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成武时期的军委办事组

杨成武领导军委办事组时期，在对待军队的文化大革命方面，还是按林彪、叶剑英、聂荣臻领导军委具体工作时期的方针进行的，由于有了「五一三」革命派和造反派的较量，以及四人看守小组的工作，在京的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领率机关很快就稳定下来。杨成武虽然和江青个人关系很好，但军队不能乱这一条，杨还是做得好的。这和萧华、刘志坚、徐向前领导军队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当然萧、刘、徐他们当时也确有难处，完全可以理解。

杨成武时期的军委办事组是短命的，只存在半年多点的时间。时间虽短，但除作了繁重的日常工作之外，还做了不少影响全国的大事。这里只能记述几件主要的。

第一，组织、开办中央毛主席著作学习班的任务。一九六七年国庆节前，毛主席指示：「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得到解决。」中央文革碰头会决定全国各省、市造反派的骨干分子都分期分批到北京集训。学习班的行政管理工作，包括住房、吃饭、组织接见等等，一切实际工作都要军委办事组当作任务完成。当时，北京的几个大一点的军队院校如高等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后勤学院、空军学院，都担负了接待学习班的任务。每期学员都在三、五千人，有时近万人。造反派到北京来办学习班，还是一直搞派性斗争。这些问题中央文革根本不管，军委办事组又管不了，结果是谁也不管。学习班也只好有三门课程：打派仗、参观景点、毛主席接见。这三门课程完了，也就「毕业」了。

为了扩大学习班的影响，军委办事组请毛主席在京西宾馆礼堂接见了第一期学习班的代表。被接见的代表中还有「七二〇」事件的当事人陈再道、钟汉华等人。毛主席在台上同台下坐在前排的陈再道说了话。主席首先问：「陈再道同志来了吗？」陈再道在台下精神抖擞地站起来回答说：「报告主席，我来了！」毛主席很高兴地同陈再道说：「你学习一个时期很好！」毛主席接见完了之后，杨成武发表了长篇讲话。杨的讲话没有见报。

第二，组织毛主席接见军队团以上干部。毛主席八次接见红卫兵，搞得劳民伤财。但这里的政治油水满大，杨成武是看到这一点的。杨向林总报告，说部队干部很想念毛主席，林把这个意思报告了主席，主要是说给在场的杨成武听的，没想到主席说，「我也很想念同志们。」这样，军队团以上干部，分期分批进京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实为毛主席接见）就开始了。这个大规模的接见活动，一是对主席的神化在军队又大大提升一步；二是浪费了不少经费。

第三，领导《解放军报》的出版工作。当时，军报直接归军委办事组领导，主席和江青的女儿萧力（李讷）当时是军报的主要负责人，杨成武常常拉着萧力参加军委办事组的一些重要话动。只要杨成武在场，他对萧力都是毕恭毕敬的，一定要拉她同桌共坐，只要萧力答应到会而未到之前，杨总是要等她来了才开会。杨成武倒台之后，江青用很气愤的语言指责杨在政治上「引诱」青年。她说：「在会场上一个小孩子不习惯同他坐在一起，还亲自硬拉着去！」

对军报繁重的日常工作，如审查重要社论大样等就不说了，这里只说一下组织发表杨成武的《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统对权威，大树特树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彻底清算罗瑞卿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一事。

一九六七年冬，杨成武发表了《大树特树》的署名文章，一是颂杨毛主席，二是批判罗瑞卿。这篇文章原是总参大批判组的稿件，是杨硬抢过来的，当时据杨说话的口气，说那篇文章是准备了好久的，易稿不计其数，陈伯达等还参与了指导和修改文稿。杨很得意地说（口气很大），发表那篇文章的目的是为了统一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思想。可是「九一三」以后，杨却说《大树特树》是林彪那里搞的文章，硬逼着杨成武以他的名义发表，这就太不够实事求是了。为了文章的发表，杨成武在办事组会议上提出要下发文件，通知全军组织学习，大家认为这篇文章是以杨成武个人的名义发表的，下文件不太合适，吴法宪直接提出反对意见，吴法宪说下文件大家都要签字，搞不好难负责任，其实吴的意见是对的，也是为杨好，但杨成武很生气，我就出来做和事佬，我说下发文件慢，不如开电话会议下达通知快，杨、吴都同意了这个意见。文章发表时，军委办事组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在北京由军报召开过新闻界的会，通告杨的重要文章要发表；办事组对全军召开过电话会议，在电话会议上，讲了杨成武这篇文章的重要性和组织收听、阅读、收集反映等事宜。对发表一篇文章事先做这样的准备工作，我见到的是第一次，是空前未有的。文章大概是十一月间发表的。文章发表后，宣传得很厉害，标语刷了很多。

文章发表的时候《人民日报》登在第二版一小段就转到第三版，军报则登在第二版为全文的主体，新华社也以重要新闻播发了。杨成武对《人民日报》登的版面位置很不满意。为了此事，当时在中央文革管宣传的戚本禹还专门上杨的门道歉。

杨成武的文章发表也就一两天，黄永胜到北京来，他约我去看望杨代总长，我和张秀川陪他一起去了。我们到了杨成武家，一见到杨成武，他就气愤地说：「戚本禹刚刚走掉，这个戚本禹真是乱弹琴，太可气了，这么重要的文章（指《大树特树》），他在《人民日报》上登在第二版。你们知道这篇文章多重要吗？罗瑞卿在卫戍区看了我的文章以后，立即给毛主席写了《认罪书》，说自己是一个假党员。」当时，杨成武手里正拿着罗的《认罪书》，他如获至宝似地手持罗的《认罪书》向上一挥，说：「我说同志们呀，这就是毛泽东思想的威力！」喜形于色，溢于言表。杨成武给我们看了罗的《认罪书》。罗瑞卿向毛主席检讨说，他根本没有入过党，他当时和党取得联系心切，要求入党心切，没有入过党就谎称自己在武汉入了党，后来与党失去联系。罗瑞卿在上海用要求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方法和党取得了联系并得到同意。

大概又过了几天，主席批评了杨的文章，主席说「那篇文章，我只看了标题，标题就是错误的，是形而上学！」紧接着主席又作了批示：「绝对权威的提法不妥，从来没有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权威都是相对的，凡绝对的东西都只存在相对的东西之中。」看到主席批示后，张秀川对我说：「邱部长你真是高人，幸亏只有电话通知，我们下了文件就更麻烦了。」杨成武知道主席的意见后，开始有些紧张，后来就推卸责任，结果越描越黑，他在京西宾馆讲了一次话，在京西宾馆「躲反」的各大军区的负责人都参加了，北京的军队领导干部也参加了。杨的讲话有些推脱责任，结果把陈伯达、姚文元得罪了，把林彪和办事组的同志也得罪了，把为他修改稿子的人也得罪了。所以主席后来叫林彪在「三二四」大会上讲两面派的问题，林彪在会上还特别讲杨的品质不好。

杨真是祸不单行，福州军区有个战士，对文章提出了批评的意见。他说：「权威和威信是树不起来的，这是唯心主义世界观。」那位战士的意见，姑且不管它正确与否，他的胆量是令人钦佩的。可是杨成武发了火，要福州军区对那位战士进行严肃批判和严格审查。后来把那位战士处理复员了，杨成武倒台之后，军委办事组又要福州军区把那位战士找回来，继续在部队服役了。

我对杨成武是尊敬的，我向来把他当作良师益友看待。但对他某些做法我向来也是不欣赏的。特别是对他的虚荣、爱表现自己的作风更不敢恭维。

第四、组织编写《党史纲要》。一九六七年十一月间，杨成武以军委办事组的名义组织和主持了一件十分重要的工作，即编写《党史纲要》的工作。

对编写《党史纲要》（即《两条路线斗争史》）的事，杨成武有些神秘的表现。为什么要办这样的大的事，他没有作过任何说明。以我的想法，编写《党史纲要》的工作，军委办事组既不能完成，也没有资格和权威担任这样大的工作。我们没有这样大的头，哪能戴这样大的帽？我曾将自己的想法，善意地向杨表示过，但他避而不答。

为了编写《党史纲要》，军委办事组调集了几十个笔杆子在京西宾馆专门从事这件事。军事科学院、高等军事学院、北京军区、海军、空军、总政等单位的「文人」都调来了。负责给杨成武写文章的秘书和他的大女儿杨毅参加了写作班子，金敬迈都参加了写作班子。对此工作，由杨亲自挂帅，别人不能过问。写作班子的具体管理事宜，由张秀川负责办理。大约不到两个月的时间，第一次初稿就出来了。写党史是必要涉及到我党我军的一些领导人物，当时点陈独秀、李立三、瞿秋白等这样一些人的名是无须顾虑的，但是要点朱德这样一些人的名，还是拿不准的，虽然在一九六六年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老同志都把朱德狠批了一顿，但还是慎重为好。杨成武让张秀川起草一个报告，张秀川来和我商量，其实我也拿不准，我对张秀川说：「杨代总长知道上面的事比我们多得多，问题的关键不是《党史纲要》点不点朱德的名，而是杨成武想不想点朱德的名，他想点你们就打报告，他不想点，你们既不写，也不必打报告。」事后他们还是打了报告，其中报告提到「如写到红四军七次代表大会时，点不点朱徳、陈毅的名？我们的意见要点。」杨成武果然摸准了毛主席的脉搏，对于点朱德的名，主席同意了。

《党史纲要》的初稿，当时我手头有一本，也看过。我记得，从共产党有史以来，到文化革命都写上了。在纲要中，毛主席的领袖地位得到了充分肯定，林总的接班人也得到了充分肯定，江青的文化革命「旗手」也得到了肯定。江青没有什么历史可写，也被放在「第三号」的位置上了。周恩来的名字在文稿上出现过，但不占重要地位，更不占创始人之一位置，其余人就「榜上无名」了。

大约在一九六八年二月间，杨成武下令把《党史纲要》初稿一律销毁，一份也不准留下。谁让他这样做的，我不清楚，我也不知道是谁监督烧的。参加编写的人员，则在杨成武倒台之后，由黄永胜亲自开过会，都回原单位去了。

第五、《红太阳展览》。在编写《党史纲要》的同时，军委办事组还办了另一件大事，就是组织了《红太阳展览》。这两件事，杨成武是放在同样重要位置上的。以我的想法，「展览」这样重大的问题，同样不是军委办事组应当办和可以办的事。

《红太阳》展览在军事博物馆展出了，大约有图片三百余张。《红太阳展览》和《党史纲要》的指导思想是一样的，也是从有共产党诞生到文化大革命，党的历史都反映出来了。毛主席、林总、江青三个人在《红太阳展览》中的地位，同《党史纲要》也是一样的。突出了毛主席和肯定了林总，江青占有重要的地位。同样，江青没有什么历史性的照片，只有把生活照片当作历史照片了。我记的有几张照片是毛主席、江青、李纳在一起照的。李纳在毛主席肩上，江青在一边，这种不折不扣的生活照，也作为政治照片展出来了。周恩来只有陪衬别人的集体照片，没有单独照片。

《红太阳展览》同样是杨成武亲自组织领导，张秀川协助办具体工作。江青去看过两次，据说都表示满意。张秀川陪我去看过一次。我看后向张秀川说了：「这个展览，是有杨代总长特色的，总觉得以后会有些麻烦。」张秀川对我的话没有表态。

《党史纲要》、《红太阳展览》是名正言不顺，把江青的政治地位提到党的第三位是错误的。对编《党史纲要》和办《红太阳展览》，杨成武只是个别和我说过一次。杨说：「今后我们将要为中央文革办很多的事。我们现在办的这些事（指搞党史、办展览）都是为召开九大作的重要的准备工作。我们的眼光要放大一点，远一点。」杨的谈话，很像是因我对编写《党史纲要》提过某些意见的回答。另外，在一次军委办事组会议上杨成武还无头无脑地说了三点意见。一是军委办事组除办军队的事之外，还要接受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等交给的各种事情，其中有的是最为重要的大事情！二是军委办事组同罗瑞卿的军委办公会议是不同的。办公会议是在军委常委领导下的办事结构，办事组则是代表军委常委工作的；三是我们军委办事组不要把自己的各种范围搞窄了，我们应当立脚军队，面对全党、全国。杨成武这些话，当然是有所指的，但他究竟指什么，我当时不知道。后来杨成武倒台之后，我们知道他同江青的关系特别密切，对杨以前说话也就可以理解了。比如，江青告诉杨成武，叶剑英是「二月逆流」，不要再往他那里跑，杨成武当时也是给我们吹了风的，是好心。

第六、参加中央项目组二办的工作。我们认为主席最信任的人才能参加中央项目组，因此我们当时对杨是很敬重的。中央项目组的工作，是党的工作，不是私事，我认为党给定的杠杠谁都要执行，只要没有超过党的杠杠，都不为大过。其实文革以前，也有不少项目性质的工作，如胡风的，潘汉年的、扬帆的，反右的等等，伤害的人也很多，这些项目都掌握在中央要人手上。

一九六七年初，我被造反派打成重伤，在西山休养，有一天叶帅来看我，叶帅刚坐下不久，杨成武就来了，接着就是他来讲新闻了。杨说：「彭德怀太反动了，卫戍区给我汇报说，他们从彭的收音机后盖里捜出一封信，信是写给主席的，彭在信中问主席，我的账已经算清了，这次又把我押到北京，要算我什么账呢？彭这个家伙太反动了，总理请示主席同意把彭交给红卫兵斗，北航红旗从卫戍区把他拉出去斗，彭回来后只在牢房里哎吆、哎吆叫，但不肯认罪……」。杨接着说「彭真这家伙过去盛气凌人，现在窝囊到家了。他关在卫戍区，对谁都低三下四2。彭真是假牙，过去把他搞出去，他忘了戴假牙，很难受。后来，只要牢房门一开，他立即到窗台上拿牙缸，牙缸里有假牙嘛，项目人员说，今天不出去就在这里问你几个问题，他还是紧紧抓住牙缸不放（杨说到此处大笑）……」杨还说：「在华北彭真自己干的事不认账，往聂帅身上推，我和聂帅在华北就抵制他。」

这里还要说几句萧华、杨成武的关系问题。他们两个关系一直不好，历史的原因我不清楚，从一九五九年以后在军委办公会议，他俩的不和是常见到的。杨对总政的空头政治也是不感冒的，另外，在对罗瑞卿的斗争中，杨成武是最坚决的，萧华一时和罗瑞卿扯不清，林总把他拉回来了。在文革中，杨成武的地位更突出了，萧华则因管军队文革的事，按照左的一套来，引起大家不少怨恨，现在想起来萧华不左也是不可能的，毛主席号召造反嘛。萧华倒台后，杨有两点做得不好，一是抓住萧华的生活问题不放，亲自布置所谓受害的女服务员写细节并签字划押，把萧华往死路上推，唯恐萧华打不倒3。而且还在碰头会上向江青汇报，萧华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萧华的倒台，杨起了推波助澜的关键作用。还有就是批准斗萧华，萧华被批斗多次，有一次是总参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大会，专门叫来一个很会讲话的四川口音的人在大会发言，把萧华糟蹋一通，而且还把总政副主任徐立清、袁子钦等人搞来陪斗，让人看来不舒服，对萧有幸灾乐祸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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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文此处多一「把」字。

2 原书为「底三下四」。

3 原文为「打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