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为革命付出的代价

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是一步一步的。红军的长征还没开始，国民党军队就占领了苏区的边境地区。那里的人民开始遭到苦难，红军家属被残酷迫害的消息不断传到瑞金。那时我和家里已经失去了联系，兴国人民和我一家人遭的难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我才知道的。

国民党反动派刚占领兴国，就对这个中华苏维埃模范县的人民进行了屠杀。兴国县在一九二八年苏维革命运动开始的时候有二十三万人口，到一九三四年红军退出中央苏区后，锐减到不足十五万，参加红军走的约八万人，绝大多数战死了。有人统计，仅长征中，牺牲的有名有姓的兴国籍战士有二万三千多人，没名没姓的牺牲者应当是多数，但无法一一收集名单了。兴国参加红军的人到一九四九年解放时活着的并在革命队伍中继续工作的仅剩下一百多人了，其中五十四人成为新中国开国第一批将军，其余至少也是师以上的领导干部了。

一九四九年兴国县经过一些不很完整的典型调查推算，全县户口平均减少四分之一以上。如我的老家，苏维埃革命前有四十户人家，解放后只有十九户，减少了二分之一。从这些数字就可以看出兴国县人民对革命付出了多大的贡献！兴国县人民是这样，我的家庭同样也为革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我家付出的第一个代价是，我兄弟两人当了红军，哥哥还献出了生命。哥哥和我参加红军后，家中没有了壮丁，养活全家十多口人的重担就落在我父母亲二人身上了。我母亲很顾家，对红军却很慷慨，把儿子交给了革命。后来在第一次反「围剿」的战场上我们母子巧遇了。她对我说：「你要狠狠打白军。不然地主回来了，分到的田也保不住。」革命利益同一个普通农村妇女的切身利益一旦联系在一起，就会改变她的思想。我哥哥在广昌战役中阵亡，红军长征后，我母亲才知道她大儿子死了，哭得死去活来。失掉亲人的痛苦压抑了全家人很多年，二十年后解放了，他们才知道我还活着。这样人间悲欢离合的事在兴国不止我一家！

我家为革命付出的第二个代价是，家里房子被毁、家人受迫害。我家有三间房子，是几代人辛苦建起来的。房子在一九三一年粉碎敌人第三次「围剿」时已经遭到过破坏。那次白军被红军包围时，占据我家里进行野战防护，在墙上开了许多射击孔，还搞塌了一间房。

白军第五次「围剿」时，战略是步步为营的「堡垒政策」，即进到哪里，堡垒就筑到哪里，公路随后就修通，修公路是「就地取材」，以毁坏红军家属的房子为主。国民党部队把我家所有的房子全扒光，成为一片废墟，我父亲急得连吐几口血就病倒了。因为我家是红军家属，乡亲们不敢援救。我家分得的土地被地主收回去了，只好在荒山上种些红薯，加上砍柴挑卖，以吃红薯和野菜为生，我九岁的弟弟还要去要饭。最困难的时候，祖父和父亲光着上身，穿补过「千层」的裤子，洗的时候，要用稻草编的草片子遮羞。为避风雨我的一家人在坟洞里一住就是两年。

我家为革命付出的第三个代价是，父亲用劳役还地主的租子，摔成重伤。地主从一九三〇年共产党正式分田到一九三四年国民党政权恢复计算，地主要我父亲补交五年的租子。我家没有能力偿还，就托人向地主家求情，希望和别人一样缓交。地主恶狠狠他说：「别人欠租一百担我也不要，你家有共匪，一粒粮也不能少！」地主逼着我父亲上山到他的林场去砍伐树木挑到公路上，以劳役代交租子。木材每担至少有一百三十斤，挑四十里路的山路，有次连人带着担子掉到深山沟里差点摔死，跌成重伤残疾了。红军长征走了，地主回来气势汹汹地把奶奶的坟地扒开暴出骸骨，说是「他家坟地的风水破坏了」。地主扒坟时，我爷爷奋力阻挡，被打得口吐鲜血，很快病故了。

我的一家人和兴国县许多家庭一样，为共产党的革命吃尽了苦头。兴国县在人民革命斗争中牺牲了数以万计的优秀儿女的生命，无数的家庭遭受到摧残。他们牺牲流血，为新中国的建立铸成了一块块奠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