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发前夕

长征出发前的准备工作十分紧张，那时并无「长征」一说，名义是「上前线」。长征前，叶季壮部长没有别的助手经办此事，供给部的一切准备工作都是他自己组织，特派员和我配合他进行工作，因此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上前线」的真实含意。

各项准备工作中最复杂的就是对人员的审查。凡「上前线」的人都要经过严格审查，报上级批准才能定下来。走的人确定之后，留下的人都到离瑞金不远的七堡集合去了。当时王明路线非常左、非常残忍，我至今还记得几例被无辜杀害的人。

总供给部粮食处长罗凤章是湘南暴动参加革命的。有人检举他贪污过三块银元，国家政治保卫局就把他抓走了。对此，作为总供给部部长的叶季壮居然事先不知道。罗凤章的事情发生在离「上前线」较前的时间里，形势还没有那么紧张，叶季壮又几次找周恩来，罗保住了脑袋，只是被国家保卫局送到兵站去罚做苦工。对罗凤章的打击就是惩罚主义路线的具体案例，罗当了苦役，头发上被开了一条「马路」（中间剃光一条头发作标记，防止逃跑），每天在兵站搬运重物。今天我们提到在革命队伍里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是人人痛恨的，但在当年是很革命，很时髦，很风行的，是人人必须执行的。有一次罗凤章挑运物品到总供给部来，我没有像别人那样歧视他，给他喝了水。罗比我大十几岁，过去我对他很尊敬，可那天我也说了几句责怪他的话，没想到他毫不在乎地回答：「我现在比当处长好，晚上睡得稳当一些了。」他见我很不以为然，又说：「老弟，你年轻！对现在的事情，你能看到，但你不能看透。人若是倒了霉，可是身不由己呀！」对罗凤章的话，我想了几十年才想明白。当我想明白的时候，我已经比罗凤章倒霉百倍了。

在临出发前，供给部送出去了一批刚修好的步枪到前方去，兵站检查出来有生锈的，向上报告了。国家政治保卫局立即派人来总供给部检查追究。负责枪支管理的军实处军械科科长胡子昂十分紧张，知道自己纵有十张嘴也说不明白，肯定是活不成了，于是偷偷在自己内衣里藏了一个手榴弹。当我陪国家保卫局的人到军械科找胡子昂查问时，他从容不迫地说：「我是军械科长，枪生锈由我个人负完全的责任，请不要连累其他人。」胡子昂说完，扭头就向房子外面跑。只见他跑出门外不远，手榴弹就响了。他没在房子里拉响手榴弹，是为了不伤害我和其他无辜的人。胡子昂在知道要被处决了的情况下，痛恨的只是肃反制度，还不愿意伤害别人，甚至包括不愿伤害要执行他死刑的保卫局的人，真是可敬呀！事后，供给部把胡子昂当作「反革命分子」进行了批判。我一言不发，认为胡子昂根本不是「反革命」，只是工作中出了点差错。但是，在王明路线之下，在长征前的那种特殊气氛下，胡子昂除了死，没有别的选择，他死于共产党的惩办主义。

还有总供给部的管理科长李跃也死得冤。李是湖南人，是个二十几岁的大学生，这在红军中是很少的。因为他的家庭成份是地主，国家政治保卫局开始没有批准他「上前线」。后来经过我们第二次报告，保卫局总算是同意了。李跃平常工作非常好，但是在长征出发的前一天晚上，管理科无意中发生了轻微的火灾。保卫局认为这是反革命发出的「灯火信号」，告诉敌人我们要行动了，于是把李跃抓走了。虽然对李的下场并未宣布，但无须多考虑，就是用「保密」的方法处决了。

上面谈的我死里得救的经历和另外三件事，说明了红军离开中央苏区之前，恐怖的气氛是相当厉害的。可以说，当时没有一个人是不怕犯错误的。因此大家在工作中总是积极苦干，谨小慎微，甚至不敢多说话。当时如果出了什么问题，哪怕是一件小小的事就不得了呀。

那时的国家政治保卫局是革命队伍中的「活阎王店」，想要谁死是轻而易举的事，几年来杀了很多的革命人士和人民群众。一九三〇年开始的杀「AB团」，是敌人挑起的反间计在内部杀共产党；一九三四年的肃反是我们共产党自己挑起的杀共产党。一些所谓的不可靠分子，例如宁都暴动起义过来的红五军团的一些干部，杀了不在少数。长征前的肃反乱杀人是中国共产党永远要记住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