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査的重点

七九年十二月十九日下午三时许，监管员走进监牢来对我说：「中纪委来人找你谈话。」他还把「谈话」二字的声音说得特别大。很显然，他们是有意不用「审查」二字的。

听了监管员的话，我当时心里一楞！我心想：「从七二年夏天到现在，由卫戊区警三师到了秦城监狱，七年多的时间对我无人过问。现在还有什么人找活着的死人谈话？」当我来到审问室，审査组的人就正式向我说：「我们是中央派出的审查小组，在中央直接领导下，对你进行审查，处理你的问题。我们对中央负责，也对你邱会作本人负责。」

审査组问我：「你最近想些什么？」

「不想什么，我进了监狱后，即进了『三无世界』，一无人问，二无人审，三无人管。」

他们听了之后说：「何必这样悲观嘛！」

「事实就是这样嘛。我遭受到的摧残，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过吗？这些你们比我还清楚！」

「所以我们要对你重新进行审査。例如，错误与罪行。错误与罪行是有界线的，但又常常分不开。」

「我对自己的问题，用四个字就可以说清楚，那就是，『有错无罪』，错也是有当时条件的。在当时的情况下，也就是在文化革命中，我们是拥护毛主席的，但我们思想上与毛主席的一些政策有不一致之处，比如我们反对造反派，反对打砸抢，反对踢开党委闹革命。毛主席也批评江青，可实质上又是支持、维护江青的，现在看来我们反江青一伙并没有错。但毛主席健在时，以他的文革路线为是非标准，我们就叫有错。现在，毛主席去世了，中央也认为毛主席在文革中的路线、政策有错误，那扣在我们头上的『反对毛主席』的错又在哪里呢？请你们审查，应该给个结论。林彪是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军委副主席，我们在林彪领导下工作，但我们与『九一三』的任何事情毫无关系，这就叫做无罪。关于『九一三』问题，我希望中央再审查，我不怕再审查，怕的就是审查清楚了，也不给结论，这才真正叫做没有政策了。」

接着他们提出了三个问题。

「你对江青有什么看法？」

「过去我看不太清楚她和主席的关系，又有人（我没有说出汪东兴的名字）在中间煽动，犯了反江青一伙的错误，也就是犯了反『四人帮』的错误，这多么可笑。现在，主席去世了，江青也垮台了，谈谈也无妨。从思想作风上来说，江青是个恶霸，有些狗仗人势。现在想起来她的『本事』，就是靠两条，一是她与主席特殊的关系，因此，在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受到了不少人的吹捧，甚至林彪、总理对她也有过抬举，其实这种抬举是说给主席听的；二是她自己也有质量不好的思想基础，作风很霸道。她把这两条运用得很好。」

「说得不错嘛。你再说说林彪提出设国家主席的问题。」

「林彪提出要设国家主席，本来是建议，应不为过。当时的中央常委周总理、陈伯达、康生都同意设国家主席，五个常委四个同意。林本人并不想当国家主席，我们心里很有底，徒有虚名的东西他并不想要。当时大家都同意设国家主席，我们这些人也拥护设国家主席，但那是让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根本没有想到让林当，在这个问题上汪东兴是最大的积极分子。后来编造的谎话很多。」

「你再说说，你反徐向前的问题。」

「徐向前的事你们竟然也作为问题提出来？因为徐是元帅吧？而不是因为是非曲直。我没有在徐帅领导下工作过，我过去对他印象很好，也很尊重。在六七年文化革命最混乱的时候，徐帅他自己顶不住造反派的纠缠，就利用职权下命令把我送到二医大『红纵』老虎口上去，他不是以全军文革组长的名义指示我回总后参加运动，他特别强调他是以军委副主席的名义命令我回到准备把我往死里斗的造反派手里，叶帅、聂帅是坚决不同意他的。结果助长了造反派的气焰把总后搞得大乱，把我也几乎打死，徐帅是有很大责任的。既然事实如此，我为什么不可以批评他的错误？徐向前整我在先，我的反击在后，事情是由徐向前引起的，他应当承担后果！我过去对徐帅有意见是公开的，没搞什么阴谋。徐帅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作了检讨，把自己骂得一场糊涂，并向我道歉。他特别说：他当全军文革组长时，军队乱了。」

第一次审查到此结束。

中纪委审查小组对我的审查，一反李震时期中央项目组的方法，是从文化大革命问题开始的，而不是只追「九一三」的问题。这说明了他们不是孤立的抓什么「罪行」，而是通过调查研究，力求得出比较正确的结论。对我的审査，他们分为三个单元，即：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庐山的问题，林彪集团的问题。在整个审查过程中没有提过「两谋」问题，可能他们认为，这顶反革命的大帽子是扣不到我们头上的。

审査组从一九八〇年一月开始，到七月间谈完了文化大革命问题之后，即转为揭发「四人帮」的问题。

审査组说：「庐山及以后的问题，你写了很多的材料，也写得比较清楚，我们对庐山问题，了解得也比较多，就不问你了。现在，你即对『四人帮』的问题进行揭发。有多少说多少，相信你也不会保留的。从材料上来看，你们很早就同『四人帮』对立，现在就不要怕犯反『四人帮』的错误了。」

我已经向他们谈了三、四次反「四人帮」的问题，他们听得也很感兴趣，但又突然停止了，转为谈庐山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