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抗大学习

为了培养红军部队中的骨干力量，1936年6月1日，成立了“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林彪任校长，毛泽东任政委，罗瑞卿任教育长。办学的目的是对从部队中抽调的大批干部进行培训。

1937年初，校名改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校址开始在瓦窑堡，以后迁到保安，最后迁到延安。迁延安后，毛主席新任教育委员会主席，林彪任校长兼政委，罗瑞卿任教育长。

第一、二期学员共约一千四百让人，每期学习时间约为六个月。

“七?七”卢沟桥事变前夕，军委二局派我化装到北平，在张经武等同志的配合下搜集日、伪、蒋军的军事动态情报。7月下旬回到延安不久，我就接到到抗大学习的通知。

为什么调我去学习？是因为当时对敌斗争的形势发生了大的变化。随着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为适应我军装备直接对日军作战的需要，我对敌收集军政情报工作的重点，由主要针对国民党军队转为主要针对日军的对华进攻。当时破译日军的电报比破译蒋军的电报难度大的多，二局也调进不少懂日文的干部。我不懂日文，很难适应当前的工作任务，因此需要再学习和深造。

我参加的是1937年下半年的第三期。

从第三期开始，学员队分为军事队和政治队，我在军事第五队学习，并担任参谋训练队队长。

由于敌人的封锁，那时的学习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窑洞就是我们的校舍，五六个人，甚至七八个人一间。睡的是土炕，吃的是小米、咸菜。为了解决生活问题，我们是一边学习，一边生产，自己动手，开荒种地。

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联共抗日。之后大批蒋管区的青年学生，源源不断的来到延安求学，因此学员增加，校舍困难，为了解决校舍问题，从第三期开始，校长林彪动员全校师生、员工，亲自动手，轰轰烈烈地挥锄挖窑洞。

我们这期学员也是一边听课，一边参加挖窑洞，学期结束时我们挖了近两百孔窑洞，解决了近千人的住宿问题。林彪曾特别传令嘉奖第八队，克服种种困难，圆满完成挖窑洞计划，堪为全校的模范。后来毛泽东曾说：“延安的窑洞是最革命的，延安的窑洞有马列主义，延安的窑洞能指挥全国的抗日战争……全国人民的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寄托在延安的窑洞里”。

当时教室少，教员少，教材也少。由于教室少而小，我们就在学校院子里听大课，校园内的石壁就是黑板，桌子和凳子也都是石头的。军事队的军事战术训练和军事操练训练时间占三分之二，政治理论课时间占三分之一。教学的主要方式是听课、分组讨论与实际操作相结合。我们也曾听过林彪校长和其他红军领导人的讲课。

毛泽东为抗大确定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同时强调要切实培养“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后经林彪总结，“三八作风”成了全军的最高行动准则。林彪校长还给抗大确定了“理论与实际联系”、“少而精”、“军事、政治、文化并重”、“集体研究讨论”等教育原则。

我在抗大的学习时间不长，但收获不小。是我参加革命六七年来第一次较系统的学习军事和政治，懂得了许多消灭日寇、打倒反动派，建立新中国的革命道理和军事常识。

“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这首《抗日军政大学》校歌，始终伴随着我的战斗里程。

抗大毕业后我仍回军委二局工作。

1938年我调到115师工作。1938年底，接任苏静的司令部侦察科长的工作（苏静调任政治部秘书长，并出任我师与二战区国民党军队抗日协调作战的联络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