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关税主权与司法主权

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这些谈判有了很大进展：在关税权方面，通过一些国家旧约到期另订平等新约（美国带头在旧约未到期时主动改订新约），并推动其他国家也相继改约。到1930年，最后一个顽抗的国家——日本，也被迫接受改约，中国终于完全实现了关税自主。这对保障国家收入、发展民族经济，都有很大意义。

在废除治外法权（主要是领事裁判权）方面，中国经过艰难谈判，也与不少国家达成一致。

对于未达成一致的列强，中国则采取单方面行动。1929年12月28日，国民政府公布《撤废领事裁判权特令》，自行宣布从1930年1月1日起，废除列强在华司法特权。这一无需与有关国家协商、而自行废权的强硬做法，引起列强激烈抗议。中国事实上也未按期实行。但此举毕竟迫使列强承认，自该日起，治外法权要“逐步”取消。

1931年5月4日，国民政府再次自行公布《管辖在华外国人实施条例》，明确宣布，对在华外国人拥有司法主权。虽然在此后的“实施”中，仍然打了折扣，但是至少在形式上，宣布操之在我，仍然意义重大。

其实众所周知，很多在华外国人与外国公司，现在仍然受到特殊照顾，这种所谓“超国民待遇”，至今仍在引起非议。而在号称激进的“文化大革命”中，在华外国人被指为“反革命”的（如著名的李敦白等人），最多只是被驱逐而已，当时甚至没有像当年国民政府对牛兰夫妇那样审判他们。

不过，只要这些照顾操之在我，就谈不上是国耻。当然，在“文化大革命”的“恶法”下的平等，是否值得争取也是问题。“文革”中不像当年我们杀中国自己的“反革命”那样，杀在华外国人，没人认为值得非议。而当年在国民党政府的镇压下，共产党人托庇于外国司法特权，更没有人认为是“卖国行为”，反倒是北京政府闯入苏联使馆捕杀在彼避难的李大钊等中共烈士，受到强烈谴责。

这一切都说明，在神圣的主权之上，确实还有若干更神圣的道义原则。而废除治外法权与国内法治改革挂钩、关税自主与废除厘金挂钩的做法，虽然不值得称道，但废除治外法权的进步意义，需要国内法治进步的条件才能体现（类似地，关税自主的进步性需要废除厘金才能体现），应该是没有疑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