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请求澄清我的三个冤案

1980年6月26日，在公安预审的高压下，我在监狱中向党中央写了一份报告，揭露公安预审大搞“逼、供、信”的恶劣行经，再次向党中央表明我的态度。

这份给党中央的报告，实际上也是我的“遗书”。因为当时我决心以死抗争到底，绝不低头。我就是被折磨死了也要喊冤！

《请求澄清我的三个冤案》

党中央：

关于我1980年初所写四十八页交代检讨报告，受到自称中央代表主观唯心主义，颠倒是非，强加于人，以假乱真的结论问题；关于我1976年秋，揭发康生是“四人帮”一伙，而被打入秦城监狱问题；关于我1967年违背军委文革决定和海军党委决定，先公开后秘密保护苏振华而遭到诬陷的问题。以上三个问题，我已多次向提审人员请求澄清，但至今未见一个字的答复。

对于四十八页材料问题和苏振华问题，我向提审人员讲的比较清楚，有记录在案，应该随时可查。对于康生问题，虽然基本情况提到了，但我的思想观点没有全部讲出来，因此有必要补充如下两个问题：

一、我揭发康生是“四人帮”一伙，是揭发对了，还是揭发错了？是揭发有功，还是揭发有罪？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经过三年多的实践，尤其经过中央对康生的揭发批判，举国上下人人都很容易回答这个问题，结论是揭发康生是“四人帮”一伙是没有罪的。改变毛泽东的“隔离审查”决定，把我投入监狱是不正确的。

二、我揭发康生是“四人帮”一伙之后，为什么把我打入十八层地狱？党的政策是立功赎罪，为什么对我是立功加罪？

我揭发康生是“四人帮”一伙，算不算立了功？我的回答是肯定的。至少不是犯了过。为什么？我的理由有两条；

一是有“先见之明”。我是1976年秋打倒“四人帮”之后，大约是10月底就向当时看管我的负责人揭发康生是“四人帮”一伙的。《人民日报》批判“顾问”，批判“理论权威”，大约是在1978年冬。我的揭发比《人民日报》提早两年以上。当我揭发康生是“四人帮”一伙时，《人民日报》还大登特登康生的照片，拼命宣传康生。大约是1977年2月某日《人民日报》还刊载一篇短文，为康生在“九大”时要在中央常委名单中增加江青进行诡辩。

实际情况是“九大”时，康生向毛主席提出：中央常委中增加江青。毛主席听了这个意见很生气，手拍沙发说；“我不能同她在一起工作，我受了她半辈子的气。”把康生顶了回去。所以《人民日报》的那种诡辩，只能欺骗那些不了解情况的人。古人曰：千智可能有一失，千愚可能有一得。我是千愚之人，但在某一件事情上，也可能是对的。对康生的揭发即是“千愚一得”。

二是有胆量，有勇气。康生生前是党中央副主席，死后中央对他的悼词又评价非常高。据我看，某些地方超过对周总理悼词的评价。什么“坚定的反修战士”等等，在周总理的悼词中都没有这样的提法。因此康生在当时也是一个庞然大物。他虽然死了，但他在党内的影响还存在，他还有一伙忠实的追随者。没有胆量，没有勇气，是不敢惹这个庞然大物的。

陈毅在文革初期讲了一句“延安抢救运动扩大化”，康生恨之入骨，骂陈毅是反对延安整风运动。直到九届二中全会（庐山会议）时，康生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还骂陈毅是一个老反革命。其原话是：“陈毅这个老反革命嗅觉真灵，这次又跳出来了”。当时所有政治局委员都在场。

所以我揭发康生并不是没有考虑后果的。但我有胆量，有勇气揭发，主要是相信两条；

1、我相信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既然把“四人帮”打倒了，就一定要把“四人帮”的后台、靠山、谋士推倒。盖棺不能定论，因为他的丑恶影响流毒存在。不推倒就很难肃清流毒，就很难平民愤。

2、我相信彻底的唯物主义是无所畏惧的观点。我认为我手里有真理，我掌握了一部分康生与“四人帮”，特别是与江青的确实材料。

康生介绍江青与毛主席结婚时，我正在延安，当时我听到的流言蜚语不少。抢救运动时，我虽不在延安，但我也听到许多不满情绪的谈论。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所看到、听到的就更多了。特别是在“九大”中的两次恶劣表演，遭到毛主席的痛斥，给我的印象尤深。一次是大会选举中委时，江青少了六票，康生主张追查，看谁不投江青的票，遭到毛主席的痛斥：“那还追查得，违反党章！要犯政治原则错误。”一次是要提江青为中央常委，又遭到毛主席的痛斥。

文革初期，我误认为江青的所作所为，可能代表毛主席。直到十二中全会时，我才真相大白，她的靠山是康生。

是不是对我立功加了罪？我的回答也是肯定的。

主要表现是两个：第一我揭发康生是“四人帮”一伙后不久，就把我从原隔离审查所在的卫戍区部队，投入秦城监狱，打入十八层地狱。第二把我所有的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等书籍、手稿以及治病的药品、器具全部抄走没收。有人会说，关押在卫戍区部队和关押在秦城监狱性质是相同的。对，性质是相同的，但程度是不同的。我关押在卫戍区部队时，我可以自由阅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我可以自由看历史书籍，包括中国历史、世界历史和古代历史；我可以自由看近代和古典文学作品，包括红楼、三国、唐诗、宋词；我可以看报和参考消息；我可以自由写字，“文房四宝”俱全，愿意写什么就写什么，愿写多少就写多少；我可以在院内种菜栽花，既可劳动消遣解闷，又可获得劳动果实，改善生活。至于我的饮食情况和治疗情况，那比秦城监狱更是好得多了。

提到秦城监狱，除了重门铁窗，六面碰壁外，其他就微不足道了。据说对我的生活还有点特殊照顾（我不觉得有什么特殊照顾，体重降了二十多斤）。

总之，三年多时间，我的身体垮得特别快，最后住了半年医院，目前情况稍有好转。

除了上述三个冤案请求澄清之外，我还有其他不少问题请求澄清。第二批需要澄清的问题也是三个。这是人命关天的问题，并且在《人民日报》见了报的。虽然没有对我指名道姓，但一提林彪死党，林彪在海军的死党，人人都知道是我的代号。

这三个问题是；（1）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跳井自杀是不是我迫害致死的？有什么真凭实据？（2）海军参谋长张学思被关押，死于医院中，是不是我迫害致死的？有什么真凭实据？（3）国家海洋局局长齐勇跳楼而死，是不是我迫害致死的？有什么真凭实据？如果都有确切证据证明是我迫害致死的，我愿意赔命谢罪。否则我保留以后提出不同意见。我要申冤！

除了上述六个问题待澄清之外，我还有其他问题，将继续提出，目前可以暂时搁下。

李作鹏

1980年6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