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反派消灭革命派

六六年十月，军委《紧急指示》后，军队各领率机关就大乱了，总后是大乱的典型。造反派住进总后大院后，和机关造反派一起，天天揪斗各级领导干部，搞打砸抢，党办被占，各部办公楼被占，保密室被抢，造反派中午就到食堂抢饭吃。

六六年底，二医大「红纵」开始对我揪斗。军队其他领导干部，如张池明、饶正锡、吴法宪、余立金、李天佑、苏振华、李作鹏、杜义德、赵尔陆、崔天民、陈仁麒、黄志勇等等都被揪斗得很厉害，各大军区的领导也被揪斗。解放军广大干部是反对造反夺权、反对打砸抢的，在这种混乱的时期，他们组织起来，和造反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们是真正的革命派！这种斗争不是像地方那样，是两个群众组织之间的斗争，而是正确与错误的斗争，是保卫人民解放军的斗争，也是在党和国家生死存亡之时的斗争，试想，全党全国都乱了，解放军再乱了，将是个什么结果？！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林总坚决支持了革命派，「五一三」之后，军内造反派就败阵下来。军队要不要稳定？当然要稳定。军队各机关要不要恢复正常工作？当然要恢复正常工作。反党乱军、打砸抢的造反派要不要清理？清理势在必行！这和邓小平们上台以后清理「三种人」是一个道理。当时的清理是在文革的环境之中，事事要按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办，当时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就是「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精简机构，下放科室人员，「五七」干校，三支两军，等等。全国都在清理阶级队伍，有历史问题的同志都要清查，总后一家不清不成；全国都办干校，毛主席的女儿都上干校，总后一家不办干校不成；全国都在精简机构，总后不精简不成。关键是谁去？我总不能把反对党委、反对我，搞打砸抢的人留在机关工作，把拥护党委和我的人搞到干校去吧！当然，客观情况也是谁下去谁吃苦，生活条件差，要参加劳动，子女上学困难等等，这都是事实，但这是文革时期的总的政策决定的，不是我个人决定的。反党乱军、打砸抢的造反派首要人物要不要清理，当然要清理，比如总后政治部干部陈政，是个不折不扣的阶级异己分子，文革以前就是公安部的内控对象，他造反很厉害，上串下跳，煽风点火，完全是借文革之机解对共产党的仇恨。这样的人，公审时竟让他到法庭去控诉我对他的迫害，岂不怪哉！再比如总后死的八个人中，有一个后勤学院教员王述臣是造反派的头子（第一把手），此人当过国民党的警长，他主持造反组织「星火燎原」开黑会攻击毛主席被举报了，我能不批示吗？我不对反毛主席的人批示，我成了什么立场？当时有《公安六条》，总后能不抓他吗？《公安六条》有明确规定，他这种人根本不许参加群众组织，更何况当第一把手搞反党委，搞打砸抢，完全是对革命政权进行报复。他被抓起来后，他的同谋把他当过为警长的情况调查出来了，自知问题严重，怕王述臣把大家供出来，就把他当过为警长的情况通过他老婆告诉了王述臣，实际上是威胁。王述臣自知罪恶重大没有活路，他让他老婆在饭盒里放了毒药，他老婆送饭时，王吃后身亡。此人后来竟被邓小平追认为烈士。他是谁家的「烈士」！？

七一年「九一三」事件之后，江青一伙对我们进行了残酷的打击和报复，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继承了江青一伙的衣钵，他不惜违背历史事实，硬把军队造反派与革命派的位置颠倒过来了，从而把革命派变成打击对象，把错误严重甚至罪恶萦系的造反派变成革命力量。邓小平是旗帜鲜明地依靠军队打砸抢、反党乱军的造反派的。在所谓清理「三种人」中，他们以人划线，把革命派当成「三种人」清掉了，总后150余名军师级干部全部下台，隔离审查、开除党籍、判刑劳改、清出军队；降级、降职、给予处分的就是「宽大」了。这么一大批优秀的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结果全给「割了韭菜」，总后机关及其所属各单位成了清一色的造反派。那些反党乱军、打砸抢的造反分子又被作为反对我们的生力军重用起来，邓小平利用这个怨气，根本不讲党性原则。邓小平并不了解军队在文革中的情况，他也不愿意认真了解这些情况，由于邓小平骨子里对毛主席有怨恨，他不分是非，把文革中在台上工作的人统统搞掉，使我们在打倒「四人帮」以后，失去了起死回生的机会，他反以我们作为毛主席的替身，搞公审，反对毛主席。

一想起这么多军队干部因为受我的株连，蒙受冤屈，家破人亡，我就感到万分痛苦。如果我一人坐了牢，杀了头，能免除广大干部的灾难，我是心甘情愿的！我们这个党冤冤相报太厉害，很多人没有死在敌人的刀枪下，没有死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上，却成了党内斗争的祭品。这是多么大的教训啊！

毛主席对党、对人民、对国家的伟大贡献是任何人也磨灭不了的。毛主席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实行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也确实犯了不少错误。我们说，对文化大革命是应当很好总结的，这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完全必要的，但利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来反对毛主席、否定共产党就是错误的，也是别有用心的。打着共产党的旗子反对共产党，也是毛主席身后某些领导人的一大「创造」。他们别有用心地把党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说成毛泽东个人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尽管毛泽东个人对文化大革命起决定性的作用，但文化大革命还是党的历史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