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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茜见证过2016—2018年仙市古镇的热闹。镇里数量最多的就是餐馆，黄茜的“轩然居”也是其中一家，生意最好的时候，比起几家大餐馆（尤其是镇上的“五星级酒店”盐帮客栈）不算什么，但也实实在在感受过赚钱的快乐——那时整条街热浪滚滚、人头攒动，就好像是金钱响动的声音。

“有选择就好了，这是一个人的命。”

她信命吗？从她家往边上走二十步，就是香火鼎盛的金桥寺，镇上的人总说是因为这个寺庙保佑了他们，1997年自贡遇到五十年一遇的大水时，古镇才不至于灭顶。

而黄茜从来没有去拜过，她不敢许愿，她说自己“没有那个习惯”，她也可能只是单纯地不相信自己的生活中会发生任何的奇迹。

80年代末期，镇上就有年轻人陆陆续续外出打工，回来在家里上班的比较少。只要留在这里的，上到80岁，下到20岁，个个都勤劳能干，做饭、洗衣服、带娃、打扫卫生，甚至是帮娃带娃、下田，都不在话下——对于绝大多数出生底层的人来说，日常生活中的陷阱，已经比其他什么都更艰难了。

在41岁这一年，黄茜已经觉得自己“完全不年轻了”，却依旧一无所有。有个重庆的朋友告诉黄茜说：“慕思床垫的销售，起码有五千底薪，还加提成。”她念叨着：“那样子租房子加生活如果我花个两千多，剩下就可以给儿子攒起来了。”

在她一遍遍考虑要不要换个城市、换个工作的时候，赚钱计划里面完全没有她的男人。

8月16日，黄茜拎着行李箱，陪儿子出发去重庆读初中，原本是9月1日开学。由于疫情的蔓延，学校规定学生本人和陪同家长出示核酸检测之前，还需要在当地居住十四天以上。

她生命中唯一的亮光只剩下这个儿子了。还记得那一年生产之后，她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然成为母亲。护士把孩子抱过来的时候，只觉得陌生、茫然。如今孩子叫一声妈，她生命都可以交付。儿子的教育就是生活中最大的事，每当看到老公只知道骂脏话和棍棒伺候的时候，她觉得儿子就像她自己一个人的。

待了一天，朋友给黄茜介绍了几个商场的销售工作。她一一面试，和慕思在重庆的分部谈妥待遇，便以最快的速度租下了附近的一套房子，开始“上班—下班—周末看孩子”的固定生活。

年底的时候，也就是仅仅三个月之后，她又不得不回来，再好的品牌，也禁不住疫情这座大山的压迫，实体店的生意堪忧，新开的大商场门可罗雀，从前做这个品牌的销售，月收入轻松上万，而这一年她们同一批招进去的销售，因为拿不到提成，赚不到钱，统统都撤了。

在慕思三个月，每月的收入分别是：1100元，3500元，1700元。

再次回小镇的时候，她脸上倒也没有想象中的沮丧，反正一直处于生活的低谷，已经习惯了。横亘在她面前的，依然是半年前她整天焦虑的两个问题——没钱、想离婚。

那些一同长大的小伙伴，王丽在自贡帮忙卖电器，因为妈妈卖饲料，很能赚钱，倒也衣食无忧；表叔的女儿婷婷，被做厂长的爸爸一路“安排”，读了川师大，现在在新津县政府里面做管理；瞎子的女儿，在镇上唯一一家服装厂上班；还有张娟，在车站榨油（把菜籽榨成菜油）减轻她妈妈卖凉水、冰粉的负担；掰着手指头算来算去，只有开婚纱影楼的秋子成了女强人，但她经常凌晨起床半夜回家，把自己累得像只丧家之犬，还要被她那个从没有家庭责任感的老公拖累……

想了半天，班上的同学里面，唯一一个走得远的，只有中学的班长，他妈妈是姚坝中学的老师，他读了个什么专业学校，毕业后分到锦州的铁路部门，现在调到沈阳去了。

“都是关系当道，我们（和我年龄相当的）这批人（十几个）没有哪个家里条件有多好，也没有哪个好有出息的，或者说婚姻家庭都不好的比比皆是……”

来找我诉苦的那天，我的视线碰巧越过她的肩膀，看见对面做道士的韩三爷拿起叉棍，把一只猫从房间里赶出去。

“畜生！”他咒骂了一句脏话，“滚出去。”

那只猫看来吓得不轻，背脊弓起，毛奓起来像个刺猬。想起黄茜第一次和我聊天时就表达过对猫的不以为然，这也是相当一部分当地人对动物的态度。谢大姐有次提起过曾经靠养猫、卖猫赚钱养家，母猫生下的小猫拉得家里到处都是。我当时略有触动，终于明白为什么她一直认为猫很脏。

那只猫跳上一个高处，然后像个热水袋一样“啪”的掉落下来，在地上翻滚了一圈，一瘸一拐就逃之夭夭。这个时候我才注意到那是只橘猫，和隔壁徐九孃家里丢了很久的那只猫长得大同小异。

“我们这里对待它们（猫）的好，和你们的标准不一样的。”黄茜回过头来微笑着说。

这里并没有人会把猫当作宠物乃至家庭成员，也没有人会寻找一只走失的猫。在她们眼中，大概那也只是一只畜牲吧。

前段时间在包三婆膝下的小狸花猫不见了，换成了一只整天“嗷嗷”的橘猫，一问才知道原来那只小花狸猫被定义成挠家具、上房揭瓦的坏猫，于是被拿一个麻袋装上，走到很远的地方连麻袋带猫给扔了。“这已经很仁慈了，没弄死它，放了它一条生路。”

这个镇上有那么多巷道、河流、台阶，他们想当然地认为，生命都自会有它们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