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五?九•一三”流血事件

大约是1967年3月某天，北京军区文工团多数派组织“燎原战斗队”的头头王文浩等数人，来到我家里请示，说他们准备串联北京三军（陆海空）文艺团体联合演出，宣传毛泽东思想，问我支持不支持，我觉得这样比乱冲乱闹好，因此立即答应：“完全支持！”

不久，由北京军区文工团“燎原战斗队”牵头，海军、空军、工程兵、二炮等文工团的多数派群众组织，联合起来排练歌舞节目，并数次在北京军区礼堂组织演出。我们这几个参演单位的领导干部都出席观看。演出效果也非常好。

这样以驻京部队的文艺单位，联合进行文艺演出开始，带了一个群众组织大联合的好头，以后就逐渐扩大到这几个单位领导机关中相同观点的群众组织也联合起来了，采取了驻京“三军”群众组织的统一行动，即所谓“老三军”派，他们是拥护军委八条命令，支持党委工作，支持部队保持稳定，反对打、砸、抢，反对把军队搞乱。由此引起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也联合起来，既所谓“新三军”派，他们是中央文革支持的，并与清华、北航等地方院校造反组织相勾结的反军乱军的冲派。两派彼此之间采取了一些更尖锐、互相对立的行动，直至发生了“五?九•一三”两派大规模冲突和流血事件。

为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老三军”派的文艺团体决定，在北京展览馆剧场举行联合演出《长征组歌》，歌颂毛泽东思想，歌颂工农兵。

演出前，演出单位请示了林办（林彪办公室），林办转达了林彪对演出表示支持的态度。

演出当天的上午和下午，演出单位又两次报告请示全军文革，但全军文革均不同意演出，理由是防止不同观点群众组织冲击演出，发生武斗。

林彪和全军文革对演出的不同态度，演出单位及时地报告了我们。当时演出的剧票、海报均已发出去了。

是演还是不演？我一直在思考中。要支持演出，就要冒很大的风险，其一，刚刚发生的“二月逆流”，几位老帅因提出部队要稳定而遭到批判；其二，“青海事件”后，中央文革在全国掀起反军乱军浪潮，到处揪斗“带枪的刘、邓路线”，冲击军事机关；其三，“新三军”派，是中央文革支持的冲派，在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等地方院校造反组织的支持下，打、砸、抢的气焰十分嚣张。他们已扬言：“只要老保演出，就砸烂会场”；其四，全军文革已表态不同意演出，那么中央文革又是什么态度呢？其五，我们当时“后院”还在“起火”，自身仍然难保。但是，要是现在突然宣布不支持演出，或者取消演出，不是冲派的“胜利”吗？不是我们也被打、砸、抢行为吓倒了吗？如此下去，领导讲话还管用吗？将来谁还敢支持党委工作？

此刻，我们必须有旗帜鲜明的态度。我紧急与海军的几位领导商量，当我谈了应坚决支持演出的意见后，萧劲光等领导完全同意，很快就形成了海军党委支持演出的决定。之后，我们又听取北京军区、空军、二炮等单位领导的意见。我们商量的结果是：第一、宣传毛泽东思想正确，宣传工农兵无错；第二、联合演出比乱打、乱揪、乱冲好，对稳定部队和驻京机关有利；第三、如果演出成功，可以起到团结“新三军”，实现大联合的作用；第四、如果不演出，正符合冲派破坏演出，破坏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阴谋。势必再次引起新、老“三军”两派的对立；第五、更严重的是如果冲派占了上风，将没有人再敢支持各级党委的工作，稳定驻京机关和部队将更加困难，反军乱军，打、砸、抢将会愈演愈烈。因此我们同意仍然按照原定计划演出，并要演出单位做好应付冲击演出的准备。

为了支持演出和防止武斗，我们几个单位的领导还商定：都到现场去观察情况，帮助他们处理问题。

海军是我和萧劲光、王宏坤、张秀川于13日黄昏分别前往，预定在展览馆剧场东侧一座房内集合。但我的汽车走错了路，开到展览馆西侧去了，正陷在冲派的人群中。这些冲派估计有两千人以上，他们有清华、北大、北航等院校造反派的学生，也有驻京部队机关中与“老三军”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四路纵队前进，一边跑步，一边叫喊，“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争取胜利”。冲到剧场附近，发现四门紧闭冲不进去，就用砖块、石头劈里叭啦把窗户玻璃砸碎，然后从窗户上蜂涌跳进去，既打演员，又打观众，一片对骂对打，混战一团。

我坐的车子赶快退出来，转到剧场东侧小楼与萧劲光、王宏坤、张秀川、余立金、曹里怀、李天焕、吴烈、熊伯涛、傅崇碧等人会合，我们商定由卫戍区调两个连来制止武斗，并打电话报告请示中央文革怎么办？陈伯达糊里糊涂答复说：“他们武斗，你们不武斗，不就解决了吗？”萧劲光听此废话气得摔帽子，拍桌子，骂陈伯达是“死官僚”。

这时两派双方互相对骂对打，冲派不仅用拳头、砖头、棍棒殴打不同观点的演员、观众，还砸毁了剧场的演出设备和桌椅板凳。由场内到场外，由黄昏到深夜，你冲我杀，造成了一百多人受伤的流血事件。

我曾利用夜暗钻到剧场内的群众中去观看，只见双方正打得火热。

听到一方大骂：“打砸抢是破坏文化大革命”，“冲击演出是反对宣传毛泽东思想”,“打砸抢是土匪行动”。另一方对骂：“打砸抢是教训保皇派的最好武器”，“打砸抢万岁”，“保皇派罪该万死”，“只准革命派造反，不准保皇派乱动”等。针锋相对，寸步不让。

到了后半夜，大部人员逐渐散走了，各自尚有数百人在那里继续相持，互不示弱。

14日天将黎明时，陈伯达、萧华等人来到现场，召集双方人员在剧场内训话。陈伯达主要宣布，你们两派暂时不要见面，天明后双方谁也不准抬着伤员上街游行。萧华则批评“老三军”文艺团体不该演出，把武斗责任强加在“老三军”头上。

这一下立即引起了“老三军”派的强烈不满。天亮后，“炮轰萧华”的大标语就上街了，认为萧华是破坏“五?九•一三”联合演出的“罪魁祸首”。

这次武斗双方都有伤员，但没有死人。“老三军”派伤员更多，有的被打得昏迷不醒。“老三军”派的伤员分别被送到海军、空军、二炮等医院治疗。

15日，林彪派叶群到各医院看望“老三军”派的伤员，进行慰问。这无疑是对“老三军”派的支持和鼓舞，而对冲派则是最沉重的打击。

16日晚，“老三军”文艺团体要在北京军区礼堂开大会，庆祝“五?九•一三”斗争胜利，我们几个单位的领导都同意。并决定由我和吴法宪出面，到中央文革处汇报，并请示是否派人参加大会。本来我们对中央文革派人参加大会，并不抱多大希望，只是汇报情况和想了解一下他们对此事的态度。

没想到的是，中央文革听了我和吴法宪的汇报和请示，江青一反常态，当即决定戚本禹代表中央文革参加会议。我们同戚本禹一道到达北京军区礼堂时，礼堂里响起了热烈欢迎的掌声。戚本禹登台讲话，情绪颇为激动，完全支持“三军”的联合演出，批评了“冲派”破坏演出的错误。

事后我了解到，毛主席是支持演出的。

5月23日，“三军”文艺团体在天安门午门广场联合演出，上万人观看了演出。特别是6月9日，林彪和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等中央领导亲自到人民大会堂观看“三军”文艺团体的联合演出，这对“老三军”派的支持鼓舞就更加有力了。

第二天的《人民日报》是这样报道的：“人民解放军驻京陆、海、空三军文艺战士，为纪念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联合演出了丰富多彩的革命文艺节目。他们突出地宣传了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生动地歌颂了历史主人翁工农兵，热情地欢呼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欢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三军文艺战士的这个演出好得很，硬是好得很！三军革命文艺战士同志们，在台下是坚定的革命造反派，在台上是热情的毛泽东思想宣传员。他们为全国文艺界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这样一来，萧华就被动了。“炮轰萧华”升级为“打倒萧华”，认为萧华是“冲派”的后台，萧华是对抗林彪指示的。

当时我考虑萧华已经被打倒一次并抄了家，由于毛主席说：“萧华是好人”，不同意江青的做法，才躲过一劫。现在群众又在中央文革的煽动下要打倒萧华，但是中央并没有表态，我们不宜轻易跟着群众情绪跑。（同时我与萧华无论是工作关系还是私人关系都很不错。抗日战争时期我们一起在山东，他是115师政治部主任，我是司令部参谋处长。以后到东北虽不在一起，但经常见面。）因此我向萧劲光提议，召开海军党委常委会议进行研究，经大家研究，一致同意将认识明确为：萧华错误是严重的，支持了“冲派”，反对“三军”联合演出宣传毛泽东思想，但性质属于“讲错话”，是人民内部矛盾，决定海军不参加“打倒萧华”的行动。

“五?九•一三”事件不仅在北京影响很大，对全国也有一定影响。特别是对北京驻军领导机关的文革形势以及全军的文革形势起了扭转局面、稳定局面的重要作用：第一、稳定了三军领导机关的形势，扭转了乱打、乱揪、乱冲的无政府局面。初步恢复了领导机关的工作秩序；第二、实现了大联合，对于多数派群众组织由被动转为主动，由相对优势变成绝对优势，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而“冲派”受到严重打击，开始土崩瓦解；第三、由于北京三军领导机关的稳定，为全军在文革中的稳定带了一个好头；第四、从来不主动看样板戏的林彪在周总理、陈伯达等人的陪同下亲自观看三军演出，这在文革期间是极少有的。说明林彪对全军和三军领导机关的稳定是多么的重视。军队稳定了，党和国家才有保障；第五、对中央文革打着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旗号，实质是反军、乱军之阴谋，是有力的回击。“五?九•一三”事件，毛主席和林彪的表态，迫使中央文革一伙承认“冲派”是“错误的”。

由于海军在“五?九•一三”事件中及对萧华问题上的态度十分坚定、明朗，因此当时社会上流传有“地方看军队，军队看海军”的说法。这种说法不一定全面，但却准确地说明了军队在文革中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

这里还要提一句。文革开始后，中央文革和江青一伙把几乎所有电影、戏剧都打成资产阶级文艺黑线的产物，打成封、资、修的产物而禁演。广大群众和部队指战员能看到的只有样板戏和少量经中央文革审查通过的电影，除此之外就是“忠字舞”、“语录歌”。

“五?九•一三”事件后，借《长征组歌》的成功演出，我指示海政文工团重排话剧《赤道战鼓》，重排反映“八?六”海战的话剧《夜海战歌》，又新创作了反映航空兵战斗生活的话剧《海空雄鹰》，深入部队演出。

我们又决定举办了兵画兵、兵摄兵的《海军美术摄影展》，并到部队巡展。我还要求各舰队文工团组成文艺小分队到机场、码头、海岛慰问演出，丰富了部队文艺生活，得到广大部队指战员的热烈欢迎。

三年后的1970年5月13日，晴空万里。叶群邀请黄、吴、李、邱及夫人游览长城。当时工作压力很大，我们都很少出来散心。但这一天特殊，是“五九•一三”事件三周年。在长城上，我们举目远望，心情十分舒畅。

我知道叶群代表林彪邀我们游长城的用意：一是“五?九•一三”事件为文革中稳定部队开了一个好头，值得纪念；二是部队要像长城一样坚固、强大，永远是保卫党中央，保卫国家，保卫人民的中流砥柱。

“五?九•一三”事件之后，我们这些人不但不再挨揪斗，甚至开始出现“李、王、张是坚定革命左派”，“向李、王、张致敬”的大标语。我们在群众中说话开始发生效果，我们的处境从此逐步好起来了。

1967年5月29日，中央军委、全军文革小组发出当前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说：为了胜利的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历史任务，院校文化大革命应逐步转入本单位的斗批改，把本单位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倒斗臭，把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深批透。认真提倡文斗，坚决反对武斗，不要外出串联，已经外出串联人员要迅速返校。应尽快建立由革命学生、革命教职员工和革命领导干部组成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临时领导机构，行使对本校的领导权力。中级指挥、技术、医务学校要逐步做到一边闹革命，一边上课。

自此指示后，全军多数院校由兵慌马乱，逐渐向恢复秩序方向转变，一步一步地向大联合、三结合、斗批改、上课闹革命的方向发展。

1967年6月9日，中央军委命令，经中共中央批准，任命我为海军第一政治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