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纪委审查小组最后的话

审査一开始是对我严格执行政策的，他们对我审查的基本方针是：搞清问题，争取对我宽大处理，这和李震时期的中央项目组的审查成了鲜明的对照。李震时期的中央项目组主要是抓「两谋」的「反革命」的材料，中央审查小组是落实真凭实据的材料。

他们说：中央对你的审查是很重视的，我们用了将近一年时间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工作，对你的案情做了反复研究。

他们说：「我们这样做，是从『事』求是、而不是倒过来从『是』求事。」

他们说：对我这样的人物，要以搞清问题就要先搞清楚事实，并用党的政策界限去分析事实，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如果以搞到什么材料为满足，就必然走上逼供信。因为对被审查的人，要抓住一点半点材料是非常容易的，但要把问题搞清楚就不很容易了。

中央审查小组基本上坚持了回到当时文化大革命特殊的历史情况中去考虑，放到与当时的政治形势联系起来考虑，把我放进包括毛主席、周总理在内的领导集体之中去考虑，我认为他们的观点是正确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他们注意到了没有文化大革命就不会有我的问题，对我的问题有则有之，无则无之，忘记就是忘记了。对问题宁可交代不完全，也不可以想当然凑「完满」。

八〇年七月上旬，中央审查小组的审查就宣布结束了。

中纪委审查小组对我的审查结束的时候，全组人同我做了一次比较长的谈话。主要说了如下两点。

他们说：我们接触已经八个多月了。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对你的问题已经搞清了，其问题的性质同我们预料的基本上是一致的。我们搞清楚了你的问题，也认识了你这个人。前不久，万毅同志代表中央又同你谈过话，我们相信你是心中有数的。对你的问题，目前是处在一个关键时刻，我们认为，你的问题已经清楚了，无论用什么形式审査也是变不了的，对这个问题，我们完全负责，你尽管放心。我们很欣赏你过去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坚决相信党，特别当党不信任自己的时候，更要相信党。对这个问题，你的思想无疑是正确的，这点是根本的。过去，我们同你说过多次，能够为你争取到宽大处理，我们感到高兴，对党也是一个贡献。对你的审査，我们可以拍着胸脯说：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也对得起你邱会作本人！我们的工作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但对你的处理终究是要服从组织决定，要遵守纪律的。这个道理你也是很清楚的。

他们还说：我们接触之初，你同我们说过的两句话：「心中无愧，不怕见阎王。」这是你的态度。这句话我们理解，但是我们还是要送你一句话，那就是：「不要为自己帮倒忙！」我们的话对你会有用的。另外，记录问题你是很不注意的，你存在记录无用」的思想。你要知道，是有用的，用处很大，可以作为处理问题的根据，并不是一张废纸。

当然，这段历史的内幕我是不知道的，如果说这只是为了捉弄我一番也大可不必，但他们实事求是解决问题的愿望毕竟没有实现，有些人还参加了公审。回想起这些，我的心情很沉重。实事求是是共产党人的根本所在，是党的光荣传统。可是这个根本，这个传统，往往被自己破坏。广大干部群众是能坚持实事求是的，但无济于事。职务越高的人，甚至是很高的领导人，往往不能实事求是，他们习惯用个人意见代替政策，用权力代替实事求是。

对于公审，我自己认为我没有什么罪行，中央审查小组也认为我没有什么罪行，双方都应是按照这个思路走的。可是公审自己吃了大亏，发生在文革中这样一个特殊的、复杂的环境下发生的事，而且这些事和毛主席的指示、中央的部署相关，为了顾全大局，自己当错误来认，结果法庭当罪来办。实事求是到底在哪里！？「大局」「态度」一直困扰自己，自己本质还是幼稚，我坚信党而不是某些人，而某些人却能左右党，这就是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