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区的财经和供给工作

当时，中央已决定周恩来负责统一战线工作，常常在国统区。周恩来临行前，叮嘱富春同志近期抓三件大事：一是抓紧向国民政府请领费用和物资，有多少算多少。此事用八路军和边区政府的名义，领到的费用和物资由中央财经部统一分配。二是对边区财经工作实行统一领导，例如成立边区银行，建立贸易公司等。三是贮备布匹和粮食，以我们的财力为准，尽可能多。

我当军委供给部长时刚二十五岁，能把工作搞得有声有色，离不开李富春对我的培养和支持。长征中李富春就注意我了，到了陕北，他力主要我参加边区经济工作。我同李富春的关系是在经济工作中密切的，友谊也是在经济工作中加深的。

按照我军传统，中革军委对供给部的工作有指导责任，但很少有人过问。因为供给工作就是和困难打交道，过问我的工作就是要过问困难了。供给部工作中有很多具体事务，我只好向李富春请示。他对我的工作特别支持，许多问题都是他亲自和我商议决定的。他不仅在业务上支持我，在思想政治上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一九三七年除夕之夜，我第一次到李富春家吃年饭。那时我人事方面还不熟，李富春把曹菊如（财经部副部长）、邓洁（中央财经委员会秘书长）等人介绍给我说：「恩来同志离开延安后，我们几个人就是管中央财经工作的负责人。中央委托了我们，大家看着我们，我们就要负担起来。今后财经部每星期开一次会讨论日常工作，军委供给部的业务也一起讨论一并处理。」从此，向李富春请示工作成了我的常事。那天我们一直谈到深夜。李富春谈到当前的困难时说，现在边区的中央机关和军队有两万多人，吃穿是大问题。边区就那么一点大，养活不了这么多人。延安的人大部分要到前线（后来称之为敌后）去工作和搞饭吃，我们要向中央提出报告。后来党中央提出的「到敌人后方去」的重大战略方针，最初是李富春的建议，主要是政治动议，但也有吃饭问题。

李富春主持边区的财经工作是很成功的。他办事民主，喜欢用商量的态度处理问题。我向中央财经部的报告，如果是比较简单的事，他立即就批回来，遇到比较复杂的，他找我面谈后再处理。李富春听汇报，无论是什么内容，都耐心听下去。他注重倾听别人的看法，经过商量之后才说自己意见。他说话简单，从无长篇大论和空谈。在日常业务工作中，供给部同中央财经部也有不少矛盾，但只要到了李富春那里，都能得到很好的解决。他的原则是按重要性来安排顺序，先军队，后地方。李富春联系群众广泛，喜欢到下面的单位走动。他经常到军委供给部来，有时有事，有时来吃饭。在那个艰苦的岁月里，敢叫外单位的人来吃饭，可不是一般交情了。李富春来，我总要伙房加菜，要是我们机关会餐或改善伙食，我打个电话他就来，对我毫不见外。

初到延安时，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尚没完全形成，但李富春很注意用毛主席的指示来教育大家，我可以从他那里听到许多毛主席关于财经工作的想法和指示，作为我工作的依据，有些至今还记得。

那时毛主席说，财经工作很重要，但又常常不被领导注意。不善于领导财经工作，归根结底不是一个好的领导者。中央规定军队的三大任务（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第二项就属于财经工作。有人认为中央成立财经部没有多少事可做，是不正确的。我们要做的事多得很，只是现在还没有开展。毛主席提醒我们，领导财经工作最重要的就是要注意「手」和「口」的量和比例，这是决定政策的根据。比如边区有150万人，却有20至30万非生产人员，壮劳动力只有25至30万人。一个劳动力要养活五个人还多，这么一算就知道群众负担之重了。我们刚到陕北时多收了九十万担公粮，群众就要「让雷公打死毛泽东」，这还不是群众负担过重，实在受不了了才那样说的？对中央财经工作部成立之初的工作，毛主席说最基本的方针是「开源节流」。不过现在早「断流」了，菜金几个月都不能发，无「流」可节了。开源的方面，还没有真正开始，但又非得从这方面做不可。大家都不想种地，但是到了活不下去那一天，人们自己就会去种地的，因为人总想活着。历史上李自成在陕南种地活下来了，我们比李自成总要高明一点吧！

早在延安时代，李富春就很注意经济计划。当时边区各部门每年都搞财经年度计划，但实现不了。因此，大家对此都不感兴趣，但是李富春有独特的见解。他说，我们处于被敌人四面包围的之中，在战争环境中搞财经计划，学习的意义大于工作的意义。通过搞计划，我们大体上可以做到心中有数，需要与可能这个尖锐的矛盾就能够认识得比较清楚，就是主动地去认识客观事物。一切事物都有数量限度，雨水多了会成灾，少了呢？也照样成灾，不多不少叫做风调雨顺。搞财经工作对数量关系要很明确。我们边区财经计划的依据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1、人少土地多。边区只有150万人口，土地很多，农业有前途。2、经济落后。很多地区比刀耕火种好不了多少。3、文化落后。文肓占人口中绝大多数。4、敌人搞经济封锁很厉害。5、长期战争，群众负担很重。因此，边区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一是保肚子，不能饿死了：二是保屁股，不能光着身子。保住了这两个就能活着干革命。边区现在还不可能实行计划经济，但要用计划去指导经济活动。

李富春提出的在经济工作中要有计划性、要实事求是的观点，当时并不为人重视。新中国成立后，李富春成了全国经济工作和计划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他的这些思想对新中国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