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只旧木箱

至今，我珍藏着两件东西，这两件东西都是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期间得到的，一件是国家给予我的，一件是军事学院给予我的。从南京学习结束后，到北京工作的几十年中，从1981年到太原生活，直到回北京养老，这两件东西始终伴随在我的身边（当然也有例外，那是1971年到1981年的十年中，这两件东西保存在中央专案组，木箱上的多处封条还依稀可见。所幸的是，之后还还给我了）。

是什么东西我如此珍爱呢？

一件是1955年授予我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军衔，并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我把勋章视为我一生最高的荣誉，因此珍藏在身边。

而另一件，就是在南京军事学院战役系学习期间发给我的教材。我全部装在用炮弹箱改成的木箱内，保存到今天，算算已有五十多年了。我保存的教材包括：四十八册（其中半数为合订本）教科书，六十五份教学用军事地图，十本学习笔记和三份作业试卷。我把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的这些教材，市委我终生的财富，因此与勋章一起珍藏在身边。

每当我看到这只木箱，就使我想起在南京军事学院紧张的，但十分有意义、有收获的学习与生活。

1955年夏天，我接到上级的通知，调我大南京军事学院战役系学习。这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消息，有机会再次到我军的最高学府学习（第一次是1937年在延安抗大学习），是我十分渴望的。

第一期（也是唯一一期）战役系学员共五十二人，全部都是从当时全军各部队，正军级以上的干部中抽调而来的。1955年12月，我们在学院参加授衔时，战役系学员全部授予将军以上军衔，其中李天佑、杨得志、陈锡联、韩先楚、刘震被授予上级军衔，我与吴克华、吴富善、张震、秦基伟、黄新廷、曾思玉、廖汉生等人被授予中将军衔，丁盛、刘贤权、江燮元等人被授予少将军衔。

1955年8月，在开学前，我从武汉乘船，顺江而下，到达南京，开始军事学院的学习生活，随身只带了一名炊事员，帮我做做饭。

战役系学制为两年（也有人说，战役系学制为三年，第一年为预科，部分学员补习文化，但我没有参加，因为我在高级步校五年期间，文化补习已达到初中毕业水平）。虽然全系都是军以上干部，但院长刘伯承对我们的学习和管理是相当严格的，自入学开始，刘伯承院长就要求我们做到“三个转变”，即从领导转变为学员，从工作转变为学习，从家庭生活转变为集体生活。

对于学院的学习和生活的严格管理，我不仅不陌生，而且早已习惯。因为在全军向苏军学习正规化的同时，全军院校学习的榜样就是南京军事学院，我在第一高级步兵学校对校机关和学员队的管理，也是按照条令，进行相当严格的正规化管理。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陆续看了一些当年与我一起在战役系学习过的老将军们的回忆录文章，从方方面面，回忆了当年战役系学习和生活的情况，比较真正、生动。

但是我们在战役系学习的两年中，到底学习到了什么？到底开设了哪些课程？学习的本质东西又是什么？

从1958年开始的“反军事教条主义”，一棍子打在刘伯承元帅的头上，战役系及南京军事学院的教学，被无端扣上“军事教条主义”的帽子，而被全盘否定了，从此很少再提起那段时期的教学内容，而当年还曾要求我们全部上交这些教材，以“清扫余毒”可是对于这些被我视为精神粮食的课本，真是难以割舍，于是我“违抗军令”，悄悄的保留下来一部分。

我在这篇回忆中，不再重提学员们如何紧张的学习，学院如何严格的生活管理。而是从我亲身经历的，和我至今保存资料的其他方面，说说在南京军事学院我的学习情况，并从一个侧面反映当年的战役系到底学习了什么。

我认为，南京军事学院创办的战役系，为我军实现正规化、现代化和战斗化建设，开创了极其重要的先例，为我军培养和训练高级指挥人员，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对我而言，真可用“久旱恰逢春雨”来比喻。对我学习之后的十年中，负责全军训练工作和海军的作战工作帮助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