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决战前的东北形势

关于形势与任务，在1947年12月中央就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打退了蒋介石数百万反动军队的进攻，并转入全国规模的进攻。蒋介石由进攻转入防御，人民解放军由防御转入进攻，这是一个伟大的转变。

1948年3月中央又指出，从1946年7月至1948年3月，我军共歼灭国民党军队二百万人以上，我军由一百二十八万人发展到二百五十万人，国民党军队由四百三十万人减到三百六十万人。我们的方针是稳扎稳打，只求每年消灭敌军一百个旅左右，争取五年左右（1946年7月算起）消灭国民党全部军队。

中央同时对东北战场指示说：东北兵团利用辽河结冰，举行了三个月冬季作战，歼敌八个师，争取一个师起义。该兵团现已开始休整，待休整完毕，或打长春或打北宁路上之敌，视情况再定。又指示说：蒋介石曾经考虑过全部撤退东北兵力至华北，后来又决定不撤，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利用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

东北战场经我军1947年5月到1948年3月的夏季、秋季、冬季三次攻势作战，歼灭敌人三十余万，收复城市五十余座，使东、南、西、北满及冀热辽解放区完全联成一片。东北我军野战部队已发展到七十余万人，地方部队也发展到三十万人，总兵力达到空前的一百万人以上，装备日臻精良。

我军将东北之敌分割压缩在长春地区、沈阳地区及以锦州为中心的辽西走廊地带。这三个地区的陆上联系也多被我军切断了，敌人只能在空中来往。如果把长春地区比喻为敌人的脑袋，沈阳地区比喻为敌人的心脏，锦州到山海关辽西走廊地带比喻为敌人的尾巴，那么，现在的东北敌军，已经像一条伤痕累累，瘫痪在地的毒蛇，只能苟延残喘，不能随意动弹了。

蒋介石看到东北局面弄到这种地步，赶快从山东抽调范汉杰兵团前来增援，力图守卫冀热辽走廊地带。同时把那个曾夸下海口“不恢复国军在东北的优势，不从共军手中收复东北一切失地，决不回南京”的陈诚撤换，让卫立煌来“挽救危局”。卫立煌到东北之前，蒋介石交待的任务是“稳定沈阳局势，必要时放弃长春、沈阳，确保北宁线安全，逐渐从共军手中夺取主动权，恢复优势”。

但是卫立煌也没有什么高招妙计，他与陈诚不同的地方是，不敢再放大炮，吹大牛了。他上任后，看到东北这种败局，对“恢复国军在东北的优势”表示悲观。但他不同意蒋介石放弃长春、沈阳的主张。蒋介石为了让卫立煌牵制住东北我军不至于快速入关，以求稳定关内的局势，最后批准了卫立煌保持东北现状的建议。外国新闻记者也纷纷评论说：“卫立煌的任职，将只能使他赢得常败的名声”。虽然卫立煌没有那新官上任三把火的劲头，可是总不能不想点办法进行绝望的最后挣扎。于是确定了一个“集中兵力，重点守备，确保沈阳、长春、锦州，作为尔后恢复优势的反攻基地”的战略方针。

当时东北敌人破破烂烂总计还有四个兵团，十四个军，四十四个师。正规部队四十八万人，保安团队七万人，总共五十五万人。但士气很低，不少是被我歼灭之后重新组编的，有的是地方保安团队升级编为正规军的。因此战斗力明显的今不如昔。

敌人的部署是这样:

为了确保长春战略要地，以第1兵团两个正规军（新7军和60军），和一部分地方保安旅团，约十万人，依托永久性的防御工事进行固守。由东北“剿共”副总司令郑洞国在那里坐镇指挥。

以沈阳老巢作为防御中枢，北进可以增援长春，西出可以策应锦州、辽西走廊。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地方，故将其主力第8、第9两个兵团和一部分特种兵团、地方保安旅团，约三十万人，控制在沈阳及其周围几个县城，既形成防御集团，又形成机动集团。卫立煌就坐镇沈阳指挥。

为了确保锦州战略要地，维护辽西走廊这条生命线，以保持与关内陆海联系，既求得随时得到关内增援，也可以在不利时转移东北主力。于是在锦州、山海关线摆了四个师，又在锦州附近摆了第6兵团（第93军、新8军），共十个师，六个特种兵团和其他地方保安旅约十五万人，由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范汉杰在锦州坐镇指挥。

敌人经过这番安排之后，就认为可以确保沈阳、长春、锦州高枕无忧了，就可以使我军处于“既啃不动，也吞不下”的处境，就可以持久地防守，稳定东北局势，就可以逐渐实现蒋介石“恢复优势”的“圣旨”。

然而且慢，敌人乐观得太早了。卫立煌同他的前任杜聿明、陈诚一样，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殊不知，东北人民解放军目前已占据绝对压倒的优势，在东北与国民党军队战略决战的条件已经成熟，沉重地毁灭性打击，很快就要落在他们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