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海军机关开展“四大”

1966年下半年，海军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与全国、全军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是紧密相连的。

8月中下旬开始，军以上机关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简称“四大”）先后展开，文体单位乱揪乱斗也已经开始，海军大院1【注1海军大院是指位于北京复兴路55号的海军直属机关驻地。】尤为热闹。

运动刚开始，群众大字报所揭露的问题尚多属于工作中的一般性的缺点错误，唯有罗斌（海军航空兵政治部副主任），作为高级干部，以“井冈山红卫兵战士罗斌”的署名，第一个写了一张很长、很具体、很有“分量”的大字报。此人并未参加海军党委扩大会议，但他恰恰在会议结束当天，就把这次会议的基本情况全部公开出来了。

在叶帅、萧华向海军党委扩大会议传达了林彪的指示，特别是海军党委扩大会议形成决议后，这张大字报的内容就显得格外刺眼，苏振华也觉得不好，慌忙地把它移到一个大仓库的空房子里面，只让团以上干部看，其他人不准看。这样又引起营以下干部群众不满了。

经过这张大字报的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很快就集中火力，“万炮齐轰李、王、张”，“火烧油炸李、王、张”，“打倒李、王、张，再踏上千万只脚”的大字报、大标语像雪片一样贴满大院，我和王宏坤的家都在大院内，“炮轰”、“火烧”、“打倒”我们的大字报和大标语就贴在我们家的墙上和写在门口地上，不时还有高音喇叭对着办公楼和我的宿舍高喊口号，让你既不能工作也不能休息。大有一口把李、王、张吞下去之势。

事后，当时的全军文革组长徐向前在一次军委会议上也说，罗斌的根子是苏振华，他的大字报是苏振华指使贴的，罗斌是运动中的政治扒手。

罗斌是何许人？他是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是原贺龙的部下。斯人资格虽老，能力不强，以前萧、苏对之也不器重。我到海军后的初期，经常往我家里跑，在谈话中有意流露对萧、苏的不满，无非是什么萧、苏只重视新干部，不重视老干部；只重视有知识，懂业务的干部，不重视工农干部之类的牢骚。我当时对他是采取多听少表态的态度。后来有一次他老婆手提着东西来送礼，我坚决拒绝接受，并发了脾气，让他老婆下不了台。从此他就与我疏远了。

谁曾想运动刚开始，他却突然跳出来，成为泄露会议机密，挑动不明真相的群众，把群众斗争的矛头指向李、王、张的急先锋。在当时，他这一跳，使我们已经举步维艰的日常工作更加困难，说话、指示更没有人听，把我们搞的十分被动。

无独有偶，与罗斌贴出大字报同一天，总参发生王尚荣、雷英夫事件。据说王尚荣、雷英夫带头写大字报攻击军委办公厅领导，引起国防部机关的大字报、大辩论。

军委通知，要各军兵种党委成员到国防部大楼看大字报，看了以后要写大字报表态，送给国防部。我参加看了大字报，由于大厅里、走廊里，满墙都是大字报，不知道从何处开始，只好走马观花的东看看，西看看。

忽然在大厅的一角，发现有两张不甚显目，但观点对立的大字报。一张是毛家湾林办（林彪办公室）写的批判王、雷观点的大字报，一张是东交民巷八号贺办（贺龙办公室）写的支持王、雷观点的大字报（王尚荣是贺龙部下）。这两张大字报，引起大家特别注意。透过林、贺两个办公室的大字报，可以看出两位元帅的不同态度。

不久就听说，中央军委已决定将王、雷两人审查，并指出王、雷大字报是错误的，是心怀阴谋野心的，是政治扒手。

当时总政也起了一个很坏的示范作用，即召开总政群众大会，揪斗梁必业，并向各军兵种推广其所谓“揪斗干部成功的经验”。海军苏振华参加旁观批斗情况，回来向海军其他领导介绍了旁观批斗经验，说什么要狠批狠斗，要斗得满脸发白，满头流汗，全身发抖。要台上斗，台下组织喊口号助威，一定要斗得他低头认罪，决不能心慈手软，决不能怕斗得过火等等，这是军队机关文革初期极左思潮的表现之一。

9月22、23日，林彪两次到海军机关了解海军开展“四大”情况和看大字报，并在视察海司、海政等单位后，在海军党委常委会议上，林彪说：“希望你们原班人马都在海军工作，我们没有把你们哪一个人调出海军，你们要把谁排挤出去，我们也不赞成。”又说：“全国都在学习解放军，我们一定要做模范，做好样子。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全体指战员的头脑，使我军彻底革命化，使我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林彪又针对海军工作说：“是非要搞清楚，应该团结起来，全力以赴，做好工作。”9月24日，海军党委作出了《关于贯彻执行林副主席对党委常委指示的决定》。

自1966年秋冬起，形形色色的群众组织搞的乱揪乱斗之风特别猖獗。海军领导干部和直属各大部领导干部、各院校领导干部、各舰队领导干部，大多数均被揪斗或围攻，没有被揪斗的是少数，没有被围攻的恐怕更少。今天揪斗这个，明天揪斗那个，戴高帽，挂黑牌，翻穿棉大衣，搞得鸡飞狗跳，乌烟瘴气，形成人人自危的恐怖状态。有的人跳楼自杀，有的坐而待毙。机关处于半瘫痪状况（院校全部瘫痪），党委开会也要躲起来，打游击式的召开，不然你开会，他就冲会。业务会议召开更困难，工作的进行几乎是听天由命，自流发展。幸亏我们有一批干部，一边挨揪斗，一边仍坚持工作，揪斗时应付揪斗，不揪斗时坚持工作。他们这种精神，真叫人敬佩！

军以下单位规定不准搞“四大”，应进行正面教育。但在那种“造反有理，革命无罪”，全国大动乱的形势影响下，什么规定也不起多大作用，或采取实用主义态度，对他有利的就起作用，对他不利的就不起作用。

由于没有办法对开展“四大”实施强有力的领导，派性斗争也恶性膨胀起来了，封自己是造反派，骂别人是保皇派。当时海军领导机关基本上分为三派：反对李、王、张支持苏振华派，这是主流，支持李、王、张这是支流。还有所谓观潮派或称“逍遥派”，这是极少数。一个大派之内又有许多小派。什么红联总造反派，红色舰队造反派，井冈山造反派，毛泽东思想战斗队，单独一人也能成立一个组织，号称“独立团”，如此等等，数不胜数。除了派性结合之外，谁也管不了，各级党委的话根本无人听。

当时我们曾多次请示总政:“党委能不能领导群众组织？”答复的精神是：如果党委是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是按照文革十六条办事，群众组织应该接受党委领导；如果党委不按毛泽东思想办事，不按文革十六条办事，甚至压制群众，不依靠群众，那就不应该接受党委领导，并且应该允许造反。所以党委能不能领导群众组织，要由造反的群众组织来鉴别。

由于军队是随时准备打仗的，因此军事行政和军事业务工作，必须坚持上下级的领导关系，同时规定任何造反群众组织，绝对不允许冲击作战部门，破坏战备工作。在海军领导机关的“四大”刚刚开始后不久，海军党委根据军委要求，就及时下发了《关于师以下部队在“文化大革命”中切实搞好正面教育，加强战备的指示》。指示强调，遵照党中央、军委和总政关于部队要参加“文化大革命”，同时要保卫“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海军党委决定，师以下部队坚持正面教育。当时，战备值班部队基本上是遵照这个精神执行的，但遇到的困难也是无穷无尽的，千千万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