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四师回延安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后，中央提出了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就是：「保存和培养干部。」从一九四二年起，各根据地就逐渐将干部送到延安「保存培养」去了。这一决策对解放战争起了重大作用。
从新四军四师一起到延安去的干部共十三人：政治部副主任孔石泉，政治部民运部长康步云，司令部机要科长冯贤驹，副科长周汉英，卫生部长林土笑，抗大四分校训练部长蓝侨，政治部主任张明河，九旅团政委蔡明，十二旅副旅长黄思佩，萧县县委书记李砥平，供给部驻淮南某部政治处主任贺恩宽。除了康、周、林、蓝、贺等五人未婚之外，其余都结婚了，都是夫妇同行去延安的。胡敏当时怀孕己经三个月了，师部还派了一个牲口专门送她过陇海路北，这可以说是很照顾的了。
我们从安徽到延安是一次艰苦的行程。一九四三年三月间，我们从安徽的泗县半城镇出发，到一九四四年四月到达延安。究竟走了多少路，无法计算，但走了一年又一个月的时间。我们经过安徽的淮北、山东、晋冀鲁豫、晋西北等解放区。通过陇海铁路东段、津浦铁路鲁南段、平汉铁路、同蒲铁路中段等日本鬼子大的封锁线和记不起名称的很多小的封锁线。通过这些封锁线基本上是夜间偷过，或化装公开过两种方法，都是在当地解放区军队的严密组织和派人护送之下通过的。从组织工作的角度来说，是有安全保证的；从敌情的角度来说，是没有安全保证的。据我所知，各根据地送去延安的干部数以千计，都没有发生过大的问题，这无疑是极大的成功！
我们一过陇海路，就听到新四军三师去延安的干部在海上遇难了。后来才知道他们遭到日本军的攻击，三师参谋长彭雄，七旅旅长田守尧等当场牺牲。滨海军区对我们通过微山湖区是特别慎重的，因为这个封锁区的纵深是相当宽的，要连续两三天的行程。
第一天黄昏，我们从路东的抱犊崮山脚下出发，经过一个通宵的急行军到第二天才到佛山后的秘密交通站。途中偷过了三道封锁沟，每条沟有四、五米宽，行程约180里，在途中连续走了约二十小时都没歇息过。我这个还是年青力壮的小伙子，走得都前脚带不动后脚，几乎只剩下半条命。这天行军，因胡敏有身孕，交通站还特别给她备了一条毛驴。那条驴子特别通人性，对胡敏是帮了大忙的！
我们到了预定的休息地点枣庄煤矿南面的佛山后，我们刚进房子躺下枪声就响了，而且越响越厉害，像有战事。我只好命令大家向山上走，警卫员招呼胡敏走出房子，也向山上走，佛山后是一个石头山，爬上一步都要费很大的劲，我正在爬山的时候，我同孔石泉商量：「什么情况也不知道，往哪里去？走还不如抵抗好。」他同意我的意见，于是就集合了几个警卫员准备打仗。正在此时，交通员回来了，说什么情况也没有，联络没有搞好，是发生了误会，我们总算松了一口气。
第二天，我们很早就从佛山后出发，到津浦路同枣庄铁路分叉的镇子上才吃了早饭。今天的路并不很远，中午就到了微山湖东岸。这里没有房子，尽是一些草棚子，有很多的渔民。那天晚上永远不能忘记的就是跳蚤多得使人难于相信。我一进草棚子，两条腿上就密密麻麻的一片黑，立即向棚外跑，问房东怎么办？他说，有办法。房东端了木炭火进去，跳蚤就自动跳进火盆，一时吱吱咋咋响了好久。
第三天，是通过微山湖封锁区的最后一道封锁线。这一天要通过日本鬼子一个有五里路长的岗楼群，通过敌人岗楼群的时候，事先交通员交代说：「只跟着走就是，不要说话。」接着我们三人就在敌人岗楼下面左弯右转的。我不仅看到岗楼上敌人的太阳旗，也看到了日本鬼子的相貌，敌人对我们根本不管，连话也没有问过一句，我们就胜利通过了敌人岗楼群。这样也就基本上通过了整个的封锁区了。这是我们到延安去最危险的封锁区。后面的封锁线，都比这容易过了。
我们到了冀鲁豫解放区，深深感到这里是被日本鬼子摧残得最厉害、最严重、最残忍、最无人性的一个地区。对全区的情况我不了解，以我亲眼看到的有如下几个不堪回首的事。
（一）坚壁清舍。过了微山湖封锁区之后，不管是小庄子，还是大庄子，都空无一人，至多也只能看到个把老人。后来才知道，敌人的汉奸队专门在夜间进村抓人和奸淫掳掠。日本鬼子对伪政府抓劳工是硬指标，限期抓不到，就要他们自己的子弟抵数，因此，汉奸队抓劳工就特别凶恶。为了躲避抓劳工，白天群众有联防，晚上就只有到野外地窖里睡觉，老百姓把粮食装在缸里，埋在野外。老百姓特别痛恨和害怕的就是强奸。日本鬼子是禽兽，对女的不管老少都强奸，还有特别不能使人忍受的是，汉奸队抓到了年青媳妇和姑娘，都是集体轮奸。日本鬼子欠下了老百姓数不清的血债！
（二）一坛子血。一九四四年，日本鬼子对濮阳县根据地扫荡的时候，在这个村子曾过吃了八路军和民兵的亏，鬼子死伤不少，日本鬼子就决定对老百姓报复。第二天拂晓就突然回来包围了村子。把老百姓强迫集中到街上庙门口，结果不到半小时之内被敌人用机枪打死四百多人。倒在死者尸体群之内的幸存者只有三人！街上鲜血像水一样的向低处流。他们用坛子把死者的血装上一坛子，作为对全体死者的悼念。
我们请三位幸存者讲一坛子血的情况，没有一个人能讲到底就会哽咽讲不下去，我们听的人多数都哭泣不成声。我在发生这个惨案的村子里亲自受到了教育，并向死者鞠躬致哀！我们大家都进一步具体地认识到了日本鬼子的罪行。
从冀鲁豫到太行山是比较容易走的，只要一过平汉路就到了。到了太行山，回延安最艰苦的阶段就基本上过去了。
过平汉路后，我们在安阳市最热闹的地方吃的中午饭，晚上的就到了林县交通站。由林县再走一天就到了一二九师师部住地，以后就不要交通员领着走了。我们在一二九师师部只住了一天就到麻田八路军总部所在地。总部驻在上麻田，我们住在下麻田招待所，相隔约半里路。在麻田经过十多天之后，我们四师同行的人，才先后到齐了。
我在八路军总部认识很多的人。但我除了同总部参谋长滕代远、总部司令部一科副科长何廷一、二局钱江局长有联系之外，同其他任何人都没有联系过，不是十分熟悉和知已的朋友，我是不会找别人麻烦的。
滕代远参谋长对我很好，我到了第二天就到招待所看我。何廷一是我到的当天就来看我了。第三天，滕代远叫我去谈过一次话，他说了在延安时期的一些历史情况，并想留我在太行山当兵工部部长。因为我对兵工方面的业务比较生疏，对工作没有把握，就婉言推掉了他的留任。
八路军对过往的干部都比较热情接待，尤其是从敌后回延安的干部有困难总是尽力解决。彭德怀向新四军二师和四师的干部做过一次时事报告，介绍了晋冀鲁豫的情况。他讲话之后，请大家吃了一次饭。每人半斤肉的标准，吃一个炖汤菜和一半白面一半粗粮的花卷。朱德、彭德怀、滕代远等负责人陪着大家一起吃。这顿饭，吃的很亲、很甜、很香，这是我军的光荣传统！
由于胡敏产期临近，我就陪她生下孩子再走。同路的黄思佩的爱人连佩珍也是要生孩子，我们就结合一起走。
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六日，我们的大儿子就在麻田西北约三十里的隘峪口野战医院出生了。因为孩子是在回延安的路上生的，故取名路光。胡敏生孩子前自己挺着大肚子去敲医生的门，医生吓了一跳，扶她回医院准备接生。我就在医院陪着她，但我什么也不能做。我当时也患了病，躺在胡敏生孩子的隔壁房里，动也不能动。胡敏刚生下孩子，她自然也不能动。两个都不能动，只有心相通就是了。
胡敏生下孩子的第二天就得到日本鬼子扫荡的情报。医院要把所有产妇都送到山上去分散在各个石岩洞里。一片山只有一个招呼的人，连饭也不能保证吃上，我要同去医院又不准。怎么办？只有听天由命了！胡敏是一个非常坚强的人。我们一九三九年十月结婚之后就由延安到敌后去了，我们都是在战争的艰苦条件下生活的，她对艰苦从来都没有过一句怨言，我们之间的关系，在工作上是战友关系，在家庭生活上是兄妹关系，从来没有吵过大架。半个多世纪以来，经过很多坎坷和曲折，我们的生活真是长长流水，一直到现在川流不息。
路光的上面还有一个女儿，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出生，是左齐同志接生的。孩子出生之后，由于战事紧张，环境恶劣，连个名字都没起好，就寄养在安徽省怀远县以西的龙亢镇老百姓家里，孩子长到五岁就病死了，孩子白出生一场，是日本鬼子和战争造成的，责任不在父母，我们只有一句话对不起孩子。
胡敏生路光也是苦不堪言。当时连小米稀饭都吃不饱，要想吃别的东西是千万不可能的，坐月子就是过难关。还算好，有滕代远送的一只公鸡，老战友钱江送给我一个搪瓷缸（还没有把），这就是胡敏坐月子唯一的补养佳品和用品了。现在有了大儿子路光，又在回延安的途中，当时我们的困难是难以想象的。
要把孩子带到延安去就非有一个运输员不可。我向滕代远写了一个报告，要求调给我一个运输员，得到了批准，老战友何廷一在总部特务团给我选调了一个班长郑继忠。这个同志非常好，他是路光最好的保护人，没有他路光可能不会长大成人。后来，在十多年的时间里，郑继忠成了我们家的生活总管。郑继忠同志于一九五五年从武汉来北京开会时发心脏病去世了，我永远怀念郑继忠老战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