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总理圈阅了电话记录报告

13日下午四点多，开完政治局紧急会议后，我回到西山。一下车，我就通知刘秘书：“准备一下，下山（意指回海军）办公。”

一天一夜没有休息，虽然很疲倦，但一点睡意都没有。老伴给我沏了一杯茶，我一边喝茶，一边小声告诉老伴：“出大事了，昨晚林彪、叶群乘空军飞机外逃啦！”我感到中央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是非常严重的，也感到林彪是从海军机场跑的，可能海军也要有责任。

我和老伴一边谈论林彪外逃的事，一边清理昨晚与总理、与机场前前后后通话的过程。

大约17时左右，刘继祥秘书拿着一份报告进到办公室，这份报告是海航5师整理的《山海关机场九月十二、十三日情况报告》，是海航5师用电话报告，刘继祥秘书电话记录的。

我正在回顾清理昨晚的情况，正好听听山海关机场的报告。我就让刘秘书念他记录的报告。

当他念到报告中记录着：23点35分，我向机场调度室值班员传达总理指示，并补充说“四个首长中，其中任何一个首长指示均可放飞”时，我点头说：“对！”

当他又念到报告中记录着：0时06分，李政委来电话，再次强调中央首长指示，四个首长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才放飞，谁的指示要报告李政委。要负责任。我立即打断刘秘书的话，说：“不对！这次电话记录不对。”

我告诉刘秘书：“这次我打电话，强调的是要四个首长联合指示才能起飞。”

念完报告后，我对刘秘书说：“你与他们再核实一下我的讲话，不要记录错了。”

此时已快18点了，下午政治局会议上，总理指示我们都“回家”办公，我通知刘继祥秘书，准备随我下山回海军。

晚饭后，我在海军407楼办公室中看文件，刘继祥秘书拿着海航5师的那份报告进了办公室，对我说：“我已打电话与机场核实了，你0点06分的那次电话指示，机场值班员根本没有听清楚。他们说没有听清楚首长指示的原因，一是当时调度值班室人很多，电话也很多，很嘈杂；二是首长的口音重，听不太清楚。他们就把你23点35分的电话指示又重复的追记了一遍。”刘秘书又说：“这个报告，是航5师张师长今天上午从锦西师部赶到山海关机场，听完汇报后整理的，张师长对昨晚的情况也不是很了解。”

刘继祥说完，我才知道，原来机场值班员没有听清楚我的话。如果是这种情况，也不能责怪机场值班员。我让刘秘书把报告放在办公桌上，准备再看一遍。

我看到报告中记录的原文是：“0点06分，李政委来电话，再次强调中央首长指示，四个首长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才放飞，谁的指示要报告李政委。要负责任。”

我看了这段报告原文以后，觉得完全不符合我在通话时讲话的意思。我没有必要在短短半小时内，重复两遍完全一样的话，实际上，我这次的电话指示，就是对23点35分电话指示内容的进一步明确和补充。

因此，我将报告中我讲的话进行了修改。修改后全文是：“0点06分，李政委来电话，再次强调中央首长指示，四个首长联合指示才能放飞。如果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不管谁的指示要报告李政委。你们要负责任。”

这样才基本上符合我的指示精神。

修改之后，当即要刘继祥秘书用电话同山海关机场再校对一下。经双方再次校对后，刘继祥秘书报告我说：“校对结果同你修改的完全一致。”

刘继祥秘书将报告誊抄后送我，我又阅读了一遍，一个字也没有改动，就在这个文件头上写上：“呈总理批示”。

几天后，总理看完了报告，划了圈，一字未改，在一次政治局会议后退回给我。看了总理的圈阅，并按照中央领导批阅文件的习惯，我当时就认为，总理是同意这个文件的，而且一字未改。之后，我将这个文件交给刘继祥秘书存档保存。

我认为这个文件（指《山海关机场九月十二、十三日情况报告》）是在“九•一三”事件中，反映山海关机场场站情况最真实、最全面、最准确，并经总理在第一时间圈阅同意，一字未改的最权威的文件。我十分清楚的记得，在这个文件中，就如实地记有：第一，总理电话指示的前三条，其中第三点指示中，没有“四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起飞”的话；第二，我第一次（23点35分）向山海关机场传达周总理指示时曾补充说到的：“四个首长中其中任何一个首长指示均可放飞”；第三，我与山海关场站值班员（0点06分）通电话时强调：“要四个首长联合指示才能放飞，如果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不管谁的指示要报告李政委。你们要负责任。”这关键的三个情况都有如实记载。我当时阅读这个文件时就意识到自己前后说法不一致，但我没有做任何修改，因为事实经过就是如此。直到此时，我并没有意识到“四人联合指示”与“一人指示”之间，竟存在着天上地下一般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