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的国共两党合作
回忆我们初到陕北的经济工作，不能不提及国共合作时国民政府的供给。
一九三六年初，刚到陕北的中央红军出击山西（东征），后来又向宁夏、甘肃出击（西征），都有战略目的，就是求生存。没有地盘就没有饭吃，无法生存。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造成了中华民族存亡的危机，使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了。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发生了日本发动对上海侵略的「上海事变」，促成蒋介石与我们党达成协议，同意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并开赴山西，在阎锡山为司令官的第二战区对日作战。为了适应同国共合作和八路军深入敌后的需要，我军供应机构的变化很大，我们组建了以叶季壮为首的八路军军需处，常驻西安，向国民党政府的请领或报告，都由军需处承办。国民政府对八路军供应的编制数，最初为两万五千人。所领的经费、物资，由周恩来代表党中央统一分配，八路军军需处承办，中央军委供给部只能分到一部分。一九三八年上半年以前，由国民政府供给的粮食、物资和军需品，大部分运往山西供应前方作战部队，我们驻在陕北的后方部队只能分到很小一部分。一九三八年下半年以后，由于日军打通了同蒲路，向前方的运输中断，国民党政府供给的粮食和军需物品便大部分运往延安了。从一九三七年下半年到一九三九年两年多的时间里，我军驻西北部队的困难相对比较小。
全面抗战开始后，延安吸收了数以万计的学生，相当多的人是由汽车队从西安运到延安的。另外，三九年以前国民党联勤总部发给八路军的粮食也由汽车队运到延安。但由于管理维修不善，这批汽车逐渐损坏不能用了。那时一些地方军阀对我们也有过支持。当时新疆军阀盛世才曾对我党表示友善，赠送了一万五千件大衣，对我军是很大的帮助。我们下发大衣的时候，留下了一些好的皮大衣给在延安的中央领导同志。我为李富春留了一件，但只有大号的，李的身材小，我就为他改做成一件小皮大衣。我给富春同志送去，他穿起来后左顾右盼，非常满意地说：「我以前从来没穿过这样好的衣服，看来这一件够我穿一辈子了！」抗日战争高潮刚开始的一九三七年底，王明从苏联回国了，他一下子从极「左」变成了右倾。当时党内不少人对国民党有幻想，认为国民党力量大，有军队，有政权，有盟国支持，这为王明的右倾路线提供了滋生的土壤。红军编成八路军时，国民政府发了一些国民革命军军衔指标，不少人很看重它，争军衔，不但争有无，还争高低。在国共合作较好的时期里，党内看国共合作好的表面现象多了，右倾路线又一次在党内蔓延了。
一九三八年九月，中共中央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批评了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确定了我党独立自主地领导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不久，高级干部就开始传达学习会议精神。
李富春向中央机关各部门负责人的传达是在延安清凉山最高一层石窑洞里。在那里开会，主要是防止日本轰炸。我文化程度不高，但理解能力和记忆力比较好，特别是邓洁给了我一份李富春的传达记录，那里有毛主席的讲话，文件我长期保留着，至今还记得几处要点：
1、要坚持独立自主。这是同国民党合作的关键，毛主席说，「别人要问：『你们共产党是利用抗战来壮大自己的力量。』发问的人若是自己人或是可靠的朋友，你可以向他点点头，要是别有用心，你可以回答：『没有人民力量的发展就没有全民抗战！』」
2、要建立抗日根据地。过去，我们有根据地就能够粉碎敌人的围剿，丢了根据地只好长征。现在又有了根据地，就有群众、有军队。我们懂得有根据地的好处。现在我们要到日寇的后方去，那里日本人管不了，蒋介石不敢去，那里就是我们的了。
3、要执行持久战的正确作战方针。我们以游击战为主，运动战为辅。这是量力而行，从敌我军事力量对比提出的。游击战能发挥我军的优势，有利于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我们到敌后；从开始就要想到最后胜利。我们要在战争中积蓄力量。
4、要搞好陕甘宁边区。我军主力应到敌后去，不要留在边区。国民党占领延安、占领边区都能办到，但把我们赶走办不到。敌人呆在延安城，我们就在七里铺。只要我们不犯错误，边区丢不掉。
形势不出毛主席的预料，国共两党合作没多久就冷了。我们从国民政府得到物资供应本来就少，从一九三九年秋天起，形势发生了变化，东西更少了，再下去就没有了，只有「空头支票」。后来「空头支票」也没有了。
抗日战争开始之初，我们曾经幻想过从国民党政府那里得到军队的供给，也确实得到过一些。但我们早就有意识地着手自己解决物资来源，早有了准备，所以形势变化，国民政府的供应中断的时候，引起的困难就比较小。后来，我军到敌人后方去建立了根据地和民主政权，由那里的人民养活。而中央所在的陕甘宁边区军民开展了大生产运动，我们不仅活下去了，而且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
1 原文多一「任」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