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林彪反革命集团」

在中国的土地上，在共产党内，根本不存在一个包括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在内的「林彪反革命集团」。但确实存在一支以林彪为首的、在文化革命的混乱形势中奋力支撑党和国家的人民军队，确实存在一个保卫人民解放军不受破坏、坚决抵制中央文革江青一伙的军委办事组。

应该说，我这一生都是坚决拥护党、拥护毛主席的，但对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我确实是不理解的，主要是对踢开党委闹革命不理解，对依靠造反派不理解，对受毛主席重用的江青、张春桥一伙飞扬跋扈、颐指气使看不惯，我想部队大多数干部也都是这个看法。对于林总和军委决定部队的文化大革命不搞「四大」，不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全军都是拥护的。但主席让介入，让搞「四大」，怎么办？林总和叶帅、聂帅及军委，把对待毛主席的态度放在首位，还是顺从了毛主席的意旨，现在看来也有迁就老人家的因素。六六年国庆节后，军委发布了《紧急指示》，军队的军以上单位搞「四大」，这样部队从上到下一个时期也乱了。我一直认为《紧急指示》的发布是错误的，但不发布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在毛主席那里是过不去的。但这么快就搞出「紧急指示」，内容也很左，这和全军文革李曼村、谢镗忠这些全军文革的人，一心一意搞极左是密切相关的。《紧急指示》发布后，军队造反派在全军文革的纵容、操纵和支持下，砸遍全军！解放军三总部，国防科委，海军，空军，各军兵种，各大军区的领导干部都被揪斗，全军正常工作难以进行。在这样危机的时刻，林总一方面把各大军区领导搞到北京来「躲反」，又在六七年一月底发布了军委《八条命令》，有力抑制了军队的混乱。但是军内造反派是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的，由于主席支持造反还是当时大的形势，江青把持的中央文革也是支持军队造反派的，李曼村、谢镗忠这些全军文革的人就在暗地里煽动和支持他们的乱军行径：同时，军队在执行军委《八条命令》时，也有过火的地方，对造反派打击面过大，「辫子」被江青一伙抓住，在毛主席造反有理的文革大势下，军委不得已又让了一步，军委《十条命令》出台了，军队造反派又闹起来了。当时，中央机关乱了，国务院各部委乱了，各省市乱了，军队这时也乱了，总之，全国都乱了。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林彪通过「五一三」事件坚决支持了军队拥护党委、维护领导干部军队的革命派，反对打砸抢的造反派，「五一三」事件后，军队反党乱军、打砸抢的造反派被彻底打下去了，军队的工作很快就恢复正常，军委办事组，也应运而生。不论是杨成武时期的军委办事组，还是黄永胜时期的军委办事组都是保持军队稳定的，黄永胜则做得最坚决！保持军队的稳定，不许江青一伙插手军队搞破坏，也不许江青一伙的代理人在军队搞破坏，黄永胜和黄永胜领导的军委办事组同江青一伙做了坚决的斗争。军委办事组在文化大革命中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一）稳定了军队；（二）反对和抗衡了江青一伙（中央文革）；（三）承担了三支两军的艰巨繁重的任务；（四）在总理领导下及政治局大多数老同志努力支撑着党和国家。这些使命的完成，和林彪的支持、总理的具体领导是分不开的。可以肯定地说，没有军队的稳定，全国不仅会更乱，而且以江青一伙为中心的造反派，会夺取更多的权力，会给党和人民造成更大更多的灾难。人民解放军是党领导下真正的人民军队，当时掌握军队大权的军委办事组，是坚定维护党的根本利益的革命派，在文革中是有大功的！根本不是什么反革命，更不是什么「林彪反革命集团」！邓小平审判我们，真是天理不容。

很多人说自己和「四人帮」进行了斗争，试问你们是怎么斗的？！黄永胜和黄永胜领导的军委办事组和江青一伙的斗争，是在毛主席健在时，是在高度肯定文化大革命时，是在江青一伙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时；你们和江青的斗争是在毛主席去世后，是在否定文化大革命后，是在江青一伙成为阶下囚后。

我们的「反革命」的帽子是怎样带上的呢？

「九一三」事件的确是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发生这样的事，毛主席把我们抓起来隔离审查，我们虽然有想法，但还可理解。命运也就一步步演变下来了。

第一，停职反省。七一年九月二十四日上午九时，在人大会堂福建厅，周总理代表毛主席宣布：黄、吴、李、邱四人停职反省，并关进了卫戍区。这是毛主席决定的，并没有宣布什么反革命。

第二，反党集团。七三年八月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对黄、吴、李、邱定为反党集团，撤消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做出永远开除党籍的政治和组织结论，虽然这个结论和处理是错误的，但并未定为反革命，仍然在党内问题的范围内。因为审查了几年，并没有查出黄、吴、李、邱与「两谋」有任何关系。

第三，投进秦城监狱。七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黄、吴、李、邱四人从卫戍区关进了秦城监狱。我到秦城之后，监狱当局的宣布是：「奉华主席的命令，你到秦城来是集中学习，继续审查」，仍然没有直截了当地宣布为反革命。但关进秦城是一步致命的错误，也许他们的本意是把我们「圈」起来以后再说，先集中力量去对付「四人帮」。结果把我们搞了个有去无回，并给邓小平事后钻了大空子。这一步对我们的命运是关键的，华、叶及汪东兴要负历史的责任。

第四，补办逮捕手续。关在秦城期间，中纪委审查小组对我们的问题进行了「不带框框」的重新审査，并有实事求是的结论，因为对我们的问题来说，只要我们没有「两谋」，就是文化革命特殊而复杂情况下的路线问题。邓小平不能接受这个结论，八〇年七月二十二日上午九时，在秦城监狱以总政治部保卫部的名义，对我补办了逮捕手续。从此就把「反革命」的帽子给戴上了。这也就是说，从七一年九月二十四日到八〇年七月二十三日，从卫戍区到秦城，关了将近十年，才把我们变成「反革命」的。

只有把我们变成「反革命」，才能审判，而且硬要煞费苦心地把江腾蛟这个小舰队的人和我们扯到一起，从而要把我们和「两谋」扯到一起，他们的用心太险恶了。

第五，起诉与判决。八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的「起诉书」和八一年一月二十五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的判决，除了把我判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和给我戴上「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罪行的「大帽子」之外，其余各个地方，特别是在我个人的「罪行」名下，连半点「反革命」的事实和一个「反革命」的字眼也没有找到。

起诉和判决又是文不对题的！起诉书中起诉我们是「反革命」，是「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为目的」，结果审来审去，什么也没有审出来，就连吴法宪说的假话他们自己也给否认了。判决的问题都是文革中一些具体事情，用诬陷的手段来起诉，用两个标准来对待文革中发生的死人问题。比如说，总后死了八个人，起诉我负有责任，但负的是什么责任？在什么样的前提下负责？如果大家在严肃认真地总结文革的教训，我一定会承担这个责任，死人总是不好的，应当总结教训，我做为总后勤部长是要负责任。但是他们不是这样，他们是为了打倒我，而利用所谓的法律让我负刑事责任，这就是完全错误的了。在文革中我处理这些问题的具体手段就是对审查人做过批示，这种手段和毛主席，和周总理处理问题的手段也一样的，也和邓小平、彭真在文革前制造了那么多冤假错案的手段也是一样的，即以领导的身份做批示。我们「迫害」的人都是教员，文化干事，俱乐部主任这些小人物；你们「迫害」的都是元帅、大将，省部级以上的干部，以及文化界、知识界、文艺界，民主党派中最负名望的人物，还是他们的谱大呀！

为什么要人为的决定一个「林彪反革命集团」？这是为他们的政治服务的。大家知道，在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搞了一个「刘、邓司令部」，搞了一个「彭、罗、陆，杨」，说他们是「资产阶级司令部」，是「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也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对象。对此，邓小平是怀恨在心的。而林彪事件又发生在文革之中，在毛主席并没有最后处理就去世了，林彪的问题就成了毛主席生前遗留下的问题。因此，邓小平为了反对毛主席的需要，先编造出一个「林彪反革命集团」，再利用这个「林彪反革命集团」作为毛主席的替身，或作为他们反毛主席的靶子，是很方便的。这样就把一切问题都可推到「林彪反革命集团」身上去了。公审是一个「政治垃圾坑」，无论什么样的东西，不论是历史的，现实的都往里倒就是了。

「两谋」问题指的是林彪的儿子林立果一伙人，要谋害毛主席，南逃广州，另立中央。这个「两谋」问题，「九一三」以后的中央文件材料之一、之二、之三根本没有给我们传达过，我是保外就医到西安后才知道的。「两谋」问题，《「五七一」工程纪要》问题，「手令」问题，究竟有没有？如果有，和林彪是个什么关系？多少年来也没有搞清楚。不过，有一个问题是肯定的：如果林彪和「两谋」问题、「五七一」问题没关系，我们与之就更没关系了：如林彪和「两谋」问题、「五七一」问题有关系，我们仍然与之没关系！

既然没有关系，我们的问题就是文革中的党内路线问题，我们在文革中的历史地位和许世友、陈锡联、韩先楚、杨得志等是一样的。可悲又可恨的是，没关系仍按有关系整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