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反派的刑法

几个刽子手凶狠狠地来到了我的跟前，他们是来执行法西斯的八大刑法的。

（1）向毛主席请罪。这要两腿并拢，两手垂直下伸。用细铁丝在脖子上挂一块二十多公斤的铁牌子，铁丝嵌入肉里，疼得难以忍受。这还不算，刽子手还要把铁丝左右拉动，每三、五分钟拉一次，铁丝嵌到肉里鲜血直流。开始拉铁丝的时候，疼得难忍，后来麻痹了也就不知道痛了。

（2）向「造反派」认罪。这要双脚跪下，两个人将我双手反撑，头低下，挂在脖子上挂的那块大铁牌子，下端还不准挨地（因为铁牌子挨地重量就轻了）。在难以忍受时铁牌子自动落到地上，他们就会把我的头发向后一揪，牌子也就离地了。

（3）向「造反派」致敬（喷气式）。这一刑法要六个人协同动作，四个人把我的四肢各持一肢，抬到空中起来，前面站一个人揪着我的头发，后面一个人推着屁股，揪头发的人叫出口令：放！六个人协同一致地把我向前一抛，整个人猛地悬空落在地上。

向「造反派」致敬不容易做好，指挥官是总后政治部文化部俱乐部主任申茂功，他们为了达到应有的效果，在武斗之前曾经领着打手练习过多次。

其他的刑罚还有：

（4）打倒镇压「群众」的刽子手。

（5）打倒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6）打倒「反革命分子」。

（7）「造反派万岁」。

（8）向「革命」群众请罪。

这次武斗，从开始到结束在四小时以上。「红纵」对我执行每种刑法之后，刽子手们都要对着我喊三句口号：—、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二、祝愿林副主席身体健康；三、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邱会作。

在对我搞了三次喷气式之后，我也就昏厥过去了。他们把我拖到后台，我醒来后，他们叫来事先在后台值班的三〇一医院的心脏病专家黄宛给我做检查，黄摸了我的脉搏和听了我的心脏，我当时眼睛直盯住黄宛，向他示意：不管我的心脏有问题还是没问题，面对残酷的武斗，你只要说声「有问题」，我也得救了。我毕竟是你的部长呀，你们这些专家是我费了多大的劲，才要到总医院来的。但我的想法落空了，黄宛竟说了两个字：「无妨」。这样，我又被拉上台，继续向我进行武斗，我很快就又不知人事了，待我清醒之后，是躺在地板上的。我不能动了，「红纵」的三、四个人把我抬上一个三轮板车，拉到总后卫生部办公室三楼。

一月二十三、二十四日，是我遭受最大灾难的日子。

二十四日上午在总后大操场的武斗，基本上同头天下午在礼堂上是一样的。刽子手给我剃了一个阴阳头。这一刑法，除了丑化人之外，没有增加疼痛。

那天中午，吃饭的时候，看管我的人，又在用上海话在互通情报，我能听懂一些。一个人从门外气冲冲地进来说：「李部长批评我们只是打人，不注意扩大政治影响。今天连夜要把广场上的舞台加大，要斗得像个样子。」从他们的话里，可以知道一场更凶残的武斗明天就要来了。

本来，我对生死根本就无所谓了。但二十四日下午一个人躺在地板上，思绪万千，我突然悟到了：「我现在死了就是做了野心家的牺牲品。我要争取活着，只有活下去才能同他们斗争到底！」为了活着，当即采取了两个措施：一是向毛主席、林总、周总理求救；二是争取晚上回家一趟，设法搞点防身的用品。

当时，我是由总后保卫队的战士看管的，看管我的造反派从外面回来时，看管我的战士回去吃饭了，他看到只有我一个在房子里，以为保卫队把人撤了。于是，他们立即打电话到总后保卫队，要派人来值班。保卫队的人真是聪明，他们派的人，恰好是我的警卫员蒋平安，我告诉小蒋，我要给毛主席写信，小蒋很机灵，他在楼道里转了一会，找来一个大前门的烟盒和一个铅笔头。我的右手被打得不能动弹了，左手还勉强可以动一点，于是，我用左手给毛、林、周写了一封很短的信。信的内容大意是：「每天对我武斗。明天死活难测，请救我一命，我会同过去一样，跟毛主席革命到底！」信写好之后，小蒋立即把信藏到棉帽的夹层里，他回去换班时，跑到我家里把信交给我的炊事员刘玉胜。刘在解放战争中就是我的炊事员，我们有几十年的革命友谊，他立即把信交给我的两个小儿子光光和毛毛并叮嘱他们把信转送到通信兵部胡敏那里去了。

我的家被造反派抄了多次并被霸占，成了「全军批判彭、黄、贺、罗造反联络站」的办公室。胡敏被赶到通信兵去了，她当时是通信兵卫生处处长。通信兵与总后是一墙一路之隔，总后武斗现场的大喇叭不断传出揪斗我的情况，胡敏心急如焚，不断到处打电话求救。当时通信兵主任江文同志，通信兵后勤的郭政委，军委一号台的同志们，还有胡敏的两个助理员，都尽了最大的努力帮助胡敏。

胡敏首先打电话到杨成武处，他知道我和杨关系很好，但赵志珍接了电话给推了。这也可以理解，因为杨还没有听到毛、林、周的声音，在那样混乱的情况下，说错一句话就可能导致自己的垮台。胡敏只得把电话打到叶帅处，值班秘书很负责、很着急，叫胡敏不要放电话，立即用另一部电话找叶帅，但一时联系不上。胡敏又打电话到京西宾馆的黄永胜处，警卫员说：「首长在上厕所，请等一会再打。」黄听到后，没有上完厕所就跑出来接电话，胡敏说：「能不能请黄司令给徐帅求求情，叫造反派不要把邱往死里斗。」黄说：「徐那里我不便去，去了也未必能讲通。你不要急，我马上想办法找到叶帅，并亲自到叶帅那里去。」黄果然找到了叶帅，叶帅当机立断，一方面命令卫戍区准备抢人，同时火速到毛家湾向林总报告。此时，我的求救信也到了胡敏手上。说来也巧，我的信到时，胡敏刚好要通了林办的电话，林办秘书郭连凯一面安慰胡敏，一面说马上派人去取我的信。这样我的信送给林彪办公室了。

叶帅到了毛家湾向林彪一报告，林大为震怒，立即说：「备车，我要去接邱会作！」叶帅和叶群一听就急了，好生相劝。叶群马上要通了总理，总理甚为着急，他说：「我正在大会堂接见群众，等到会完了就误事了。我让伯达同志立即赶到毛家湾。」周总理在大会堂就立即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说：「我是保邱会作的！」总理心里就更有底了。

陈伯达到毛家湾后，林对陈说：「你是文革组长，对群众有说服力。你立即通知造反派放出邱会作！」陈可能是第一次见到林彪下命令的样子，有些紧张，马上用红蓝铅笔在一张纸上写下：「立即放出邱会作，陈伯达。」叶群拿着陈伯达的手令，火速赶往总后大院的武斗现场。叶群正在途中，叶帅派去救我的卫戍区指战员早就赶到了总后机关侦察情况，准备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