，1936年5月30日，见于吉楠《张国涛和＜我的回忆＞》，115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
（12）《西北局致育英并转北方局同志电》，1936年6月11日；《育英、洛甫、恩来、博古、泽东、德怀致朱、张二同志并转弻时同志电》，1936年6月19日；《朱、张致育、闻、毛、周、彭诸同志电》，1936年6月27日，见中央统战部等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集》（中），165—166页，北京，档案出版社，1985。《文献和研究》，1986（5）（关于红军北上抗日方针的18份电报）。
（13）《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致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任弼时、贺龙、肖克、关向应各同志电》，1936年7月1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卷，48——51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14）《潘汉年报告》，1936年8月7日。
（15）中心档案，495／74／281。
（16）《中共中央致张学良函》，1936年8月9日，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上)，566——567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17）《中共中央致张学良函》。
（18）《中共中央致张学良函》。
（19）《中共中央致张学良函》。
（20）张学良这时在与中共通讯中化名李毅，又写为李宜，或毅、宜。
（21）《洛、育、恩、博、稼、怀、凯、泽致朱、张、任同志电》，1936年8月12日，载《文献和研究》，1986（5）。
（22）《潘汉年致毛泽东、张闻天信》，1936年8月。
（23）栗又文、董彦中9月间到达新疆，并与盛世才及苏联顾问几次面谈，说明张学良决心抗日，要求苏联能够提供必要的援助。此时尚未得到具体的答复。但据栗又文的回忆称：对于张学良提出的请求苏联帮助东北军在平凉地区修建一座兵工厂的要求，后来曾得到斯大林的批准。此说是否可信，值得怀疑。因共产国际8月15日政治指示信等有关电报已经清楚地表明了苏联人对张学良缺乏信任。见《盛世才致绍禹先生信》，1936年10月4日，引自中心档案，495／74／278；栗又文：《西安事变与张学良将军》，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编《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8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24）李杜这时已经由上海中共党组织发展入党，并于6月26日带着毛泽东的两个孩子和董健吾的儿子，以及张学良的一名副官和另外一人启程前往苏联。据冯雪峰6月25日报告称：“李杜系一可靠之人，现为党员。但他党籍的最后批准，我意叫王明同志来决定(我写了一信去)，明天即起程赴法转俄。俄亦已有电来促其前往。”见《李允生给中央的报告》，1936年6月25日。另据5月29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苏联情报部外情部负责人莫斯柯文关于请求批准李杜来莫给斯大林的信可知，李这时化名王原华，一行6人，3个孩子，要求来莫与苏方商谈援助东北抗日等问题，该信对李杜评价颇告，称李“最近一年来与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积极参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这份申请很快得到斯大林的批准。见莫斯科俄罗斯当代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档案，495／74／278。
（25）《潘汉年致毛泽东、张闻天信》，1936年8月。
（26）《潘汉年致毛泽东、张闻天信》，1936年8月。
（27）《潘汉年致毛泽东、张闻天信》，1936年8月。
（28）《潘汉年致毛泽东、张闻天信》，1936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