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一伙的威风

一九七一年二月十九日，毛主席在周总理有关计划会议的报告上批示：「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这个批示像晴天霹雳一样，把军委办事组多数人的脑袋都打昏了。写下这样的批示，究竟为了什么？当时我是不清楚也不理解的。毛主席说的和做的不一样，而且经常变。

黄永胜在会上念了唐朝诗人诗：「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然后一个劲地埋怨军委办公厅没有把简报办好，其实他心里是着急的。我用较温和的语气说了一句：「不是这样的问题。简报也许没有办好，但问题不在那里。」黄永胜急得嘴唇也抖动了，他说：「你说问题在哪里？」

我说：「散会再说。」

散会后，我到了黄的房子里，黄很沮丧地坐在沙发里。我说：「我来犯点自由主义。我们的会开了这么久，都是按照中央提供的陈伯达的材料批判陈伯达，我们自己没有新的东西，也就是说我们没有揭发陈伯达，也没有检讨自己。主席是天天看简报的。我想在主席看来，军委办事组是否批判了陈伯达，唯一的标准是我们这些人是否有自我批评。我们犯了错误的人不进行自我批评就是不批判陈伯达，我们的座谈会，是开了一个太失败的会。」黄说：「军委座谈会，主席有几次指示都还不错嘛。」我说：「那是你老兄的理解。」

主席的批示对大家震动很大，我们给主席写检讨，不但势在必行，而且要加快步伐了，二月二十日，我们以军委办事组的名义向主席写了检讨报告。毛主席当天就做了批示：「你们几个同志，在批陈问题上为什么老是被动，不推一下，就动不起来。这个问题应该好好想一想，采取步骤，变被动为主动。」

毛主席在批示中，强调让我们作检讨，又表示让我们过关，毛主席还批道：

「要召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各大军区、军兵种负责人、中央、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参加，由黄、吴、叶、李、邱作检讨，让他们下台过关。并将此情况告诉林彪同志。」

我们当时的思想是：有抵触情绪又认真作检讨；想不通又对毛主席感激万分。

毛主席对军委办事组「不批陈」的批评，是庐山会议以后最严厉的批评。这一批评对军委办事组极为不利，对江青一伙是非常有利的。毛主席的批示使江青一伙对庐山会议问题的态度有了新的发言权，也有了一定的操纵权。江青一伙的斗争方针是力争把卢山会议的问题重新提出来，斗争是非常激烈的。在政治局会议上，对全国计划会议的问题没有提几个字，主要是对黄、吴、李、邱的批斗。从后来主席南巡的谈话完全可以看出，原定的「开政治局生活会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解决问题」的方针原来就是一个泡影，而庐山会议以后再把「庐山会议的问题重新提出来」，则是势在必行的，可我们一点认识也没有。

当时军委座谈会已经结束，大多数的人还没有走，参加了「拍板定案」的小型全国计划会议。经我们商量后，军委办公厅又通知各地军队领导干部来开会，因为我们对主席的批示要做检讨，没有人听也不行呀。军委办事组成员，按排名顺序做了「检讨」。我们几个说的大意是：陈伯达是个政治骗子。我们上当受骗了。现在我们也还没有认识到他对我们的危害性，因而在军委座谈会上没有做自我批评。主席对军委办事组的批评完全正确，完全拥护。会后黄又报告总理，请总理安排我们几个人在一定的范围作检讨。总理考虑后说：「就在全国计划会议上检讨吧。」

中央政治局主持召开的「拍板定案」的小型全国计划会议，于一九七一年二月间在人大会堂举行。会议由周总理主持，总之，要给军委办事组一个下马威。总理在会上说：「在庐山会议时，林副主席指示，每年的全国经济计划会议在结束前，要各省市自治区第一把手到会共同对国民经济计划『拍板定案』。今天的会议，就是照林副主席的指示办的。这是今晚第一个内容。今晚的会议，同时还要传达毛主席对批判陈伯达问题的指示，这是今晚会议的第二个内容。毛主席对军委办事组有批评的批示。我看现在请黄永胜同志先发言。」

黄永胜事先有准备，他代表军委办事组首先发言。他的发言是经过军委办事组讨论的。由于黄、吴、李、邱，尤其是黄对毛主席的批评，是口服心不服的。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要写好一个高质量的稿子是有困难的。因此之故，黄永胜的发言不管好坏都会成为上海帮批判的靶子。

在黄永胜发言之后，以江青一伙为主对黄、吴、李、邱进行了猛烈攻击。总之，要给军委办事组一个下马威。要是意志软弱一点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是会被吓倒的。

张春桥发言说：「我今天上午去看了康老。当他知道了毛主席对军委办事组的批评后，表示非常关心。他要我为他带三句话到今晚会议上来。这三句话是：军委办事组不批判陈伯达，可以理解不可以原谅；陈伯达同军队究竟是什么关系一定要搞清楚：对军队往何处去不能等闲视之。」张春桥接着说：「我认为军委办事组不批判陈伯达，不是一个认识问题，而是一个立场问题。为什么对陈伯达连批判一下都不行呢？毛主席对你的批评，我看就是向你们提出了希望。你们同陈伯达不一样，我是同意的。但希望你们自己不要硬往陈伯达那里钻你们究竟是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是要陈伯达那个政治骗子？这是你们必须抉择的问题。」

庐山会议之后，江青一伙选了几个当选了中央委员的「文艺战士」经常参加党的高级会议。今天他们带进会场的打手是于会咏、刘庆棠、浩亮三人，由浩亮代表他们三人联合发言：「一、军队少数人把陈伯达当成国宝，不批评，我们表示愤怒；二，军队少数人，同陈伯达究竟是什么关系？你们在庐山搞的什么名堂？应当无保留地交代清楚；三，军队是保卫毛主席的，还是保卫陈伯达的？对这个问题，军队几个掌握大权的人一定要表明态度，否则我们是睡不着觉的。」

接着，列席会议的毛远新发言，他说：「军队几个人为什么不批判陈伯达，可能是不伤同类吧！现在来看庐山的问题就更清楚不过了。庐山没有被炸平，是陈伯达动手太早了，你们内部也协调不好。庐山问题的实质是未遂的政变。……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我们把刘、邓司令部打垮了。那么，出现另外一个司令部怎么办？我们的回答是：像对待刘、邓司令部一样的老办法！我劝你们不要令利智昏，毛主席的威望是高于一切的。」

毛远新的发言，影响是很大的。他似乎等于是毛主席的代言人，我认为毛远新的重头话是不敢乱说的。

再下来是列席会议的马天水的发言。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黄永胜即席做了很简短的发言。从总理的眼神看有些吃惊和担心，我真是手心里捏出汗来，黄说：「今天的会议活像造反派的斗争会，连说话的语言都是造反派惯用的，就差戴高帽子，挂脾子了。现在，我要问的倒是：毛主席说的话算数还是你们说的算数？我是坚定不移的拥护毛主席的，有错误我们会诚恳向毛主席检讨。所以任何人企图打着毛主席的牌子来吓唬人，对我都是无效的。」关键时刻黄永胜还真扛得住。

最后，周总理说了几句话，他说：「毛主席原定对庐山会议问题处理的方针、政策都没有变，也不能有任何改变。我们的一切提法都要以毛主席的话，即最高指示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