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对待造反派

总理讲话之后，总后的形势很快就转过来了，治理整顿成了很重要的工作。在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总后党委始终是坚决反对造反派，尤其是全军文革御用的造反派，并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也取得了一个一个的胜利，由于文化革命的复杂情况，在斗争中也有失误的地方。在当时极「左」的思潮影响下，有些人和事搞过了，对于领导责任，我全部担当。再有，例如对造反派借刀杀人这个问题，我就发现的晚了，上了造反派的当。

我们对造反派的政策基本上是成功的，把多数人都争取过来了。总后机关乱的程度是全军的典型，但造反派受到处理的人数并不多。出现这种好的情况，最基本的就是执行了党的政策，为了缩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对执行政策提出了有力的措施。例如，在机关我钉了四个不能打倒的「界桩」。这就是：丁力（大同办事处政委），罗文（运输部部长），保卫部一个干事（机关造反总部一号头子），卫生部一个统计员（造反派骨干，专门喊口号的），这四个人很有代表性。丁力在文化革命开始的时候，同大家一样，有某些错误，但后来转变了，并且一直工作很好。罗文在文化大革命前就站在党委的一边，我对他一直很欣赏，在文化大革命中，开始很好，并成为二医大「红纵」要打倒的十个人之一（这十个人：邱会作，张池明，饶正锡，杨恬、王希克，罗文，陈庞，陈念棣，王用久，王佐邦），但在关键时刻，即在全军文革组长下命令之后，说了一些错话，干部群众对他有意见，我也没有把握住，没有再重用他，现在看来是很遗憾的事。其余两个人都是「五大部长」利用的人了。军事医学科学院造反派头子（该院三所一个技术员），也是因我保护而没有被打倒。用具体的政策指导斗争，产生了极好的效果，造反派的大多数转变了。

汤平是总后副部长，是红军老干部，我们在长征中就见过面，在延安就熟悉了，相互关系一直比较好。五九年，我当了总后部长，汤平当时是财务部长。他对我当部长很高兴，对我寄予希望也很尊敬。他对我说：「你老兄当我们的部长，很合适，后勤建设大有希望！中央军委真正用人唯贤，希望你大展宏图，取得成功！」在十多年的工作中，汤平对我是很合作很支持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汤平主动提出：「我是地主出身，解放后我回家时又犯过立场的错误，我的错误总政还未给我做结论（现在看来也不算什么问题）。今后讨论文化大革命的常委会，我就不参加了吧。」常委同意了汤平的意见。二医大「红纵」在总后闹事时，全军文革组长对我下了命令，他的秘书张彬建议他立即向造反派表态，这样，汤平就被迫对造反派表态了。毛主席、林总、周总理保了我，总后的形势又变了。汤平很懊悔，我也确定要保他，因为他一直是一个业务干部，思想水平比较高，虽然在总后领导干部中年纪是最大的，但工作始终很积极。那个时候，站队的问题看得很重，很难摆平，我自己也没有坚持。

六七年下半年总后机关开展大批判，财务部对汤平进行重点批判。批判进行了几个月都很正常，汤自己也做了检讨。在批判将要结束时，汤平的秘书张彬起来「反戈一击」，揭发了汤平的三反言行。张彬把他们平时谈话的内容，如毛主席整三军团和彭德怀、整刘少奇等都用大字报贴出来了，这在当时对汤平来说是引爆了一颗原子弹。当我知道此事时，曾立即交代文办要注意张彬是否有什么「奥妙」。文办还没有来得及做工作，汤平就先看到了张彬的大字报，一回到办公室就跳楼自杀了。事后，我已经指出了，汤平是死在张彬之手的，他是借刀杀人的。不过，一个老干部和自己的秘书扯乱谈，应该是凶多吉少的。正好张彬要反戈一击找出路。对于汤平的死，我一直很难过，因为我当时是有能力有条件保他的。但这和加在我头上的罪行完全是两回事。

六七年冬，毛主席发出了：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群众和正确对待反对过自己，又证明反对错了的人。这「三个」正确对待，事实上就是怎样对待造反派的方针。

造反派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就军队来说，造反派又是在中央文革和全军文革直接指挥下搞起来的。造反派骨干分子是少数，极大多数是跟着赶时髦的，也有不少是受蒙蔽的。总后是在全军文革直接指挥下，由二医大「红纵」，机关「造反总部」，后勤学院「星火燎原」搞乱的，是全军大乱的典型。这三个造反派合起来有千余人，对他们总的是教育问题，不是打击的问题。人们似乎会这样想：既然三个造反派把总后搞的成为全军大乱的典型，那么，他们大多数人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理的。其实，对他们处理，受到了纪律处分的，包括处理错了的，为数是不多的。后来公审时的起诉书真是造了无数的谣言，邓小平这些人为了政治需要，是需要谣言的。他们一方面整肃反对过他们的「三种人」，同时又捞起反对我们的「三种人」作为工具来打击我们。

钱信莎、陈政、王述臣、申茂兴等人是总后系统十分典型的造反分子。

一、钱信莎。她是军队第一个造反派头子。她的罪行不仅搞乱了总后机关，二医大，后勤学院，军事医学科学院等单位，而且也是「斗罗筹备处」的头子，武斗罗瑞卿、彭德怀、黄克诚、廖汉生、刘震、成钧、刘志坚、李聚奎等人的凶手。她是军队造反派罪行最大的头子之一。

对钱信莎这样罪大恶极的造反派头子，我们对她一直是进行教育改造，在一九六九年以前，两三年的时间里，都没有对她进行处理，在学校学生分配时，并没有让她脱军装，钱信莎是正常分配的并且是分到总后直属的青藏办事处工作的。

钱信莎在文化大革命中搞打砸抢，搞武斗，残酷迫害老干部，他对自己的罪行认识态度不好，她说是按照毛主席「造反有理」的号召干的，是按照全军文革的指示办的。在全国在清查「五一六」时，才对她隔离审查。

二、陈政。他是东北辽宁南部金县人。日本投降前，他在医学院学医，后来分配在总后系统工作，长期任总后政治部干部部干事。

东北解放后，发现日本投降的时候在辽南地区潜伏了一个很大的特务网，公安部认定陈政是该特务系统的中层骨干分子。公安部将该案件列为重点案件，陈政即定为重点监察对象。一九五九年，我当总后部长之后不久，保卫部向我汇报工作时，他们详细汇报了军事医学科学院、总医院、干部部三个特殊的侦察案件。后来，我考虑到在总后机关内部留下一个大的侦察案件，是很不妥当的，最容易泄露军事机密，我提出了要调动陈政工作。保卫部又向我报告说：「陈政是一个大的重点案件中的重点监察对象，公安部要求对涉案人员，原来在哪里工作就在那里工作，动一个就容易牵动整个案子」。因此，对陈政不能提拔，也不能调动，只有长期在干部部工作，并且是总后机关内参谋、干事、助理员中唯一的团级干事。

一九六六年八月底，陈政就同二医大「红纵」秘密勾结上了，成为总后机关最早的造反分子。后来，又是「五大部长」的主要「军师」，他对搞乱总后机关，是犯了严重罪行的。这样的老特嫌分子，新造反分子，是坚决反对共产党反对新中国的，他们趁文革之乱搞翻天的勾当，应当受到法律制裁。一九六七年四月间由总后常委提出报告，经全军文革组长徐向前批准，并由卫戍区执行逮捕法办了。陈政逮捕法办是应该的。

三、张锦昌。张锦昌是总后营房部的助理员，是个「不平凡」的小人物，因为他是总后造反派的核心人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我参加过营房部一次学习会，听到他在会上发过一次言。他说：「从各地的情况来看，这次文化大革命同过去的政治运动基本不同的就是：过去是上面整下面，现在是下面整上面。为什么呢？因为文化大革命是革修正主义的命，而修正主义又是发生在上面，不在下面。我们掌握矛头对上的大方向就行了。」

张锦昌是言行一致的。二医大「红纵」一开始在总后闹事，就发现了张是可靠的盟友，他们就密切合作了，后来并成为「五大部长」的「张军师」。砸总后党委办公室，抢总后保密室，抄我的家，张锦昌都是先锋。六七年一月二十四日，我被林总、叶帅抢救出来以后，张锦昌积极参加组织三座门静坐，到全军文革接待站要挟中央军委。在三座门名为静坐，实为耍赖，当时，全军文革接待站从部队调来了一批工作人员，观点已经全部变了，他们根本不正式接待所谓「静坐」的人，并且还用讽刺的语言进行了批评。张锦昌等人在三座门接待站，前后大概混了二十多天，熬不下去了就自己散伙了。

三座门静坐失败之后，张锦昌在造反派的骨干会议发表了长篇讲话。他说：「看来三座门静坐是盲目的行动注定要失败的。形势变了，我们的斗争方式却没有变，我们过去对邱的认识太不够了，全军文革亲自出马都没有打倒邱会作。现在看清楚了，邱是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元帅们确保的人物。我们对邱的斗争不能就此结束，反而要在斗争中求生存。我们的政策可归结为四个字：『明拥暗斗』。这就是说，明的不要再去惹邱会作了，但暗的还要斗，否则我们就会被全部『吃掉』。」现在，我还能记得张锦昌带着几个残余的造反派干得几件事。

第一，冲击会场。六七年五月初，陆海空三军在总后大院广场举行大会，参加会议的群众三万余人，各总部、各军种、兵种、院校的领导干部出席了大会。

大会临要开始时，由于大会工作人员很忙，工作有疏忽，致使张景昌带着总后机关的造反派一共十几人，打着一面旗帜混进了会场才被发现的。文办向我请示处理办法我即命令：「收缴大旗，人员听便。」为了防止造反派借机捣乱会场，大会工作人员强行收走了旗子，并宣布参加会议可以随便。造反派是不识时务的，他们在退出会场之前企图闹一场。总后文办是预先有准备的，把他们一个一个地拉到会场外进行说服教育工作，接着就有一半的人觉悟了，公开声明退出「造反总部」，并反戈一击。

第二，抵制发毛主席像章。六七年冬，人民解放军制作了一枚全军统一的毛主席像章，并规定在发放的时候，各单位都要举行简单的仪式，借此在全军进行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育。营房部发像章时，本来进行得很好，但在佩戴像章时，没有举行集体向毛主席致敬的仪式，张锦昌立即在现场发动了一场捣乱。他说：「在佩戴像章之前，不向毛主席致敬，就失去了仪式的意义。在我们这里拥护毛主席的口号喊的很响，事实上不是那回事。今天应当停止发像章，改天重新举行仪式。」他的意见虽然没有得到什么人的响应，但会场上起哄了一阵。

营房部主持会议的人是有水平的。他立即宣传：「张批评在佩戴像章之前，没有举行向毛主席致敬，是礼节不周到。现在，大家都不许动，我们来补上这一课。」张景昌等人看到搞乱是不成了，就灰溜溜地走了。

张锦昌等人正在溜走的时候，主持会议的人又立即宣传：「张锦昌等人拒绝接受像章，现在随随便便走了，至少是无组织无纪律。他们口头上喊着拥护毛主席，事实上连像章都不要，这是什么问题，大家都应当看清楚的。」造反派又吃了一次败仗。

第三、抵制夜间巡逻。为了保障军队各机关的正常工作，军委命令各机关都要组织纠察巡逻，确保机关安全，限制造反派的活动，各机关还加强了夜间巡逻制度，杨成武还专门指出总后要特别加强力量。造反派对此十分恼火，极力进行抵制和破坏。张锦昌等人发动营房部很少几个人在司令部门口静坐，抗议夜巡。我们还是做说服工作，等到只剩下张景昌一个光杆司令时，吓得他也跑掉了。

公审时，张锦昌还去控诉我，公审的实质也就昭然若揭了。

四、王述臣。王述臣是后勤学院油料教研室的教员。他有严重的历史问题，当过敌伪警长，有民愤，与血债案有牵连。王对共产党充满仇恨，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他是一个坚决造反分子并决心要夺取后勤学院的领导权。王从开始到结束都是后勤学院「星火燎原」的头目之一。当时中央有个《公安六条》，王述臣这样的人属于「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的阶级异己分子。但王述臣按捺不住对共产党的仇恨，趁文革混乱之际，大干反革命勾当，这和青年学生造反是完全不同的。例如，全军文革组织造反派帮助搜捕内蒙古军区来京溃散的警卫营时，王述臣借机毒打警卫营战士多人，并且还参与打死过人，王述臣又有了新的血债。

六七年一月下旬，「红纵」正在总后礼堂对我进行残酷武斗的同时，「星火燎原」在该院东院的小山（党委会议室）召开了「形势分析」会议，「星火燎原」的主要骨干分子十五人到了会，会议主要内容是通过决议，同意二医大「红纵」提出打倒邱会作的提议。在讨论中他们发表了大量的反毛主席，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言论，按照中央的《公安六条》，属现行反革命行为。六七年冬「星火燎原」内部把会议全部内容揭露了，并交出了会议纪录。为了把责任全部推到王述臣身上，「星火」的「高参」小组，策划了致死王述臣的阴谋，王述臣在隔离审查时，自知罪责难逃，他给老婆写条子，让他老婆在饭里放毒药，两人同时自杀，他老婆照办了，毒死了王述臣，但他老婆没有吃。王述臣不是自杀的，是他的同伙，经过他老婆毒死的。事发后，我的秘书到了三〇一医院现场，解剖时看见王的肠胃已经烧烂了。公审之后当时的军委还追认王述臣为烈士，这也是奇迹。

为了搞清王述臣的问题，对他进行隔离审查是必要的。定为坏分子也是正确的。但对王的处理中涉及的面过宽了，搞了一个五人的反革命集团，这就扩大化了。七〇年秋在复查后勤学院的案件时，我发觉了问题，应予纠正，但没有来得及处理这个问题，我就倒台了。

五、申茂兴。申茂兴是总后政治部文化部俱乐部主任。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就是造反的积极分子。二医大「红纵」上访队住在总后机关内时，申就是最先与「红纵」秘密联系的人之一，自始至终都是坚决主张造反的。

六七年一月十九日之后，「五大部长」把准备武斗邱会作及其「一伙」的任务交给了申茂兴。六八年初，申被隔离审查时，政治部的造反派对申茂兴连续毒打，并逼他自杀，名为反戈一击，实为杀人灭口。申就是在毒打之后绝望而自杀死去的。

此外，文化大革命中，军队的工作都是按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办的，总后的工作也是这样。如三支两军、进「五七」干校和清理阶级队伍、精简机构、下放科室人员等等，这些工作必然涉及到干部调动和处理。这些工作，不是对造反派的问题，而是涉及到所有人的问题。公审时说成是迫害，我是不能接受的。我是「有责无罪」的。这就是说，从领导责任来说，在总后死了人，不管是怎样死的，我都负有领导责任。当然，我不仅没有直接害死过任何人，也没有授意过要整死任何人。比如说，我对李曼村是很痛恨的，但他是一个领导干部，又没有叛徒问题，也只能一般处理了。现在想起来，死人问题有当时文革混乱的实际情况，但从领导的责任来说，这样看是很不够的，如果我当时清楚地发觉了造反派新的破坏手段，我是有条件，有能力保护任何人不致被整死的。

去「五七」干校锻炼，当时是干部教育制度，每个干部都必须执行的。总后在宁夏贺兰山建立了一座干校，在校锻炼的干部千余人。去干校学习的有两种办法：离职学习和在职轮训。在机关整编之后，干部多了百分之三十以上，这些干部，除了参加三支两军工作之外，只有到干校学习。无论哪一派的人都要去学习，只有先后不同之分。从比例上来说，造反派去学习的人当然多一些的。我们不能把拥护总后党委和领导干部的人都搞到干校去，把反对总后党委和领导干部的人留在机关工作吧。当时，各单位都办了干校，中央办公厅都办了干校，总后不可能不办干校。毛主席的女儿都上了干校，其他人没有理由不上干校。对于上干校，谁去谁有意见，上干校离开北京，到了基层生活条件苦多了，尤其是家属的工作难安排，子女上学有不少困难，这都是事实，但这不是总后一家子的问题，是整个中央的决策问题，这也说成迫害不是实事求是的。上干校比后来邓小平清理「三种人」应该是好多了。复员转业也是全军一致的行动，并非专门整造反派的。犯了错误作复转处理的干部当然有，部队历来也是这样。

对投降造反派的老干部问题，我向来最痛恨三种人：党内斗争的两面派，对敌斗争的叛徒和文化大革命中的投降派。在文化大革命中，领导班子和老干部队伍中发生分化，也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痛恨不仅不能解决问题而且还一定要犯错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对总后一批投降造反派的领导干部的处理持慎重态度。对他们的处理也是宽大的。这里我只着重说一下对饶正锡的处理。

一九五九年我担任总后部长，饶是总后副部长。他对我的工作，是支持的，我们的工作关系是比较好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提议他为总后文化大革命小组组长。我们两个都是二医大在「红纵」反对的对象。一九六六年冬天，全军文革通过「红纵」向他传达了什么人的「意图」之后，他的态度变了，投到「红纵」一边去了。

一九六六年九月六日，在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林彪谈贺龙的问题时，顺便点了「李聚奎，饶正锡是彭、黄漏网分子」。军委常委会是在人大会堂四川厅举行的，记录是萧华的办公室主任郑汉涛、军委办公厅秘书处长陈某（名字记不起了）。会议开始时，由林彪自己主持，并传达了毛主席对贺龙问题的指示，后来由叶剑英主持进行了讨论。元帅们发言一致拥护毛主席的决策。

对李聚奎，饶正锡的问题，我在总后党委会上并没有正式传达，只是向常委们分别谈了一下，我也同饶个别谈了。并向他出了一些点子，一是要他写一个表态的报告，通过叶帅转给林彪；二是自己不要盲目去做检讨；三是要他辞去文革小组组长，省得惹事。我的意见他都同意了，并且照办了。当时，饶正锡对自己的问题，表现得很紧张，我给他出的点子，他也表示感谢。

饶正锡写给叶转林的信，是我修改的，由当时的秘书科长刘明璞（饶原来的秘书）抄写，他自己签名上送的。叶帅收到信之后，曾经同我说过「饶的态度是好的。你对他的保护和帮助是同志式的。他的信，现在压在我这，等适当的时候，我带着他的信去向林当面说一下。现在不是解决问题的时候，你转告饶不要过于紧张……」叶的指示，我原原本本向饶说了。

---

1 原书为「提像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