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绥德

一九四三年八月中旬，胡敏生孩子还没满月，我们就继续向延安走，当时条件好多了，孩子装在一个篮子里，有老郑挑着，但胡敏还是不行，孩子还没满月，胡敏就开始行军，落下了走路脚板疼的毛病。我则亲自给孩子洗尿布，为了干得快，我一只手拿一块，边走边抖，有时头上还顶一块。在文水，交城进入晋西北解放区八分区。

我们从八分区到过黄河要通过山西岚县一条封锁线，路光刚生下来，啼哭是难免的，负责经委工作的蓝桥同志告诉胡敏：「过封锁线时要用双手放在孩子的脖子上，孩子一哭只能掐死！」胡敏虽然泪流满面，但还是照做了，因为孩子一哭，敌人发现了，大家都活不了，孩子自然也活不了。封锁线要在晚上通过，当时已经霜冻了。我同胡敏一共只有三条裤子，她满月不久，我就让她穿两条裤子，我穿一条。我的孩子只有一床很薄的被子，怎么办？只有借兵站的一件老羊皮大衣了，这一下孩子的御寒的问题解决了。过了黄河后，我真不想还回大衣，但自己毕竟是一个老后勤了，公家的东西不能随便要，正好有回兵站的人，我把羊皮大衣托人带回去了。

过了黄河就到了陕甘宁边区了，大约十月间就到了绥德，我们住在城南的七里铺。我被留在绥德工作了半年多，才到延安去的。中央组织部在绥德设了一个处理委员会，主任是李井泉，秘书长李乐光，我和新四军三师一个旅的卫生处长李永春留在处理委员会工作。处理委员会的任务是，对敌占区回来的干部进行处理，主要去向主要是分别送到中央党校一、二、三、四部学习。由绥德到延安还有一些具体的行政事务也是要办妥的。胡敏带着孩子先回延安了，为了养活孩子，我唯有两件「宝贝」，一支旧钢笔和一只破旧手表，我把手表卖掉了，换到三千元边区票子。

—九四四年四月间，我到了延安，进党校学习。本来对延安并不陌生，但延安一切都变了，变化最大的是大家都丰衣足食，物质生活丰富，精神状态很好。延安保存了很大一批干部，大家都在精神焕发地攻读马列主义，整风学习。我到延安是颇有收获的。

第一，我看到了中央党校抢救运动的痕迹。大砭沟口，有临时监狱，陶铸的夫人曾志和叶帅的夫人危拱之就关在那里。我在党校校部还看到过曾志被捆绑在树上被打的死去活来的惨状。这些都是抢救运动的结果。

第二，我参加了党校的两条路线学习。经过学习，对党的路线有了初浅的认识，这对我以后的斗争，特别是对毛主席思想的理解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第三，边区的生产发展起来了，享受到了延安的丰衣足食。中央党校能够集中数以千计的干部到延安学习，也是在有饭吃的条件下，才能办的事，我在党校学习就没有吃饭问题的顾虑。

党校的生活也是不错的，同三七年抗大的生活相比成了明显的对照。抗大时期几乎天天吃不饱饭。现在，党校不仅有饭吃，而且吃得比较好。早饭是小米稀饭，中午晚上都是小米干饭，二、四、六中午还有白面馍馍。副食，早上有自做的咸菜，中午和晚上都是两菜一汤。菜的数量也比较丰富，对填饱肚子是没有什么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