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挖墙脚」（华北会议）

华北会议是庐山会议之后的第一次重要会议，毛主席称之为「挖墙脚」。会议表面上是解决庐山问题的主要当事人陈伯达的问题，实际上是对着林彪的。其实，北京军区并不是林总的「地盘」，他也从没有「安插」过干部。主席开华北会议，改组北京军区，主要是为了北京的「安全」，也就是为了他自己的「安全」。这个「安全」是高过一切的，为此李雪峰、郑维山和不少干部受到了冤枉。

为了搞陈伯达，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中旬，中央下发《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和毛主席批陈伯达的《我的一点意见》。周总理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毛主席对批判陈伯达的指示。其内容大致是：对庐山发生的问题，现在看的更清楚了，是陈伯达兴风作浪捣的鬼。他不仅是一个政治骗子，在历史上也还有不清楚的问题。陈伯达的问题讲清楚，这样，犯了错误的同志也就有出路了。

周总理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后，政治局会议的会场上，立即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情绪。军委办事组几个人一句话不说；张春桥只说了一句话：遵照主席的指示办。这时江青来劲了，她说：「以牙还牙，过去他们怎样整我的，我就怎么还击，我是不管他姓什么。一，陈伯达的老底我是清楚的；二，陈伯达在庐山那样的表现是仗势欺人，他自己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要批判陈伯达的幕后人和轿夫。」江青的话很显然是指批判林总和军委办事组的黄、吴、李、邱等人。

周总理的态度是很鲜明的，他立即带有情绪的口吻说：「我们一定要按照主席指示办事。」黄永胜毫不含糊地立即表态说：「我们拥护毛主席批判陈伯达的指示，我们的一切行动都以毛主席的指示为准则。」他说话的音量相当大，也略有点神气。

周总理看到会议难以继续开下去，于是就采取老办法：「今天的会到此为止。」一边说一边起身就走了。

过了两天，周总理又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说：「主席指示，要召开华北地区党、政、军领导干部的会议。」这就是华北会议的由来。

华北会议表面上是解决陈伯达对华北的影响，实际上是为了夺北京军区的权。人们都称陈伯达、李雪峰、郑维山是华北三巨头，主席对他们不信任不放心了，换上主席信任的谢富治、李德生、纪登奎去掌管北京军区。李雪峰、郑维山他们，经过华北会议之后都下台了。

庐山会议以后，北京军区决定召开党委扩大会，因不少军队干部支左后在地方任职，因此会议定为华北会议，参加的范围是华北地区三省两市（河北、山西、内蒙、北京、天津）地方地（市）委书记，军队师级以上党委负责人，约四百多人，会议在京西宾馆举行。主席对召开华北会议的批示是「建议李德生、纪登奎二同志参加会议。」这是开始公开重用李德生、纪登奎的决定。可能主席又觉不妥，批示「永胜、作鹏应同德生、登奎一道参加华北会议。」会议从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开始，到七一年一月二十四日结束。

会议对陈伯达、李雪峰、郑维山都进行了充分的揭发。所揭发的问题也无非是文化革命中出现的那些问题。整个揭发的材料，与三十八军的报告中的内容差不多，并无多少新的问题。要揭发的问题也不能实事求是，如庐山会议华北组六号简报的问题，明明是汪东兴的责任，一帮人却贼喊捉贼地追李雪峰和他的秘书。

对李雪峰、郑维山的下台，黄永胜、李作鹏同李德生、纪登奎持不同态度。前二者认为会议没有揭发出李雪峰、郑维山和陈伯达有什么非组织活动，错误也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工作上的一般错误，因此他们主张只批判不作人事变动；后二者则主张坚决搬掉，否则华北问题难于解决。李德生、纪登奎这么大的决心其实也并非他们自己的意见。

刘子厚是揭发李雪峰最得力的人物，华北会议之后，李雪峰被撤销职务，刘子厚即代替他任河北省委第一书记。郑维山也被撤销职务，李德生担任北京军区司令员，谢富治为第一政委，纪登奎为第二政委。

华北会议结束的时候，周恩来总理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做了总结，并宣布了改组北京军区的决定。毛主席称赞华北会议开得好，解决了主要问题。按照主席的要求，政治局委员都参加了华北会议，江青在会议上表现得非常不像话，动辄训人，甚至骂人。揭发的问题也无非是一些是是非非的问题，甚至鸡毛蒜皮的小事，这样的问题也要撤销职务，是不妥的。现在看来，华北会议不能说开得好。当然，毛主席是要把北京军区和北京地区握在自己手中，冤枉李雪峰、郑维山就不重要了。

毛主席一直掌握着华北会议。在华北会议期间，毛主席找黄永胜、李作鹏、李德生、纪登奎汇报过数次，毛主席每次都有指示。对毛主席的指示，黄永胜都在办事组传达了，我现在还能回忆起来的大意有如下几点：

关于领导方法问题。毛主席说，领导干部的工作方法很多，但最主要的是调查研究。把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就只有进行调查研究了。学会调查研究，有两个关键问题：一是走出去；二是脑子能起「加工厂」的作用。比如，你们几个人参加了华北会议，这本身就是调查研究。你们的皮包里可能装满了材料，有无用处呢就看你们的脑子这个加工厂的作用了。

你们搞军队工作的干部，除林彪同志等少数人抓大问题之外，其余的人都不善于抓大问题。我看你黄永胜这个总参谋长就不善于抓大问题。

在过去战争年代，差不多都由我自己当总参谋长。整个解放战争，我就是总参谋长，总理就是总后勤部长。中央军委除了情报、通信、机要等专业工作人员之外，机关工作人员很少。几年的解放战争就是这样打下来的。在战争时期，我了解军队，现在当然就不如过去了解了。

关于团结多数人的问题。毛主席说，我们的原则是团结的人数越多越好，多一个人总比少一个人好。

毛主席讲到这里一时没有说话，然后不知为什么突然说：「你们的政治，又多又凶，在庐山海陆空军都出来了，搞突然袭击。你黄永胜虽然没参加前期会议，但你的责任是跑不了的。你是军队的头子。」

毛主席这番话，把黄永胜打得昏头转向，一时不知所措。接着毛主席又补了一句，•「当然，庐山发生的问题，还是思想认识问题。」这样，才又把谈话的气氛转过来了。主席又说，宗派这个问题，难于完全搞掉。比如说，我同你黄永胜熟悉，从井冈山到现在几十年了。总不能否认我从井冈山就认识你，总不能说我们从井冈山认识就是宗派嘛？但我们要是搞宗派主义就错了。郑维山只喜欢华北的干部，对外来部队另眼看待，这就不对了，不注意就会成为宗派主义，这就危险了。

关于批陈整风问题。毛主席说：批陈整风是我们当前的主要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九大路线就实现不了。

毛主席最后对着李德生说：军委办事组几个人（黄、是、李、邱），他们有思想问题。你是总政治部主任，要多给他们做思想工作，提高他们的思想、路线觉悟。这样军队的工作是会有希望的。

李德生说：他们现在的思想觉悟都提高了。我们互相学习。

此外，毛主席还说了批判「天才」论的问题，军委办事组要「掺沙子」的问题。四月初，纪登奎、张才千参加了军委办事组。主席后来还说李先念要参加军委办事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