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全会复会

休会一周左右，大约于9月初，又恢复了小组讨论。讨论中心是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并联系实际批判陈伯达。不但批陈的天才论，同时联系陈过去历史上所犯错误，系统地批判，也就是算总账。总理、康生对陈伯达的历史情况比较了解，由他们到各组讲话，介绍材料。我亲自听到周总理在中南组的讲话。总理从1957年陪同毛主席到苏联进行国事访问发生的“船未沉老鼠先逃”讲起，一直讲到庐山会议，提供了不少大家不知道的材料。例如刘少奇写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陈伯达帮助进行修改的，江青等早就把陈伯达划在刘少奇圈子里的人，将帮助修改《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看成一条重要罪行。

现在刘少奇平反了，《论共产党员修养》成为经典著作，又怎么看待陈伯达的功劳呢？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任意窜改历史事实，典型的实用主义！实事求是早就抛到九霄云外了。这是我党历次大错误的思想根源之一！

依我的观察，全会后一段分组讨论的气氛基本正常。如果说，前段分组讨论偏于盲目起哄，后段则偏于谨小慎微。因为大家觉得前段受骗上当了，应接受教训。所以发言除表态拥护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对陈伯达尽自己所知所感进行批判外,似有少说为佳的现象。小组对原来规定的三个议程讨论不多，主要是采取政治局扩大会议方式讨论确定的。

9月5日开始，恢复大会。按原定三项议程，大会通过了宪法修改草案；通过了“四五”国民经济发展计划；通过了军委关于加强战备的报告。

9月6日下午举行全会闭幕式，毛主席决定陈伯达不能出席会议，因此主席台上只坐有：毛、林、周、康，没有陈伯达。除原则上通过了会议公报外，主要是毛主席讲话。开始讲高级干部的学习问题，要读几本哲学书的问题，并说“不要上‘黑秀才’的当”；又讲全党的团结问题等等。

此时毛主席的言语还比较温和平静，但后来越讲越生气，特别讲到国家主席问题，火气更大。大意说：“你要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听你的。你就代表人民吗？我是十几年就不代表人民了。因为他们认为，代表人民就要当国家主席。”又说：“谁想代表人民，谁就去当嘛，我是不干。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干。你有啥办法呀？”毛泽东声色俱历的这些讲话，越听越令人齿冷心寒，殊感问题严重。把党的中央会议搞成这个样子，汪东兴的罪恶尤大。

散会后，吴法宪对我说：“有了毛主席这篇讲话，问题全解决了。”我顶了他一句说：“你不要自我安慰。”

会终人散。

9月6日晚8时，叶群忽然通知黄、吴、李、邱同她一起到江青那里去,看样子是低头向江青道歉求情。江青住在原来蒋介石的那座别墅里。我们在会客室里等了半小时，江青才缓缓由寝室出来，满脸怒气。抬眼将大家扫视一遍后就坐下来，半天不吭声。

叶群紧靠江青身旁，低声下气地说:“这次我们本来动机是拥护毛主席的，结果反而干扰了毛主席，我们心里很不安。我们上了陈伯达的当，犯了严重错误。林副主席批评我们头脑简单、头脑发热。我们都是从小就参加革命，我们都是一条藤上结的瓜……。”没有等叶群说完，江青就发开了洋脾气：“你们要把我打入十八层地狱！你们，你们在毛主席那里告我的状，害得我好苦啊……，你们，你们不听我的话，你们对我封锁，你们搞军国主义，你们搞军队领导一切，你们把我当成什么人?……”看样子根本无法谈下去，只好请江青同志息怒，我们告辞了。

我对这次低头向江青求情非常反感，回来后我对黄永胜发牢骚说：“大丈夫做事，敢做敢当，该杀就杀，该剐就剐，何苦去跪求别人乞饶。”

9月7日告别庐山。当时毛主席准备去杭州，林彪飞苏州，黄、吴、李、邱四人同机飞回北京。在九江机场，按计划林彪乘坐的飞机先起飞，黄、吴、李、邱乘坐的飞机后起飞。因此，在林彪、叶群上飞机后，黄、吴、李、邱也跟着上飞机送行，并由随行的记者照了几张像。当时江西军区、庐山交际处和全会服务人员都礼节周到地上上下下，川流不息前往送行。

政治局规定这次会议内容除传达公报外，其它一概保密。同时对会议工作人员，随身秘书都打了招呼，要绝对保密。陈伯达回到北京后，即停止参加中央任何会议，停止阅看中央任何文件，实际上处于靠边软禁状态。

林彪已大难临头了。二中全会之后发生的事情是顺“理”成章的。虽然当时我们都没有认识到这层意思，但二中全会后，我曾在办事组说过：“我们不适应高级的政治生活”，也反映了我对接下来可能发生的最困难情况的最坏思想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