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必达事件

李必达事件是发生在九届一中全会将要举行的时候，但事件起始在九大的准备过程中。

李必达是黄永胜从广州军区带到北京来的秘书之一，李是个大学生，在文化革命前参军到41军，各方面表现还不错。他所在的团领导是黄永胜的老秘书，经推荐及保卫部门审查后，调到军区不久就当了黄永胜的秘书。李必达初到黄办任秘书，干的不错，黄永胜夫妇都很满意。项辉方对李必达也很关爱，曾几次亲自出马为他找对象。

文革中有一句话倒是很对的，那就是说文革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李必达的灵魂也被腐蚀烂了。李必达家境贫寒，甚至家里因贫寒把他卖掉。在文革中，李必达名利熏心，想当出人头地的风云人物，干惊天动地的大事，捞取政治资本。

黄永胜无疑是拥护毛主席的，但他理解的文化大革命是在毛主席和中央的领导下有序进行。文革一乱，那么多老干部受冲击，黄永胜看不惯，六七年初在京西宾馆开会，他当着江青的面就说：「江青同志要听毛主席的话！」那时他们就结下了仇。黄到中央以后，和江青同桌办公了，他对江青就了解更多了，江青那种颐指气使、飞扬跋扈、狗仗人势的劲头，她对总理那种放肆的样子，实在让人难忍。黄毕竟是秋收起义的老资格，他敢于和江青斗争，总理也乐得他和江青斗，因为江青对党的正常工作干扰太大了。黄除了抵制江青，和她斗争，背后也骂她「武则天」、「慈禧」、「恶霸」、「对老干部草菅人命」等等。李必达偶尔听到黄永胜骂江青的一言半语，开始感到吃惊和好奇，后来竟发展到偷听黄永胜与总理、与叶群等人电话的地步，他认为黄永胜这些说出去要杀头的话，总会派上用场。果不其然，他的恶作剧终于发生了。

当时，中央安排黄永胜在北京针织总厂蹲点，黄派李必达在厂里盯守，但他常跑出去办私事，不能忠于职守。同时，李必达因工作中的其他错误受到批评，他不能正确对待，以至发展到了说是鬼迷心窍也成，说是鬼使神差也成的地步，他竟然想当大英雄，终于决定铤而走险，把他平时听到的黄永胜、叶群等人及军委办事组对江青的坏话和不恭，以及把偷听到黄永胜在军委首长之间的电话内容记下来，向江青告状，想扳倒黄永胜。

李必达告黄永胜骂江青的信，写了至少有两三封，他甚至利用职务之便，严重违反军纪，假借黄永胜办公室的名义，盖上「黄永胜同志处」（即黄办）的公章，从总参谋部机要局发出一封给江青的信，随后又通过电话查问，确知他的信已经发出才放下心来。盖上「黄永胜同志处」发文件、信件，是要由保密员马元刚登记才能以机要通信发出。李必达私走机要通信的行为，不论从当时看，从现在看，都是极其严重的违反党纪国法的犯罪行为。

李必达在信中说：「……黄永胜、吴法宪、叶群等人经常恶毒地攻击江青同志，他们是一个反对敬爱的江青同志的反革命集团！」黄永胜是谁？是我军的总参谋长；叶群是谁？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林副主席的夫人。写这样的信，问题显然是很严重的。

还有一封信是通过温玉成转的。李必达从北京针织总厂跑到温玉成那里向温玉成做了汇报，并把信交给了温。李耍赖说，温不答应他就不走。温虽然收下信，但并没有如李必达的愿，李必达太卑鄙太龌龊了，温玉成经过考虑把李必达的这封信转到了叶群手上，因为叶群是林副统帅的夫人。温玉成这样处理，这是李必达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大概是四月二十五、六日，凌晨三时多，黄永胜有事找李必达，派人到针织总厂没找到，说两天没来了；又到京西宾馆找，偶而发现了他的问题。李必达的房子里，在未烧尽的纸灰里发现了一张烧残的纸片，上面写着：「敬爱的江青同志，我是黄永胜的秘书……」这样简单的两行字，完全可以说明问题。黄大吃一惊，马上派了几路人马找李必达，终于在住京西宾馆的总后九大代表王瑞华（他的未婚妻）的房间内找到了。但李究竟写了什么具体东西，送到哪里去了，则拒不交代，他把希望寄托在江青身上。

由于李的未婚妻是总后三〇一医院的，想从她嘴里了解一些情况，于是黄把我叫去了。我到了京西宾馆会议楼一层东厅，黄、吴、叶坐在那里，有些木讷，一句话也不说。还是叶群开始同我说话，她说：「黄总长的后院起火了！」接着叶群就同我说了事情的前后经过。我听后也有些紧张，毕竟搞到了江青头上。叶群急切地说：「你这一个4精明人，提点解决的办法吧！」我回答说：「大家一起想，刀山火海也要过呀！」此时，黄也精神起来了，我们就一起谈起了解决的办法。

毛主席对此事的态度黄、吴、叶也不知道，三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但大家分析，信肯定不只写了一封，灾难绝没有过去。我说：「根据李必达的态度，不是很快可以把问题搞个水落石出的，目前应做做三件事：1、找小王（瑞华）谈话，看看是能否找到材料的底稿；2、要立即向总理报告，以防被动。此外还要考虑「闯江青」一下。」

黄永胜说：其他的都好办，唯有闯江青难办？

叶群说：这关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从江青的态度就可以看出个大概来。现在就要给江青那里发一个电话记录稿过去，内容就写：「十时整，黄总长要向江青同志汇报一些情况。」他们同意了，电话记录立即发出去了。

十点多一点，江青向黄永胜直接来了一个电话。她开口就说：「你要来抄我的家吗？」只说了一句，电话就挂了。

根据江青在电话上的态度可以得出如下的判断：李必达给江青写的信，已经送到了江青的手中。但信的内容是无法知道的。这时黄、吴、叶就更忧虑了。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大祸将要临头了。

我们几个共同商量1、要找小王谈话，看李是否在她家存有什么东西（李同王的母亲很熟悉）；2、立即把李必达看管起来：3、今天就要去向总理汇报。

四月二十八日，九届一中全会刚结束，黄永胜对警卫参谋李学金说：「我命令你把李必达抓起来！」抓了李必达即派飞机把他送到广州军区关押。事后，黄办的人到北京针织总厂收拾李必达的东西，在纸篓里捜到李必达给江青、张春桥写信的碎纸片。

我亲自找小王谈过话，所得情况非常重要。她说李必达直接同江青写了材料，其内容都是黄总长、吴副总长、叶主任骂江青的一些具体记录。材料有二十多页，材料写好后，李亲自送走的。她不知道材料是否有存底。随后，我和一名工作人员带着王到她家去一无所得。

「五一」节后的一个晚上，约九点多钟，我去向总理汇报了李必达的事。总理听了我所讲的情况之后，说了两点：1、江青曾给我来了一个电话，她说「我可能要遭到暗害！」只说了这一句，她就把电话放下了。我当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我想到了是同你们（指军委办事组）有什么争论：2、对李必达暂可以这样处理，我知道就行了，现在还不必写报告。

此后，黄、吴、叶、邱又在京西宾馆大楼八层东边大房间里共商对李必达事件的处理。

大家认为，第一，对情况已经基本上搞清楚了。李必达向江青直接写了材料，所写内容就是有关我们反江青的问题。

第二，江青收到材料之后，估计会送给毛主席一阅的。主席会表什么态，现在还不知道。但军委办事组反对江青，毛主席是早就知道一些的。

第三，周总理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是很好的。

九届一中全会之后，一次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政治局开会之前，江青怒气冲冲、自言自语地说：「有些人天天骂我，打电话都在骂我，他们对我恨之入骨。现在『九大』开过了，我看会骂的更厉害的！」她说了一顿之后，就从自己的皮包里拿出一封信，摆在总理面前的茶几上，并说：「信的内容，现在不能看。」总理拿着大、小信封看了一下，仍然放在桌子上，一句话也没有说，也没有看江青一眼，继续看文件。

江青回到自己座位上又说：「大家都去看一看吧，以便我不得好死以后，也多一个见证人嘛。」她说完话，把小手巾往桌子上一摔，这是她在心中有气的时候惯用的做法。黄、吴、叶、李、邱和大家一样，都去看了一下，在小的信封上横写的字是：「送钓鱼台十一楼交江青同志亲收。」下面写的是黄永胜同志处。黄永胜一看就是李必达的字。江青用了一个比较大的信封并写上：「即送主席亲阅。江青」（这是竖写的）。毛主席用铅笔在「主席」二字上划了一个圈，一个箭头划向江青的名字，并在江青二字的上面写了一个「退」字，是退回江青之意。我们看了一下之后，一句话没有说，也没有什么表情，但心中高兴！在这里得到了三点证明：一是，李必达写的材料毛主席看过了；二是，江青承认了材料是骂人的材料；三是主席没有写为江青做主的话，江青收到退回来的信之后，没有看到毛主席有任何批示。

在政治局会议结束后，黄永胜留下吴、叶、邱一起向总理谈了李必达的问题。总理说：「事情的发生与处理我都知道了。你们有意见，我也是知道的，但随便议论是不好的。今后要注意这方面的问题。」

李必达的品质太坏了，一个小小的秘书，竟想借江青之手搞倒总参谋长！而且用的手段是偷听，这属于严重违反工作纪律和秘书的职责。当秘书是受首长信任的，利用首长的信任干陷害首长的事，这真是天理不容。李必达想出大彩，「造反精神」太强了，李必达是因为造反、投机害了自己的。对李必达要处理是没有什么非议的，这种人任何时候也是被唾弃的一类。办事组用飞机把李必达押送回广州军区，但他心不死，在飞机上，他在《毛主席语录》的扉页上写了「谁拾到语录本，请交中央文革转江青同志救我」几个字，故意把《毛主席语录》丢在飞机上，幻想乘务人员收到后会交给江青。乘务人员的确在打扫卫生时拾到了，最后交给了吴法宪转到办事组。事后，我要三〇一医院把王瑞华送到军医大学学习了。这样既离开了北京，又没有伤害王本人，我认为对王的处理是正确的。

反江青并不等于反毛主席，我看当时主席也是这么认为的，但主席心里肯定也不高兴。后来主席就不这么看了，他把反江青反张春桥和反对文化革命连在一起，也和反对毛主席连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