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多次上书

被关押起来，蹲在又小又低的囚室内，眼前一片天昏地暗。思想像海潮一样，一波接一波，一浪接一浪的翻腾，食不甘味，寝不安席。有生以来，从未遭此痛苦，从未这样烦恼，从未这样坐卧不安。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问水水流泪，问山山伤心。怎么办？究竟怎么办？

“自古英雄多磨难，能伸能屈大丈夫”。对！越是艰难越要以英雄为榜样，在磨难中作个大丈夫。既不能坐而待毙，也不能卧而待死，更不能跪下求饶。要站立起来奋斗，要活得光明磊落，要死的清楚明白。因此决心首先清理自己的思想，其次是与林彪“划清界线”，再次是看书学习，提高政治理论水平。

为了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我向毛主席、党中央写的报告不少。现在根据我保存的不完全材料和回忆记录如下：

第一次上书。

于1971年9月26日，向毛主席、中共中央呈送。

主要内容是，拥护中共中央为查清问题,对我进行隔离审查。我相信经过审查之后，党会做出正确的结论。我相信自己是经得起审查的。

由于我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时，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在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错误，在这种情况下，党对我怀疑和审查是应该的。为了党的利益，为了革命的利益，为了人民的利益，我应该接受党的审查，并协助党把我的问题弄清楚。

关于林彪潜逃事件，我完全可以向党中央、毛主席保证，我与之没有任何联系，也没有任何察觉，如果党审查后，发现我参与了这个反革命阴谋活动，或任何知情不报，我愿意接受党纪国法最严厉的制裁。

1、1971年8月上半月我在青岛，下半月接待朝鲜军事代表团，并两次陪同其外出访问。在武汉访问时，刘丰告诉我一些毛主席接见河南、湖北、湖南负责同志时的重要讲话精神。9月7日在北京，我把所知道的毛主席讲话精神告诉了黄永胜，并特别指出我讲的不一定完整准确，请不要告诉叶群，也不要告诉吴法宪。当时吴法宪看到我同黄永胜谈什么，他也想了解其内容，我一句也没有告诉他。在出发去朝鲜使馆赴宴时，邱会作坐到我的车上打听消息，我把毛主席讲话精神告诉了他。以后我在海军党委常委会议上也传达了“三要三不要”的原则：要团结，不要分裂；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2、庐山会议以后，我对林彪在思想上保持一定距离，在今年除了4月初遵照毛主席指示，同周总理和军委办事组其他成员一起，到北戴河见到林彪之外，我个人没有去见过他，他也没有找过我。至于同叶群有过几次电话接触，但没有谈什么重要政治问题。

3、林彪叛国事件的发生，主要是由于其坚持错误路线的结果，特别是强调设国家主席，并由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究竟是善意或其他原因，我不敢断定。自毛主席提出不担任国家主席后，我从未强调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因为我估计刚把国家主席刘少奇打倒了，自己担任国家主席，似乎名誉上要受到损失。这一点难道林彪不知道？我心想可能是由于九大政治报告初稿中强调恢复生产和加强备战，被毛主席否定了，引起陈伯达、林彪不满而采取了为难、烧烤毛主席的做法。无奈多次建议毛主席不接受，并批评林彪是抢班夺权，突然袭击。最后林彪只能叛国潜逃，自取灭亡！

第二次上书。

于1971年9月29日，向毛主席、中共中央呈送。

主要内容是根据周总理指示，检查海军部队层层站队问题，摘要如下：

在1966年夏天，海军召开三届三次党委扩大会议，议题是批判罗瑞卿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但在会议进行过程中，把批判罗瑞卿的会议内容变成批斗李、王、张。此时海军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起来了，由于受党委扩大会议的影响，群众造反的矛头，是对着李、王、张。林彪知道后，有针对性的给予李、王、张以高度评价，李、王、张成为海军左派的代表。

1967年1月，军委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把苏振华交群众批斗，苏振华成为海军右派的代表。由于开展文革以来，各级领导班子和群众组织中，都有拥护李、王、张的，也有支持苏振华的，因此出现凡支持李、王、张的就是正确的，就是革命左派。凡是保苏振华的，就是错误的，就是保皇派的现象。按照这个公式往下套，各级都有革命左派和保皇派，各级都有两条路线斗争，这就是层层站队的问题。以人划线，互相对立，互相争吵，影响部队团结。我作为海军主要领导，负有重大责任。

经过毛主席、党中央的批评，我们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我们在71年6月的海军四届四次会议上，着重检讨和解决这个问题，我在会议上做了检查，海军党委做了决议，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指示，彻底解决海军层层站队问题，搞好海军部队团结。

第三次上书。

于1971年10月19日，呈送毛主席、中共中央。

主要是对林彪叛国叛党的初步看法，摘要如下：

1、林彪是一个什么样的货色？

林彪是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叛徒，是社会主义时期人民公敌，是修正主义分子。

2、林彪是怎样堕落到反党、反毛主席，野心抢班夺权的反革命罪恶道路？

林彪在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民主革命运动中，其主流是进步的、革命的，为党为国是做了有益的工作，是有重大的贡献的。特别是打仗有战功，军事工作有军功。但在社会主义革命不断深入的斗争中，就逐渐动摇了，不再继续革命了，资产阶级思想、个人主义逐渐膨胀起来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确定他是毛主席的接班人，这样他就开始有了野心，不是兢兢业业为革命事业接班，而是为了个人主义抢班夺权。

3、林彪为什么叛国外逃投奔苏修？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修正主义分子一定要跑到修正主义那里去同流合污。林彪对苏联有好感，是列宁故乡并且是两个超级大国之一，有强大的军事政治力量。

4、不能低估林彪在军内外、党内外、国内外的影响和欺骗作用，但也不能过高估计。

他的影响和欺骗作用，不仅超过高、饶，超过彭、黄，甚至可能超过刘、邓。他不仅在四野部队中有较大影响，自他主持军委工作后，在全军中的影响也是不小的。但是林彪的叛党叛国行动，自己替自己作了政治崩溃、政治死亡的结论，自我爆炸，自我毁灭，自己埋葬了自己，一切欺骗的影响不攻自破。……

第四次上书。

于1972年1月26日，呈送毛主席、中共中央。

主要内容是：我所犯错误现在已经认识到有三条：１、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犯了政治方向路线错误，及组织上宗派主义错误。２、对林彪有迷信崇拜，错误地进行过歌功颂德的吹捧，起了自欺欺人的作用。３、在文化大革命实际工作中，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点错误，例如海军层层站队问题，及推行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

但对下列几个重大问题，向毛主席党中央表明我的看法：

１，九届二中全会上，我支持了林彪的错误路线，但我不知道、也没有参加其叛国的罪恶活动。因此他堕落分裂，应同张国焘一样，由他自己负责及参与其阴谋活动的人负责。

２，关于空军“小舰队”阴谋暴乱的反革命分子，口供中涉及对我的诬陷问题（如参加南逃，另立中央之类的诬陷），他们的阴谋是徒劳的，我根本不知道。

３，1971年4月，中央批陈整风会议上所做的“路线错误和宗派主义错误”的结论问题，我对那个结论已表示拥护。但是可能因林彪叛国事件发生而有所改变，我看可能升级，但不能无限上纲，强加罪名。

４，关于我的缺点错误，我认为构不成敌我矛盾，有的是思想认识错误，有的是执行中央政策的错误。

第五次上书。

1973年9月6日，呈送毛主席、党中央。

主要内容是拥护党的“十大”精神，并请求保留我的党籍，给我改正错误的机会。“十大”文件中指出的党内十次路线斗争，及一个倾向掩盖另一个倾向等问题，我表示同意。

第六次上书。

1975年1月25日，呈送毛主席、党中央。

主要内容是庆祝四届人大胜利闭幕。完全拥护宪法，拥护政府工作报告。我特别强调了两点：

第一、关于不设国家主席问题，这是全党、全国同林彪斗争中的重大原则问题，不知为什么在修改宪法报告中，没有详加阐述。不设国家主席究竟有什么优越性？设国家主席究竟有什么坏处？我至今认识仍是模糊的。

第二、关于两个超级大国争夺重点问题，我同意争夺重点是在欧洲的看法。但我们要有随时应付突然袭击的准备。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是英明的。

第七次上书。

于1976年10月25日，呈送华主席、党中央。

主要内容是拥护华主席，拥护粉碎“四人帮”。党中央对“四人帮”反党集团，采取英明果断、高屋建瓴的措施，粉碎了他们阴谋篡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野心，消除了党内一个大隐患，拔除了党内一颗定时炸弹，确实是振奋人心的。

“四人帮”反党集团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利用他们的权力，称王称霸，为所欲为，不知干了多少坏事。他们是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进行武斗的罪魁祸首，是乱党乱政乱军的罪魁祸首，是破坏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罪魁祸首。

……

我先后多次向毛泽东、党中央呈送报告。但毛泽东、党中央是否看到了？究竟有什么表示，我半点也不知道，好像泥牛入海，连响声也未听到，浪花也未看到。当前我最苦闷的是不知为什么审查这样久，仍无结果。

第四次上书之后，我开始作最坏的准备，抛弃一切幻想，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迎接天翻地覆，迎接折磨到死，迎接杀头枪毙，不死在国民党、日本帝国主义的刀枪下，死在共产党的刀枪之下，是非功过让后人评说吧。

今天看来，当时的想法太简单、太天真了！处于对毛泽东的无限信任和对自己无敌我问题过错的自信，最初抱有幻想，幻想与林彪“划清界线”，给林彪扣上几顶“帽子”（这几顶“帽子”是从报纸上批判林彪的文章中抄下来的），给自己也扣上几顶“帽子”，就可以尽快解决我的问题。

在七次上书中，前四次是在我被隔离审查开始的半年内写的，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与条件下，我写的内容观点，不能没有错误，违心的话不少，不敢说的话也不少，特别对林彪的“批判”，违心的话更不少。在那种高压形势下，不能不这样做。“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但我在今天所写的回忆录中，没有删改，基本上保持历史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