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二〇」事件

一九六七年七月武汉的「七二〇」事件，是文革进程中的重大事件之一。

「七二〇」事件之前，武汉的两大派是：「百万雄师」和「三钢」、「三新」，以陈再道为首的武汉军区支持「百万雄师」。当时武汉的形势，和其他几个比较乱的省份，如江西、湖南、四川也差不多。上海「一月风暴」以后，全国的形势有些乱，到处在夺权，幸有军委的《八条命令》，军队顶住了造反派的冲击。武汉军区对执行军委的《八条命令》是坚决的，对造反派下手也是快的，解散了武汉的造反派组织工人总部，并抓了工总的头头。

军队反对造反，得罪了当时的中央文革，毛主席也是不满意的。林总及军委不得已，又向后退了一步，于四月间又发布了军委的《十条命令》，《十条命令》中，特别强调「不准随便捕人」，「不准任意把1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这样，各地的造反派又来了一个大反攻。在武汉地区，对武汉军区和陈再道来说是很被动的，街上有「打倒陈再道」的大标语。造反派对立面的群众成立了「百万雄师」，武汉军区是支持「百万雄师」的，尤其是省军区独立师中的不少干部和「百万雄师」搞在一起。

六七年七月十四日，毛主席坐火车由北京到了武汉，总理在这一天凌晨坐飞机先到了武汉，总理主要是为了毛主席的安全，因为主席一九六六年八届十一中前回到北京后，一直没有出去视察过，这次出去，全国的形势和一年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主要是乱。同时总理也想了解一些情况，好向主席汇报。杨成武、李作鹏、汪东兴陪同毛主席住在了一起，记得郑维山也去了。

陈再道反对造反派，反对打砸抢，我都是拥护的。可是主席、总理到了武汉，尤其是主席在武汉这个事实，问题就发生了变化，主席、总理他们可不是一般的领导呀，他们是党和国家的领袖呀！因此，武汉军区当时在处理任何问题时，听主席、总理的指示是第一位的了，主席的安全是第一位的。陈没有把这个大前提摆好，总理那么难，总理那么苦口婆心做工作，陈再道听不进去，反而跟总理顶撞说：「给军队下面做工作你自己去做，我做不通。……如果真是毛主席在你的讲稿上签字，我们就执行。」早在总理来武汉之前，军区内部就统一口径说「没有犯方向路线性错误」，总理叫他们承认「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帮助他们解脱，他们顶着不干。总理批评他，总理最后命令式地提出要陈再道遵守纪律！他竟然跟总理拍桌子，并顶撞总理。陈再道不执行命令，我认为他的错误就在这里。陈再道是军区司令，犯了不服从指挥、不执行命令、违犯纪律的严重错误。尤其是情绪激动的群众，为了揪王力他们，冲进了毛主席的住地东湖宾馆，主席的安全毫无保障时，武汉军区又是束手无策的。

七月二十日中午，吴法宪同我说：毛主席，杨代总长他们都在武汉。武汉形势很紧张，除了空军的有线电话之外，其他的有线电话都难通话。林副主席要派一个得力干部到武汉去一趟，准备应急措施。林总考虑，黄永胜（当时在北京）、吴法宪、邱会作三人之中去一个，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黄永胜在武汉有许多人认识他，容易暴露，不宜去。吴法宪要指挥空军，离不开，也不能去。林副主席决定要你去一趟，各方面的条件都合适。林总还交代，要我带一个内、外科水平都比较高的医疗小组去。

二十日下午四时，我到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去见林总。李文普先带我去见叶群，叶群和我谈了一阵子。叶群说，汪东兴、张耀祠连连向北京告急说：「军区独立师警卫不力，二十号凌晨反革命分子己经冲进来了，快冲到主席住处。」上午总理来和林总商量决定，劝主席马上离开武汉，总理已经又回武汉了。叶群还说：江青哭哭啼啼也来找林总，要死要活求林彪、叶群亲自去武汉保证毛的安全。江青已写了一封短信，劝毛速离武汉，林总决定派你带上信立即乘飞机去武汉。

过了一会叶群带我去见林总。林总说：「你到武汉去一趟很好。我先说一下你的任务：一、向主席报告全国的形势；二、建议主席转移一下，地点由主席自己选定。『主席的安全就是全党的安全』你就说这句话是我说的；三、武汉要是发生全市动乱，陈再道又不听指挥，围困了主席，就设法告诉总理就在武昌固守待援。」接着林彪看了武汉地区的军事地图后说，「如你无法和总理靠拢就在王家墩机场建立指挥所，同北京保持密切联系。武汉附近的二十九师和空降军已经做了战斗准备。」林彪说：「你要告诉杨成武、余立金、李作鹏，要部队不惜一切代价绝对保证主席安全，避免流血事件。」临走时，叶群交给我一个牛皮纸大信封，叮嘱我带好。

当天晚六时左右，我带着秘书吴瑞云、警卫员蒋平安从总后出发，路过三〇一医院时带上了外科主任陆维善和一个有工作经验的护士，到了西郊机场，吴法宪还为我们派了空军门诊部主任和两名护士，我们乘伊尔十八专机夜航，于二十日晚十一时左右达到了武汉王家墩机场。我到了之后，来接我们到场部的竟是一辆帆布篷有多处弹孔的北京吉普。我立即同周总理打通了电话，总理高兴地说：「好！你在机场待命，过一会有人找你。」

我坐在房间的沙发上抽烟待命。大约二十一日的凌晨三点多点钟，杨成武来了，第一句话就说：「我们胜利了！跟我走。」我听到杨成武的话后，估计主席已经安全转移出来了，我心里也很高兴！我坐上杨成武的伏尔加车，开往主席在机场的专列。毛主席在火车上召见了我。主席见到我时，心情还平静，他同以前一样，首先就说：「『兴国佬』来了。你那个总后勤部的人现在听你的话吗？文革是个好办法，好人坏人都会自己去表演的。」接着，我把江青的信及林总要我转告主席的关心他老人家的话都向主席做了简要汇报。主席一边抽烟，一边听我说。待我说完之后，主席说：「我要先睡一会觉了，待一会给他们写几个字。」我即回到机场宿舍休息去了。

天刚蒙蒙亮，汪东兴又来了，说主席叫我去。我上到主席的专列，他正在洗漱。主席见到我就说：「太疲劳了，又睡不着，我也没有写信，你回去向林彪同志说，我完全同意他对全国形势的看法。有一点他没有提到的就是对造反派也要加以分析，不是一切都是好的。」主席和我谈完话，杨成武来到主席房间，记得他们在商量主席去哪里，正在给主席做工作。我怕有些不便，就给主席敬了礼，回到机场住处。这时，我即向林办打电话汇报了情况，并给吴法宪打了一个电话。

大约七点半左右，停机坪上有三架伊尔十八同时发动，接着主席坐杨成武的伏尔加来了，到了停机坪，主席下车和我们握手，也和工作人员握手，主席上了飞机，我和杨成武、余立金他们说了几句，我才知道主席要去上海。杨成武搂着我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当时也很激动，我对他说：「你无限忠于毛主席，我要向你学习！」说完他又拉着我上机去看主席。实话说，杨成武对我是很关心的，他让我能多见到毛主席。我一下飞机，飞机就起飞了，警卫部队上了另外的飞机。这里还有一个故事，就是谁开主席专机的问题，本来执行任务的是飞行团的团长王进忠，余立金不放心，最后他选中副团长潘景寅，团长王进忠改为副驾驶。这个潘景寅就是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为林彪开三叉戟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的飞行员。

我于二十一日晚八时乘原机回到了北京，临走前我向总理联系，但联系不上，经向北京请示，决定我马上回京汇报。我的飞机已经发动了，指挥塔又通知飞机熄火。过了一会舱门打开，一个干部开车来向我报告：东湖首长（总理）来电话问邱部长走了没有？想让您和他一起走。我们报告飞机已经发动，东湖首长就说，请您先走吧。我听了以后有些生气，但一想下面的干部不知道东湖首长是谁，气也消了。总理是二十二号下午才回来的。

我二十一日回来后，即向叶群报告了。同时我也向吴法宪（张秀川也在场）说了武汉的问题。我说：「我的看法，倒是革命派反击造反派的。陈再道不听周总理的话是纪律问题。」吴法宪回答说：「不管什么派，我们倒要真的按照李文忠所说的『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的话办事，否则是会犯错误的！」

七月下旬，在京西宾馆第一会议室对陈再道、钟汉华等人进行了批斗。那天开会的阵势是很大的，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戚本禹、关锋、王力（坐轮椅进场的）、吴法宪等到了会，各总部、各军兵种的负责人也到会了，到会的还有在京西宾馆住的各大军区在京解决问题的负责人。会议由周总理主持，参加会议的有近百人。我和张池明、张令彬等三人到了会。那天总理的表情非常严肃，开场白也非常严厉。我记得总理有两句话说得非常重，一句是总理宣布这次会议是扩大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一句是对陈再道讲的，总理说：你陈再道对毛主席对党是叛逆行为！总理的话对全场震动很大。

陈再道被押上台之前，一些在主席台后面的中央首长的秘书和京西宾馆的工作人员给陈再道和钟汉华「教练」了一番并做了「喷气式」，总理和在台上的中央首长并没有制止。陈再道等人站在会场的西面，面朝东站着接受批判。

陈再道一听到总理的话吓得立即瘫倒在地上，身后的两个卫兵又把他拉起来。因为总理讲了「你陈再道对毛主席对党是叛逆行为！」，吴法宪气愤地给了陈再道一耳光。会议进行了一小时多的时候（他们已经站了两个多小时了），陈再道自言自语地嘟囔：「我也是六十岁的人了，站不住了。」我坐的位置同陈再道站的位置离的不远，他的话我听得很清楚。我是经受过武斗的人，对体罚的滋味完全懂得。恰好这时我看到总理起身去上厕所，我也立即起身去到厕所门口等总理。我在厕所门口对总理说：「陈再道有些站不住了，要求坐下！」总理有些不高兴，可能嫌我多嘴，瞪了我一眼，没有说什么。总理回到座位，他自己还没有坐下，就用命令的口气说：「陈再道坐下！」总理这句话，同样对会场震动很大。

毛主席离开武汉实际是不情愿的，他知道他在武汉是最大的败家，什么「无限忠于毛主席」，什么「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都被踩在脚下。陈再道不听他的，部队不听他的，两派群众都不听他的，个人的利益，派别的利益才是高于一切的。当时，不仅陈再道他们知道主席在武汉，独立师和「百万雄师」的头头也知道，可是竟发生了冲进主席住处的严重事件，根本视主席的安危于不顾。在文革中，中央文革是在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之下的，可是谢富治、王力在武汉遭到不信任甚至非难，毛主席关于支持造反派的指示根本没有人听。这种对中央文革的不信任，本质上就是对毛主席路线的不信任。毛主席心中能不有所思吗？心中能不苦涩吗？但是从主席后来的态度来看，他除了对造反派改变了看法，对军队甚至林彪也有了看法（尤其是其他军区关于支左问题给中央的检讨报告，主席并不信以为真），但是他对文革的根本路线并没有改变，主席九月下旬从上海经杭州、武汉、郑州回北京过国庆节，不久中央发表了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主席的话表面上好像为自己挽回了一点面子，实际上，老干部又多了一份担心。这样乱下去，好像看不到头似的，总之一九六七年是文革最难过的一年。事后证明，主席在军队和造反派（江青一伙）的抉择上，还是倾向了造反派。军队固然忠于他，但不能理解文革的真谛，造反派虽然令人怨恨，但他们和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革血肉相连。同时，主席在「七二〇」事件后反而想到了武装左派，这样既助长了邪气（尤其是上海帮的邪气），又制造了新的混乱，此后，全国武斗又形成高潮，很多造反派是对着解放军的，并开始抢军火库及军工厂。

林彪必须对陈再道严厉，林彪是管军队的，武汉的部队（主要是独立师）出了问题，武汉军区（主要是陈再道）出了问题，能不严厉吗？但实际上，林彪除了参加天安门的大会和对曾思玉、刘丰有个「八九」讲话外，他并没有参加对陈再道的具体处理工作。

毛主席冷静下来以后，对陈再道所犯错误的处理是正确的，是领袖式的，是胸怀博大的。陈再道的福气在于他是四方面军的干部，主席对陈再道的处理已经超过对他本人错误的处理，是针对四方面军的政策来的，如果陈再道是一方面军的干部，政治生命早就掉了。萧华、杨成武，以至后来我们几个人在文革中的命运就是很好的证明。「七二〇」事件后，社会舆论错误地指向徐向前、徐海东，说他们是支持陈再道的后台，这是造谣，这是没有的事。

这里正好联想到杨成武这段时间的态度。主席和林总对杨成武是非常信任，非常器重的。但这一段也是杨成武由大红，走向大红大紫的时期，一直到「杨、余、傅」事件垮台。他自己没想到，我们也没有想到。这一段杨是从「忠于」主席、林总，到「忠于」主席、江青。杨多次在军委办事组的会上吹捧江青，甚至几次叫萧力来参加办事组的会。不过那时办事组直接管军报的事情，萧力来开会也正常，但杨对萧力的态度就不够正常，而是有些阿谀。杨对「七二〇」事件后政策也没有吃透，比如说对待徐向前和徐海东的问题。造反派抄了徐帅的家，杨没有极力制止，他对徐海东的态度也很有错。「七二〇」事件发生后不久，杨成武从上海回到北京，曾召集各总部，各军兵种的负责人在京西宾馆开会，说「徐海东是陈再道的后台」，「打倒徐海东」等，叫开会的人照抄下来，回去以后在各自机关贴大标语，并让军委办公厅对徐家进行监视，好像能捞到什么油水似的。杨成武还在军委办事组的会上研究批判徐海东的问题，由于徐的身体不好决定由办公厅组织开小型批斗会。尤其是一九六八年初，在总参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杨成武说：「徐海东就不是好东西。」还让大家揭发，划清界限。在这次会议期间，杨成武还特别安排斗了萧华。

毛主席完全清楚部队一直是他的命根子，在文革中当然更是这样。九月份主席回到北京，一次总理在京西宾馆给团以上干部学习班讲话，主席只和护士小吴（旭君）两人来到后台，随便坐在一把藤椅上，后台的工作人员看见了主席，立即抬了个沙发给主席坐下，我坐在主席台边上看见了主席，主席摇摇手示意我不要声张，我认为不妥，就告诉了杨成武，杨成武立即去见主席，然后回来给正在讲话的总理写了一个条子。正好总理的话也快讲完了，总理说：「在我讲话就要结束的时候，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伟大领袖毛主席来了！」顿时，全场群情激奋，主席走到主席台前向大家招手，全场不断地喊口号。然后主席又和台上的人一一握手，主席走到我面前时说：「这个是姓邱的。」主席刚要往前走，又退回半步，一边拉着我的手，一边指着我说：「娃娃都有白头发了。」我当时也非常激动，因为在这种场合，主席和谁多说几句话都是莫大的荣幸。我看主席这次接见军队干部，心里似乎好受多了，军队还是他的，军队干部也还是他的。

对于「七二〇」事件，中央决定北京要大力支持武汉的造反派，武汉造反派要派代表团来北京做报告，并指示要军队接待他们。我们知道这是中央文革的主意，我们实际上没有接受，我们商量的原则是：以「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名义办理。

当时「五一三」刚过不久，「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刚起来，这次让北京军队的革命派要和武汉的造反派打交道了，「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头头不愿意，做通他们的工作也是很困难的，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我和张秀川召集军队各大单位的革命派主事的人开了一个会，「申明大义」，我强调，军队各单位的党委是不可能和武汉的造反派打交道的，上面又有任务，只能由各单位「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出面。在会上我除了讲武汉事件的情况之外，对武汉造反派来北京，我们特别提出了三条：第一条，站稳立场，热情办事；第二条，提高警惕，不准各单位的造反派插手；第三条，借机扫荡军队造反派残余。因为武汉来的造反派到军队各机关去，这对北京的军队造反派一定会有很大的影响，转入地下的造反派骨干分子一定会出来活动，与武汉造反派联系，甚至通过武汉造反派与中央文革沟通。只要我们事先有准备，一定能取得意外的收获。对武汉造反派要接待好，并乘机对军队的造反派残余进行扫荡，取得了一举两得的成绩，这样他们的积极性很高了。果然如此，武汉的造反派来了之后，各单位对跳出来的造反派又给了毁灭性的打击，取得了很大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