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陈光是我的老领导、老战友

首先就我知道的陈光其人，做简要介绍。

陈光是湖南郴州人，1905年出身贫农之家，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参加湖南农民暴动，然后上井冈山。在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中，曾任红一军团12师师长和少共国际师师长，自二万五千里长征时担任红一军团红2师师长职务。到陕北后，任红4师师长。“西安事变”后，他接替已调任红军大学校长的林彪，任红一军团代理军团长。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曾担任115师343旅旅长，115师副师长、代理师长。

抗日战争时期，在山西、山东敌后的广大地区，他率领115师英勇打击日寇和敌伪顽固势力，多次粉碎日寇和敌伪顽固势力的围攻、封锁和扫荡，坚持抗日游击战争，为创建抗日根据地，不断扩大抗日武装力量，立下了大功。

1943年由山东敌后抗日前线，调延安参加整风学习。

解放战争时，陈光赴东北，先担任东满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后任松江军区司令员兼哈尔滨卫戍司令员和第四野战军副参谋长。

全国解放后，任广东军区第一副司令员。

他南征北战，出生入死，在枪林弹雨中，多次光荣负伤，历来以冲锋陷阵，英勇善战著称。其身经百战，并战功累累。

在山东抗日战争处、中时期的五六年中（1938年至1943年），我一直在他身边工作，陈光是我的老领导和生死战友，交往也十分密切。

记得1950年2月，我参加兵团在广州召开的解放海南岛渡海作战会议时，他请我到他家吃狗肉，他边吃边言兵谈政的发表了一通不平凡的议论。

他问我：“海南岛是战争办法解决好，还是和平办法解决好？”

我说：“当然是和平办法解决好，可是现在根本没有和平解决的可能性，唯有用战争办法解决。”

他说：“和平解决的办法是存在的，只有叶剑英让出一个职位就行，你们就可以避免一场血战。”

我说：“能不能把你的高见和办法说给我听听？”

陈光把话匣子打开了，侃侃而谈，他说：“我的办法就是找陈济棠搞统战工作，争取用和平解放长沙方式来解决海南岛问题。我有关系人可以找到陈济棠，陈现在来往于香港与海口之间，现在海南岛的部队多数是陈的老部署，他与薛岳矛盾很尖锐，薛岳拼命排挤他。陈济棠历来是反蒋的，中央苏区对我‘围剿’时，他的态度是消极应付的，他参加1933年福建反蒋事变，1936年又策划两广抗日反蒋。如果叶剑英把广东省主席的位置让给他，我看问题就解决了。现在叶剑英挂名官衔太多了，什么华南分局书记、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广州市委书记、广州市人民政府市长等等，太多了。我认为让出一个位置，争取和平办法解决海南岛问题，是划得来的，对我们是有利的。”

当时我听了之后，心里有两点怀疑：第一，陈济棠已无实际兵权，他能把蒋介石的嫡系薛岳搞掉吗？第二，叶剑英是统战工作老手，对广东军阀情况又非常了解，在团结反蒋力量方面经验丰富。再说，是否争取和平办法解决海南岛问题，中央肯定全面的考虑过。

因此我问他：“你向叶参座和林总提过建议没有？”

他说：“还在考虑。”

1950年4月30日，解放海南岛战役结束后，我们43军进行了战后休整工作，大家忙了一个多月，事情刚刚结束，稍稍喘口气，就接到第四野战军总部命令，调我任15兵团参谋长兼广州军区参谋长，出缺军长职务由副军长龙书金担任。

我把工作交待之后，即离开海南岛，于6月底回到广州，来到新的岗位上工作。

当时朝鲜战争已经爆发。兵团司令员邓华、政委赖传珠、副司令员洪学智等几位领导人，都非常关心朝鲜战场形势的发展，成为每天议论的中心内容。

7月初的一天，陈光知道我已回到广州，又邀请我到他家吃饭。由于陈光是我的老首长、老上级，私人友情甚深，因此到他家里去吃饭和闲谈，是很平平常常的事，我当然不会推辞，按时前往。

一进门，陈光办开玩笑半认真地，就是一句出人意料的话：“我不十分欢迎你回广州担任参谋长职务。”

我有点莫名其妙，一边落座，一边惊异的问：“为什么？”

他说：“这是你最大的失策，军长有兵权，四五万人是个很大的力量。你当兵团参谋长名义上提升了，但没有什么实权，没有司令、政委同意，一个团、一个营你也无权调动。”

我说：“这是上级命令。”

陈光改变口气说：“没有办法，既然来了，好好干一段再说。”

之后，我们两人就谈到朝鲜战争形势，陈光又大发议论说：“为了破坏美帝国主义在东方的新侵略计划，策应朝鲜人民军作战，我主张，我们中国应向东南亚出击，向越南、缅甸出击，有两三个兵团就可以打得他们落花流水，打得美帝国主义顾此失彼。”

他问我的看法如何，我说：“我没有你这样高的战略水平，我还没有想到这个问题。”

在进餐过程中还谈到，他在港澳和台湾有一些情报关系，通过这些关系，不但可以得到台湾情报，还可以掌握远东美军的行动情报。他说：“你现在是兵团参谋长了，以后我可以把这些情报关系全部交给你，可能对你今后掌握敌情有帮助。”云云。

这是我与陈光最后一次吃饭闲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