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路事件：“革命外交”的最大挫折

如果说，1931年前的废约外交、或者国民政府所称的“革命外交”，在向列强收回权益方面，都取得了不小进展，那么惟一的重大挫折，就是在对俄方面。

苏俄在掌权之初，发表那两个好话说尽的对华宣言，但地位一稳就不认账。1924年的中苏《解决悬案大纲》，苏方再不提什么“无条件放弃”，而是要挟中国必须以天价赎回中东路，在未能赎回前，则实行中苏共管。但此后，连中苏共管也没有兑现，中东路仍是苏俄的禁脔。

在“革命外交”的高潮中，易帜不久的张学良东北当局，在民国中央政府支持下，想要解决这一问题，先是要求兑现中苏共管，遭拒绝后，试图强行收回中东路。现在看来，年轻气盛的“少帅”此举确实太激进，而且由于反共的意识形态作祟，使他没能正确判断国际博弈的局势。

如前所述，当时中国外交喜欢利用列强间的制衡，这一策略在很多情况下也确实奏效。而那时列强基于“恐共”情绪，有一致排苏的倾向，尤其是与俄国在东北久为争夺对手的日本，更是如此。中国当局因此认为可以利用这种形势，迫使苏俄让步。

不料，俄、日与其他列强不同，作为对华野心最大的两个列强，两国虽有重大利益冲突，但一旦意识到中国的行动对其野心产生严重阻碍，为对付中国，两国常常会达成妥协，这对中国来说是非常致命的。

整个民国时期，中国联手西方列强来抗日、拒俄，有时成功，有时不成功，但也不至于酿成大祸。但在向西方列强收回权益的斗争中，俄、日基本上是败事有余（苏俄对北京、南京政府的废约外交，只有指责从无助力，表面是鼓动更激进的“反帝”，实际是乐见中国与西方闹僵；日本更是中国废约外交的强硬对手，其态度比西方列强更为顽固），而中国的联日制俄和联俄制日企图，则常常会吃大苦头。

在中东路事件前，中国政府才刚刚与日本就一些悬案达成妥协，并恢复了邦交。事件之初，中国其实是设想日本在东北会对苏俄形成牵制，使后者不至于为所欲为。但没想到，事件一发生，日本立即敏感地察觉到，中国若能收回中东路，也就可能收回满铁，因此立即公开声明严厉警告中国政府不得触犯日本在东北的权益，否则必以“极端方法”来报复，同时对苏俄的行动则不置一词。这与中国政府的预期完全相反。

对苏俄来说，日本的声明无异于一种暗示。苏俄没了顾忌，果然放手采用“极端方法”来惩罚中国。1929年8-11月间，苏俄公然不宣而战，出动陆海空大军从满洲里、绥芬河、同江等几个方向对中国发动大规模入侵。东北军力不能敌，全面溃败，两个主力旅与松花江舰队惨遭覆灭，旅长韩光第等大批官兵殉国。苏军先后从同江攻陷富锦，从满洲里进占海拉尔，从绥芬河侵踞密山。丧师失地后，张学良被迫接受屈辱条件，收回中东路之举彻底失败。

显然，此一事件中，张学良的鲁莽败事应该受到指责，但他收回中东路之举，从维护中国主权的角度来讲是不错的。

另一方面，既然中国实力未逮，苏俄抗拒中国收回中东路，也可以理解。但这毕竟是在中国土地上发生的外交事件，苏俄以武力解决外交冲突，在中国一枪未发的情况下，对中国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不仅强行恢复了苏方垄断中东路的事实，还强迫中国签订了《伯力协定》，推翻了原来《解决悬案大纲》中关于中苏共管的文字，实际上是变本加厉地损害中国，这不能不说是极端的蛮横。

本来，当时的外交中常有漫天要价、就地还钱的游戏。就在几乎同时，中国单方面废除治外法权的激进做法，也引起西方列强抗议，但最终还是以“废权应逐步解决”的方式，取得了双方妥协。但是俄、日就不是这样，他们对中国的诉求是“一步不让，加倍报复”，终于把中国逼到了墙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