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

一九五六年，党举行了第八次代表大会。总后的代表有洪学智、张令彬、饶正锡和我。八大的会场是政协礼堂，大会代表1026名，比党的七大多了一倍，代表着全国一千万党员。

八大是全国解放后第一次代表大会。刘少奇代表中央做政治报告，邓小平代表中央做修改党章报告。大会对树立毛主席的接班人刘少奇的威信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这是成功的一方面。但事后看，八大的组织路线，也是党内开始不团结的一个不小的原因。

毛主席只是在大会开幕时致了开幕词，其余就没有说什么话。但毛主席每次大会都是到会的，不过好像没有深入小组讨论。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参加了党的八次大会。

八大是比较平静的大会，主要是刘少奇、邓小平他们在搞，只是在起草大会对政治报告的决议时，出现过不同意见。在通过决议时，毛主席对《政治报告》中所提出的：「我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些论述，有不同意见。他就是在大会讨论时，在主席台上修改的。在台下，我们看到毛主席在看什么文件，当时神态很严肃地拿起笔就写开了，写了之后即转给坐在他右边的周总理看。总理看了之后，笑了笑向毛主席点头，表示同意毛主席的修改，并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这个问题，当时只在小组会上做了简单的传达。

在文化革命开始后，毛主席和刘少奇反目为仇，才把文件的内容、修改的经过都作为中央文件影印出来了，被当成了刘少奇的一个大「罪行」，给予完全的否定。此时，我才知道当时争论的真相。

邓小平在八大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提出了反对个人崇拜，把「对个人突出和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1的问题虽然提出来了，但大会自始自终在对毛泽东个人进行歌功颂德，甚至对刘少奇个人也进行了歌颂，这个风一点也没刹住。

八大也有不成功的一面，就是组织上安排不很得当，刘少奇的人在组织上摆得太高了。过去在白区工作的干部，特别是华北地下党的重要干部（如原北方局的主要干部），几乎全部进入了中央委员会。相反，军队进入中央委员会的名额是很有限的，这与我们党的发展历史很不相称。在大会讨论中央委员会候选名单时，各组里就传出这样一些议论：「今后是建设时期，有建国才能的人都应当进入中央委员会。」更有人在树立刘少奇的威信，说「打仗靠毛主席，建国靠刘少奇」，连「干白区党的比二万五的（军队干部）斗争更艰苦，因为是老虎肚子里活下来的」等议论也出来了，而且传得很广。党内这种潜在的思想分歧从此开始了。在两年后的八大二次大会上进行了弥补和平衡，补选了一批候补中央委员，主要是军队干部，这说明中央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尽管如此，这也没有完全消除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由此而引发的一些矛盾，这为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埋下了隐患。

一九五八年二月，在北京举行了党的八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在小组会议上，我不记得是什么事由，引起讨论薪金制度问题。对这个问题，我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我的中心思想是，主张党政军干部实行统一薪金制，这在政治上、干部团结上、业务工作上都有好处。当时，党政军干部的薪金制并不统一，各搞一套。党政干部（除技术、文艺级之外）一律实行行政级，即从一级开始一直往下排。军队实行职务级别，即从排长开始向上排，一直排到军委委员这一级。这两种薪金制的基本不同点是：党政干部的行政级是级别高，薪金数额也不少；军队干部是级别低，薪金数额并不多。为了说明问题，我举了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和湖北省委第一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王任重做例子来说明问题。我说：「王任重同志胜利后连提六级，陈再道同志一动未动。如陈转业套级，只能和以前在他部下当宣传科长的同志相等。余秋里同志转业后如不提级，则其政治和物资待遇也相差很远。」军队的薪金制，实际上是图了高薪制的虚名，落了一个不得实惠的薪金数额。因此，我极力主张党政军实行一种薪金制。我发完言，文年生同志立即发言支持我。我的意见小组会也都同意，后来军队实行的薪金制同我提出的建议也是一样的。看来，我的意见还是正确的，但我所举的例子是不太妥当的，容易造成误会。因为我举出的那两个人恰好是两种人的代表人物：王任重是新生事物、后来居上的代表人物；陈再道是老资格的代表人物。我把这两个人排在一起来说明问题，好像我是为老资格叫冤。这是我后来才认识到的。事后我也落下祸害，成了「资格论」的典型人物了。

八大二次会议以后，就开了军委扩大会。这次会议就不平静了，与其说是反对教条主义、个人主义的批判大会，不如说是斗争大会。刘伯承、粟裕、萧克、黄永胜都在大会上做了检讨。因为八大的组织路线，军队干部下面有牢骚，要刹这股风，没有契机，陈毅元帅正好以反对「资格论」为主要内容在大会上做了发言，对粟裕、黄永胜和我都不点名的进行了批评。大会的气氛始终是紧张的。

在高等军事学院学习期间参加将军合唱团练歌。指挥李志民，后排左一邱会作，前排左李作鹏、左二皮定均、左五吴信泉、左六陈伯钧、左七黄永胜、左九张贤约。

我当时已在高等军事学院学习，陈老总发言之后，我是看简报才看到的，我立即给军委扩大会议主席团写了简要报告，并请转小平同志转中央，我还以「打倒资格论」为题，写了一篇准备在小组会上的发言稿。我把发言稿送给了陈老总，他在我的稿子上批了几句话（大意）：你在小组会上，有关薪金改革发言的观点并无错误，方法有不妥之处。我对「资格论」的批判是作为一种现象，并非指某一个人。你的发言稿很好，希望安心学习。

正是因为陈老总有指示，我在小组会上就免得受批判了。回到高等军事学院，李志民政委找我谈话，他说：「你为军队同志争，是好事，也是多管闲事，你在学习嘛。你准备挨批评。」当时叶帅是院长兼政委，我找到他，事情很小，就化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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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文此处多一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