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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很少有人敢说自己是土生土长的古镇人了，镇上的人就像蒲公英，被吹得七零八落。大概也很少有这样的小镇，连册地方志都没有留下，问及老人们的族谱，摇头，古镇开发之前的旧照片，摇头。
据《富顺县地方概况》和《沿滩年鉴》记载：
该地1912年（民国元年），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为仙市团；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改仙市镇；到1953年，仙市、水口、十里、洞山四乡合并成立仙市乡，同年成立仙市公社；1961年为仙市、姚坝两个公社，隶属瓦市区；1984年改公社为乡；2005年8月行政区划调整为自贡市沿滩区仙市镇。
仙市唯一出过的名人是清朝的宋育仁，他是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策划过维新大计，提倡民主共和——但这些对于镇上的人来说太过遥远，能把他名字说全的，也就只有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了。
1981年，黄茜在最老的一条街——新河街出生，老街属于古镇的一部分，有点类似于上海的“法租界”，某种程度上是仙市镇当地人身份的一种象征。当你说出“住在老街（gai）上”的时候，当地人或多或少都能领会到那种矜持的味道。尤其是当年读书的时候，黄茜发现那些住在姚坝村的、芭茅村的同学每天往返都要步行几个小时，自己穿得也比她们更讲究，她甚至还看见过那些同学的头发里还有虱子在爬，这些更明确了她住在老街上的优越感。
在黄茜长大的80年代，古镇是一个混合居住的区域，住满了底层的个体户经营者。陈家祠堂还没有被评定成四川省文物保护单位，里面住得满满当当，和巷道两边的人家一样。大门两边则分别是粮油店和茶馆。
附近乡村的农民赶着船，从码头上岸，老街两边挤满了摆摊的小贩。这里是天然的市场。
自贡话里把“热闹”倒过来说成“闹热”，十几年前从市里“搬迁”过来的沈孃孃至今都念念不忘从前赶场的场面。门口的小码头边上，各种小船一字排开，远近的农民把需要销售的东西放在船上，大家就这样隔船交易。
黄家世代都居住在这里，是镇上历史最悠久的一户人家，开过栈房、酒馆、染店，能做出一种如同鸡肉一般拉出丝的豆腐干，只有同一条街的老瞎子有口福试过，那种手艺早已失传。老街上三四个门面都是黄家的，把里面设计成栈房，外面是酒馆，新河街的豆腐干熏好了就送过去给酒客们下酒。
黄茜的阿婆（奶奶）生了大女儿后，太婆（爸爸的奶奶）不让她停下纺线去喂奶，于是只能把娃儿丢进椅九儿（婴儿椅）里面，任由婴儿自生自灭。有时放得时间太久了，娃儿饿急了都抓屎吃过。
阿公早年供职供销社，同在那里工作的另外几个人想搞钱，他不愿意同流合污，那几个人就诬陷他摸了某个女同事的胸，把他押送去了牢房。
家里人没法去探望，阿公一直被关在牢房里生死不明，黄茜的姑婆是宜宾川剧院的，连夜赶回，有点社会地位的她打通关系去看他的亲哥，一见之下大哭起来，因为阿公被打得浑身是血，面目全非了。
黄家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明白，他们无权无势，只是底层被随意蹂躏的老百姓。
“我们家里的人历来和那些当官的离得很远，从来不打交道，冤枉只有冤枉了，但历来也最恨那些当官的。”
阿公出来后只能去拾荒，养活三个子女和一大家子人。
过了些年，太公走了之后，那边刚刚送他的灵柩上山，幺外婆就第一时间找人抬石头把天井和大门封了，想着独自霸占所有的房产。幸亏阿公回来以后另外开了一个门，所以至今为止现在的家对面，一间房子是黄茜家的，一间是幺外公的（他留给了两个女儿）。而其他的产业都被幺外公败光了。
1979年，当黄茜的妈妈谢贻会（邻居都称呼“谢大姐”）从九洪乡嫁过来，才发现黄家虽然在镇上，但生活质量还赶不上乡下，她妈妈每月都要给她一些钱补助家里。后来她的妹妹也把两个孩子托付到她家，于是两口子省吃俭用地养着四个孩子。
做了十几年知青，回来替街道餐馆炒菜的黄忠林一个月才挣三十几块，谢大姐去卖菜都能赚到一百多，于是她劝说丈夫辞职，和她一起卖腌腊制品。后来他们又从街道办事处那里租下正街最好的位置，也就是现在孙弹匠的棉花铺那个位置，那时候门口过路的人流如梭。他们后来也尝试过卖包子、馒头，卖茶叶，养猪、养羊甚至养猫卖猫等等，一切可以赚钱的生意。如果不是后来决定去重庆，他们不会把房子退了，让出来这么一个黄金档位。
由于被请来的道士坑骗，黄茜祖母的坟没找好，位于河对面的下风位，不得不接受污浊河水的冲刷，那几年家里人屡屡发病，犹如被诅咒。
黄茜的妹妹（大家都称呼黄二妹）才一岁多的时候，全身出现红点点，被妇幼保健院确诊为白血病，换了几个医院检查，粗长的管子伸进体内抽出脊髓检查。虽然自贡市第一人民医院最终判断是误诊，此后妹妹的体质也一直赶不上姐姐，个子也跟不上同龄人，父母因此更稀罕她也就无可厚非。
谢贻会和黄忠林没什么文化，一辈子只会苦干。对教育之类的事情毫无办法。但他们有着底层老百姓对孩子表达情感的最质朴方式，就是再穷也不能穷孩子的教育。多年以后黄茜才得知那些年父母为了她们读书借过多少次钱。
他们也有着严厉的家教：做人要诚实，要信守一定的传统，比如吃饭的时候只能夹自己面前的，不能去夹别人那头的菜，不能跷二郎腿，不能说脏话。
但是他们从没有给过孩子们明确的信号，指引他们一定要接受高等教育，这并不是他们的错，整个镇上也都没有这样的氛围。没有书店，没有图书馆，古镇入口的那栋“古镇党群服务中心”的楼后面有个“社区图书室”，门常年紧闭。半边街上倒是有个旧书摊，上面摆放的是《毛泽东选集》《农村百事通》和《电影故事》。
根据常井项《县城中学的衰败：1998—2018》里面给的高中升学率的数据，省会直辖市的总体升学比例有76.3%，地级市、县级市及以下的总体升学比例只有50%多。仙市中学也不例外。仙市中学是镇上唯一的中学，近五年以来，它的普通高中升学率为51%，如果包括上职业高中的，则有98%。
四个孩子里面，只有黄二妹能静下心好好读书。
在黄茜印象中，在她很小的时候，家里就开了餐馆，爸爸妈妈忙着做生意，她是四个孩子中的老大，因为妹妹身体不好，而且她又没有妹妹能说会道，所以家里所有的家务活儿都落在黄茜一个人肩上，尤其周六周日，别人都在玩，她需要背着一大桶衣服去洗。如果去得太早，天没亮透，或是天微微黑，她还要抓上一把铁渣渣辟邪。
彼时的黄茜充满恨意，也很叛逆，时常和妈妈顶嘴，把谢大姐惹急了，不管有多少人在眼前，都会让她跪下，把她打得身上全是一条一条的瘀青。
于是，她就很喜欢去住在自贡市区的大姑家，待着就不走了。她总是偷偷从仙市出发，搭乘那种顶上有个大包包的天然气公交车，颠个四十几分钟就能抵达。
从小学到初中，黄茜从未因为学习得到过任何赞扬或是鼓励，全班四十几个人，她一般都排在倒数十几名。别人不见得比她更努力，她也整天浑浑噩噩，完全没有过什么学习目标。即使她对棋牌游戏不感兴趣，但宁可放学看别人打拖拉机看一下午，也不想多翻开一页课本。
然而只要放了学，妹妹都可以和人家玩一会纸牌，她却立马就会被揪回家做永远干不完的家务活儿。她最害怕的一件事情就是妈妈去参加家长会，因为回来以后，她必定又会挨一顿打。爸爸也试着鼓励她们好好努力，但是她从不曾看见未来生活的美好画面，身边也没有什么榜样可以借鉴，像大多数镇上的普通女孩一样，梦游般地结束了九年义务教育。
她只是一直都盼望将来走得远远的，“只要不留在这里，不天天干活，去哪里都行。”
1997年，黄二妹的初中毕业考试考砸了，英语竟然得了零分，这对于黄家人来说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就在不久前自贡的英语比赛中，她还得了三等奖。好心人透露这是被市里某位有权势的公子换走了考卷。黄忠林去政府大闹了一番，奈何家里无权无势也没有文化，都不知道要跟谁以及如何投诉。“老百姓要想翻案不晓得好难。”黄二妹本来报考的是自贡最好的一所中学，后来被校方拉到一旁说承认她的学籍，但直到去学校报名才得知对方是按照“议价生”来招生的（所谓议价生是指学校招收的落选学生，学费面议），学费比公费要多出九千六百块钱。
那九千六百块钱对于黄家来说是不可承受之重，从此黄茜更是对地方政府、权势人物特别淡漠。黄茜的姑爷在自贡市鸿化厂，提出让黄二妹去顶替上班，黄二妹打死不干，从此更加发奋读书，考上了西南农业大学，后来去了北京工作。
姐姐和妹妹的人生似乎从此就有了分野，职高三年，黄茜除了学得一口并不完美的重庆话，忽而卷舌、忽而翘舌，其他一无所获。彼时她也并不清楚，所谓的学历和文化能够带给自己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