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军事守势，政治攻势

1941年，敌后抗日战争处于最艰苦、最困难的阶段。日寇停止了对正面战场的进攻，代之以诱降为主的政策，把作战重点由正面转移到后方，于是敌后就变成中国抗战的主要战场。敌人集中了侵华兵力的大部分力量，将进攻矛头指向我各根据地，并采取了“治安强化”的扫荡和蚕食政策，军事上分割打击，政治上怀柔瓦解，经济上严密封锁，以及残忍的“三光”政策，企图窒息摧毁我根据地，消灭我抗战武装力量。

国民党却在此时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由“消极抗战”，转为“积极反共”，大唱“反共第一”，“宁亡与日，不亡于共，日可不抗，共不可不打”的滥调，并实行所谓“曲线救国”政策，妄图实现“与日和平共处，连日反共”阴谋。

1941年1月7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我新四军军部及主力一部共八千余人，由江南向江北移动，行至安徽泾县茂林地区，被国民党七个师重重包围，激战七昼夜，全军覆灭。国民党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军长叶挺交军事法庭审判。1月20日，我党中央军委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决心与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亲日派奋斗到底。

在此局面下，驻守山东的东北军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111师师长常恩多主张联共抗日，支持进步力量，该师的331旅旅长孙焕彩主张积极反共，镇压进步力量，驻沂鲁山区的114师等部分顽固势力，亦向我进犯，制造摩擦。山东各地区的地方顽固势力也分别向我进犯，制造种种流血事件。因此敌后我军的处境，日益紧张和困难，犬牙交错的三角斗争形势，既复杂又残酷。

根据上级指示，当时我们的斗争方针是：“军事守势，政治攻势”。对于日伪斗争的方针是：“包围反包围，扫荡反扫荡，清剿反清剿，蚕食反蚕食，分割反分割，封锁反封锁。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争及政治、经济、文化全面的斗争，粉碎敌人的阴谋诡计。对于统一战线的政策仍然是：支援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分化顽固势力，坚决打击消灭亲日反共投降派与制造内战的反动势力。”对于顽固派则采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山东各根据地党政军民根据上述方针，展开了积极斗争，并不断取得胜利，打击了敌人，保持和巩固了自己的力量和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