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罗瑞卿大将的下台

一九六五年秋，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因患肝炎，住在上海养病。萧华患病期间，副总参谋长杨成武经常去上海探望萧华，同时顺便去苏州问候林彪。这样，林彪和杨成武之间的来往接触，就比较多了起来。

不久，军委办公厅主任萧向荣突然被撤职了。萧向荣究竟有什么“错误”和“问题”，是办公厅的工作搞得不好，还是有其它什么原因，我就说不清楚了。后来，是杨成武兼任了军委办公厅主任的职务。这样，林彪和杨成武之间的关系，起来越密切了。

这一阶段，罗瑞卿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外地视察。他经常坐飞机往来于各地，检查各大军区的战备和防御工程，那一年，他先到沿海各地区，从东北一直到海南，然后又去西南、西北，总之对全国的地形，差不多都看遍了。由于经常外出，他对林彪难免有些疏远。于是林彪开始觉得罗瑞卿有些变了，认为他翅膀变硬了，有些大的事情也不请求报告。例如，在未报告林彪的情况下，罗瑞卿组织了全军“大比武”，被认为在“突出政治”的这个问题上，同林彪唱了对台戏，这就逐渐引起了林彪的不满。当时林彪还在苏州，据说罗瑞卿曾经几次想到苏州去汇报工作，但是每一次打电话都被林彪拒绝，说：“你工作忙，让杨成武来就可以了。”到这时，罗瑞卿已经发现林彪在有意冷淡他，可又不好表示什么，只好让杨成武到林彪那里来来往往，靠杨成武通报一些消息。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罗瑞卿离开上海时，到正在上海的毛泽东那里，对毛泽东说，他要到苏州去看看林彪。由于毛泽东对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非常欣赏，始终不忘，就说：“去看看好，要林彪好好休养，要养得和‘七千人大会’时一样，能够作三、四个小时的报告。”没想到，罗瑞卿到了苏州，来到林彪的住所门口要求见林彪，但叶群借口林彪身体不好，没有让罗瑞卿进去，让罗瑞卿碰了一鼻子灰。

这个时候，叶群还在太仓搞“四清”。十一月末的一天上午，叶群从苏州用保密电话找我，要我马上派一架飞机到苏州去。她还特别告诉我，她要去杭州毛泽东那里，并再三嘱咐我不要向任何人讲，要绝对保密。我告诉叶群，上海空军有一架小型的里—2型飞机，为了保密，可以不通过北京，我直接命令上海空军用这架飞机送她到杭州去。放下电话，我便向上海空军下达了命令，要他们当天用这架飞机送叶群到杭州。晚上，这架飞机又载着叶群，从杭州返回了苏州。

回到苏州后，叶群用保密电话告诉我，她下午见到了毛泽东，她把林彪对罗瑞卿的一些意见，全部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汇报完，她还把一些单位反映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的材料，呈送给了毛泽东。汇报完时，天已经黑了。毛泽东要她当晚就返回苏州，并告知林彪，说他要考虑一下怎么处理，要林彪在苏州提高警惕，注意安全。

叶群的这些讲话让我当时非常吃惊，我完全没有想到林彪同罗瑞卿之间的关系，已经坏到了这种地步！我想不出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可在电话上也不好问。

十二月二日，毛泽东在一份报告上批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衷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在毛泽东作出这个批示几天之后，十二月七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通知我：“毛主席决定，从八号开始，在上海召开一个小型会议，要你去上海参加会议，并准备飞机，把北京的一些主要领导人送到上海去参加会议。”至于会议的内容，叶剑英始终没有对我透露。此时，毛泽东已经先期到达了上海。

按照叶剑英副主席的指示，我安排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各乘一架飞机飞往上海，我同参加会议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的主要负责人，以及国务院的一些主要负责人，分乘四架飞机飞往上海。

到了上海，我刚刚在锦江饭店住下，杨成武和萧华就来告诉我，说林彪要找我谈话。紧接着，我就接到了叶群的电话，要我立即到她那里去。我很快到了叶群那里。叶群告诉我，毛泽东决定召开这次上海会议，主要就是要解决罗瑞卿的问题，因为上次她去杭州向毛泽东汇报罗瑞卿的事情时，对如何处理罗瑞卿，林彪没有提什么意见。这些天来，毛泽东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最后决定在上海开会，背靠背地批判罗瑞卿。

听到这个决定，我十分震动，想不到庐山会议才几年的功夫，林彪和罗瑞卿的关系竟然发展到了这个地步！想到这里，我不禁问叶群：“罗瑞卿究竟有什么问题？”

叶群说：“你不了解情况，我告诉你一点材料，你好在会议上揭发和批判。第一、罗长子反对林总突出政治的观点，说什么既要突出政治，也要突出军事，政治、军事都重要，搞折衷主义。第二、长期以来不向林彪报告工作，对一些重大的问题不商量、不通气。有的事情林总根本就不知道。例如在北京十三陵搞的那次大比武，林总当时在外地，罗瑞卿就没有报告他。这种作法林总是根本不同意的。第三、逼林总交权让贤。有一次，罗长子到林总这里来汇报工作，林总身体不大好，没听完就让他走了。他在走廊里大吵大嚷，说什么‘病号嘛，还管什么事？病号就应该让贤，不要挡路’。把林总气得差一点晕过去。第四、罗瑞卿曾经对刘亚楼讲了四条意见，包括要林总退居‘二线’，或者只搞中央工作，至于军委的工作，放手让罗瑞卿去管等等。还有，林总让我去参加‘四清’，好得到第一手材料来向林总汇报，但是罗长子就是反对，还说‘你何必去搞什么’‘四清’，主要是保护好林总的身体就行了’。”

说完这些，叶群就要我在会议上发言，说就讲这些材料就行了。她还说：“现在知道这些材料的只有杨成武、萧华、雷英夫和你，别人都还不知道。你们几个人要在会议上带头发言，把这些材料捅出去。”

我当时并没有见到林彪，这些都是叶群向我布置的。由于我知道这个会议是毛泽东决定而且亲自来上海坐镇主持召开的，是一个相当高级别的会议，加上要我发言又是林彪的意思，所以我向叶群表示愿意发言。话是这样说了，可从内心来说，我并不愿意作这样的发言。罗瑞卿一向对我很好，我对他还是很有感情的，何况我确实也不知道他有什么错误，一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所以我一时也拿不定主意。

这个会议是十分保密的，与会的除了从北京赶到上海的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及解放军各总部和各军、兵种的负责人以外，只有华东局第一书记陈丕显，总共不到一百人。我们全都住在锦江饭店，我住在八楼，同杨成武、萧华他们住在一层。

十二月十八日上午九点，会议正式开始。整个会议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主持，周恩来协助。会议先是分组，把与会人员分为三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各负责一组。我被编在第三组，是邓小平负责的那个组。毛泽东和林彪既没有参加编组，也没有在会议上露面，但每天的会议开完以后，由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会议，听取汇报和作出决定。

会议开始的第一天，我们第三组的人都不知道罗瑞卿究竟有什么问题，一开始会上没人发言。主持会议的邓小平就说：“有人说，吴法宪知道点情况，是不是你先讲一讲。”

邓小平这一点名，我只好硬着头皮，把叶群告诉我的情况在会议上说了一遍，主要讲罗瑞卿是折衷主义。由于讲这些话本来就不是我的意思，我说话声音比较小，邓小平就让我过去和他坐在一起。我很快说完后，邓小平问：“没有啦，就是这些？”我说我就是知道这些，别的确实不知道，讲不出多少。于是，会议就冷场了。后来在邓小平的一再启发下，大家这个讲几句，那个讲几句，但都讲不出什么名堂来。时间刚到十一点，邓小平就宣布散会了。

与我们第三组相比，叶群、萧华、杨成武他们所在的那一组，开得就比我们热闹多了。小组会议开始后，叶群在会议上连续发言了几个小时，指责罗瑞卿有野心。叶群说，一九六四年以后，罗瑞卿就开始逼林彪让贤，叫嚷“病号不要挡道，要让贤”。

叶群在发言中还抛出了一个材料，说罗瑞卿曾经要刘亚楼转告叶群四条意见：第一、林总早晚都是要出中央政治舞台的，现在不出，将来也要出；第二、要保护好林总的身体；第三、林总不要再干涉军队的工作了；第四、要放手让罗瑞卿工作，军委的事情交罗瑞卿办就可以了。叶群说，她听了刘亚楼转达的四条意见以后，当时就对刘亚楼说：“林彪的荣誉已经很高了，无意再进。”回家以后她对林彪说起这件事情，林彪说：“罗瑞卿是个野心家。”

叶群在小组会议上的发言，当晚就由主持第二小组会议的周恩来向中央常委会作了汇报。当天晚上，周恩来就找我谈话。我刚到周恩来住房的门口，正好碰到雷英夫从里面出来。我一进去，周恩来就问我：“罗瑞卿是怎么反对林彪的？”我很惊讶，反问他“你也不知道吗？”他说他也不了解情况。于是，我就把叶群告诉我的事情又说了一遍。说完后，我还补充说：“听说海军有一些材料。”

第二天上午，刘少奇又找我谈话，我又照样把叶群告诉我的话说了一遍。到了中午，刘少奇请我一起吃饭，我乘机在吃饭时把在太仓搞“四清”的一些情况，向他当面作了汇报。刘少奇听了很高兴，当即作了一些指示。我马上将刘少奇关于军队“四清”工作的指示进行了整理，并报告了总政治部。以后，总政治部又将这个材料发给了全军。

这个时候，我对这次会议产生了一些疑问：像这样一个会议，连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都不知道什么情况，这是怎么搞的呢？但当时我是坚信毛主席的，既然毛主席都亲自到上海主持这件事，我也就不多想了。

如果这种情况出在我们下面的党委，肯定是不正常的。但我当时连一个中央委员都不是，对中央的情况不太了解，所以只好相信毛主席的决定是正确的。尽管这样，我还是感到，在这样一个高级别的会议上，让我来带头发言，与我的身份是不相符的。基于这个考虑，一直到会议结束，我都没有再发言。

会议的第三天晚上，周恩来突然来找我交代任务，要我派一架飞机，配备最好最可靠的机组，到昆明把罗瑞卿接到上海来。他特别交待，要我亲自掌握好这架飞机，作好应变措施，飞机只准往东飞，不准往西飞。我明白他这话的意思，就是要防止罗瑞卿跑到缅甸或印度去。

周恩来还告诉我，这架飞机到上海以后，只要三个人去接：一个是陈丕显，代表东道主；一个是谢富治，当时的公安部长；一个是我，是管飞机的。除了我们三个，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去。他一再强调，罗瑞卿到上海的事情，要严格保密，不要告诉任何人。

听完周恩来的指示，我当即报告他，准备派空军运输十三师的副师长时念堂去驾驶这架飞机。等他同意后，我又告诉他，罗瑞卿曾经从昆明打电话到北京找我讲话。周恩来马上问我：“接电话了吗？”我说：“没有接，我已经离开了北京，是留在家里的秘书打电话告诉我的。”周恩来听了后强调：“不要紧，就说你不在家。”

我刚刚想离开周恩来的房间，秘书就进来告诉我，说是彭真从北京来电话找我。我刚想去接电话，周恩来立即阻止我说：“不要接，就说找不到你。他可能是来了解会议情况的。”

我当时感到很奇怪，心里想，彭真同志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为什么不告诉他会议的情况？难道彭真也有了问题？但是我绝对不敢问，只能带着这样的疑问离开周恩来的房间。

十二月二十一日下午两点，接罗瑞卿的飞机回到上海。按照周恩来的规定，我和陈丕显、谢富治一起到虹桥机场去接罗瑞卿。飞机降落以后，我看到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和罗瑞卿一起走下机舱。罗瑞卿的脸色很难看，显得很紧张，似乎意识到了什么。他同我们握手以后，就同陈丕显坐一辆车向市区驶去。陈丕显把罗瑞卿带到锦江饭店里的一个小院。周恩来、邓小平等在那里准备同罗瑞卿谈话。我没有资格参加这次谈话，我就离开了。罗瑞卿来到上海以后，一直没有见到他参加会议，我也没有向任何人透露罗瑞卿已经到了上海。

会议进行到第四天，也就是罗瑞卿到达上海的那一天，大家继续揭发、批判罗瑞卿的折衷主义。这时候，发言的人比较多了起来。第五天，大家就讲得差不多了，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可以讲的了，于是小组会宣布休息。同时，也宣布了纪律：不准上街，不准会见朋友。

第六天下午，在锦江饭店顶楼餐厅开大会，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到会，只有毛泽东和林彪没有露面。大会由周恩来主持，邓小平做总结发言。记得邓小平一共讲了五点：一、这次会议初步揭发了罗瑞卿的一些问题，会议暂时告一段落；二、罗瑞卿的主要问题是没有坚决执行林彪同志关于突出政治的指示，犯了折衷主义的错误；三、会议上揭发批判罗瑞卿的一些问题，将转达到本人，给他一点时间来认识错误；四、对罗瑞卿的问题，不能扩散，只限到会人员知道；五、会后怎么办，回京以后由中央研究解决。

邓小平一共讲了半个小时。他讲完话，其他人全都没有再讲什么话，就散会了。这个会议开得很沉闷。

回北京的时候，周恩来、邓小平、罗瑞卿同坐一架飞机。按照惯例，我还是赶在他们前面回到北京，然后候在机场接他们。在他们下飞机后同我一一握手时，我看到周恩来和邓小平的情绪都还好，只有罗瑞卿一声不响，心情沉重。这是我最后一次当面见到罗瑞卿。

上海会议刚结束，毛泽东就又召集中央军委常委开会。他在与林彪、叶剑英、贺龙、聂荣臻、徐向前等老帅一起研究后决定：撤销罗瑞卿的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职务，由叶剑英副主席兼任军委秘书长，杨成武代理总参谋长。从此罗瑞卿就算靠边站了。罗瑞卿下台以后，由林彪、叶剑英、杨成武、萧华形成了军委新的领导核心，并由叶剑英及杨成武、萧华三人主持着军委全盘的日常工作。

随着罗瑞卿的下台，杨成武的地位越来越高，并且在林彪那里成了红人。杨成武在上海时就曾经同我通气，说毛泽东在上海同军委几位老帅一起商量过，准备安排十几个副总参谋长，这里面包括所有的大军区司令员以及我和海军的李作鹏。但这个安排，以后并没有全部实现。

上海会议结束以后，一直都没有听到有关罗瑞卿的消息。一九六六年三月初，我突然接到通知，要我到中南海怀仁堂去参加会议。这是一个由邓小平总书记代表中央政治局召集的一个小型会议，到会的仅三十人，很显然，这个会议是毛泽东决定召开的。

会上，邓小平总书记跟大家说：“关于罗瑞卿的问题，上海会议已经揭开了盖子，现在毛主席决定，继续在北京开会，仍然是小型会议，以军委为主，吸收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和军委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以及中央机关各部门和国务院的有关负责人参加，人数不超过一百人。军队方面，由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叶剑英和杨成武、萧华组成领导小组，负责主持会议，领导这次同罗瑞卿进行的面对面的斗争。开会的地点在京西宾馆，以便保密。”

三月四日，批斗罗瑞卿的会议在京西宾馆正式开始。这次会议，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等中央常委都没有参加。林彪当时仍然住在苏州养病，没有回北京。空军参加会议的是我和余立金两个人。罗瑞卿这次参加了会议，但他到会时，大家对他形同陌生人，没有一个人上前同他打招呼。他每次来参加会议，都只是孤独的一个人，拿着钢笔和笔记本在会场的桌前，根据大家的意见作记录。这个时候，罗瑞卿实际上已经被隔离起来了，每天的事情就是到会听取大家的意见和批评。

会议的第一天，叶剑英首先说明了会议的目的和要求，要求罗瑞卿主动交代问题和深刻检讨，并要求其他与会者“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还规定要对会议的内容保密，任何人都不准外传。彭真在这一天到了会，以表示对会议的支持。

在第一天的发言中，以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大将的发言对罗瑞卿的震动最大。在发言中，许光达对罗瑞卿在延安的一些言行进行了揭发。看得出来，罗瑞卿对此很吃惊，也很生气，但是却敢怒不敢言。

会议期间，叶群经常同叶剑英、杨成武、萧华保持联系，有时也给我打电话，了解会议上的发言情况。会议的第二天，叶群从苏州给我打来电话，问我发言了没有。我告诉她没有。她便叫我赶快发言，同时在电话里再一次向我重复了上海会议时所讲的“四条”内容。她还告诉我，这“四条”是罗瑞卿要刘亚楼转告她的，一九六三年后刘亚楼几次想谈都没有说出口，一直到上海养病期间刘亚楼自知不久于人世，这才把这“四条”意见转告了她。她说，当她再次去刘亚楼那里核实这“四条”内容时，有刘亚楼的妻子翟云英在场。因此，她要我立即去找翟云英了解情况，还要我带上秘书，准备在一旁作谈话记录，以便作为旁证。她还叮嘱我，谈完话，一定要翟云英在记录上面签字，然后把这个材料立即送到苏州林彪那里。

我带着秘书找到了翟云英。没想到翟云英说，她在上海没有听见刘亚楼说到有关“四条”的事情。但后来她又说，当刘亚楼和叶群谈话的时候，她曾经看到刘亚楼伸出过四个手指。这次谈话我叫秘书作了记录，经翟云英签字以后送到了苏州。

会议开了一个星期，我仍然没有发言。叶群就又从苏州打电话来责问我，为什么还不把“四条”重新捅出去，以证实在上海会议的发言。我对她说，这个材料我没有听刘亚楼讲过，翟云英又不能完全证明，只是说看到刘亚楼伸出了四个手指。叶群听我这样说就急了，对我说：“刘亚楼是空军的人，你不讲谁讲？只有你最合适。你要赶紧发言，还要告诉余立金也要发言。我向毛主席汇报的时候和在上海会议上，都已经讲了这‘四条’，你还怕什么？”

说实在的，我当时确实有些犹豫。从一九五O年我到北京以来，罗瑞卿真的对我一直不错，我们俩的关系很好，现在他挨批斗了，却要我来冲锋陷阵，提这个“四条”，我实在是下不了这个决心。于是，我把这些思想向杨成武作了汇报。杨成武责怪我说：“你不讲，怎么向林总交代？”

即便这样，我当天还是没有发言。结果第二天叶群又来了电话，对我说：“我已经问了杨成武，你在会议上还没有发言。林总说，一定要吴胖子在会上讲这‘四条’，现在讲已经迟了，再不讲你就被动了。林总说要你好好考虑考虑，究竟是跟林总还是跟罗长子？林总让我告诉你，罗长子向党伸手，要夺取军权，毛主席亲自主持和掌握这次会议，来解决罗瑞卿的问题。你要好好想一想，你把罗长子在空军讲的几句话，到处张贴印发，把他抬得那么高，为什么？林总讲了，你同罗长子的关系是很密切的，你一定要彻底揭发罗长子，同他划清界限。

我听了叶群这些话，好大一会儿说不出话来。她这些话的意思很明白，如果我不照她的话去说，就要把我划进罗瑞卿的圈子里去了。想清楚了后，我忙表态说：“我当然是跟林总的，怎么会跟罗长子呢？”叶群说：“那好，明天上午你就在会议上发言。刘亚楼说的事情你讲最合适，你和余立金都要在会议上讲这几条。我已经告诉杨成武，你们讲了以后他们会跟上来的。另外告诉你，梁必业已经陷入罗瑞卿的圈子里去了，你要注意。”

叶群当时打的是林彪的旗号，他们又远在苏州，我无法也不敢去林彪那里辨别真伪。“一定要在会议上发言”的这个指示，是确实来自林彪，还是叶群假传圣旨，我真的闹不清楚，而且至今也不清楚。

就这样，经过一夜的准备，我和余立金都于三月十二日在会上发了言。我们发言之后的几天里，大家纷纷发言批判这“四条”，几乎是一面倒地批判罗瑞卿的“野心”。这一来，就使罗瑞卿的问题更加严重了。

三月十八日上午，罗瑞卿在家中跳楼了。他从二楼上跳下来，并没有摔死，但是摔伤了一条腿，被送到北京医院救治。在跳楼之前，他曾经写了一封“绝命书”。这封信的内容在罗瑞卿女儿罗点点的《非凡的年代》里有记录：

治平：

会议的事情，没有告诉你，为了纪律。

永别了，要叫孩子们永远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

我们党永远是光荣的、正确的、伟大的。你要继续改造自己，永远革命。

罗瑞卿跳楼以后，这封信交给了汪东兴。三月十九日，叶剑英在会议上宣布了罗瑞卿跳楼自杀的事情，并给大家念了罗瑞卿的“绝命书”。叶剑英为此还写了一首诗，我只记得其中一句是“将军一跳身名裂”。

听到罗瑞卿跳楼的消息，我心里十分内疚，但已经无法再挽回了。

罗瑞卿跳楼以后，会议就又转入背靠背地批判。到了三月底的一次大会上，彭真、叶剑英、杨成武、萧华先后讲了话，然后叶剑英宣布会议结束，罗瑞卿的问题就暂时告一段落。

罗瑞卿治疗以后被关在什么地方，我就不知道了。我只是听说，罗瑞卿的家属一直住在原来的房子里，后来李德生调北京任总政治部主任时，由于没有房子住，经周恩来批准，有关部门才要罗瑞卿的家属搬走，把房子让给了李德生。

罗瑞卿是党内高级干部中在“文革”前后被打倒的第一人。单就这件事而言，罗瑞卿的下台，提出问题的是林彪，但下决心的却是毛泽东。批示罗瑞卿是折衷主义的是毛泽东，决定召开上海会议并亲自坐镇的是毛泽东，要邓小平在北京召集会议继续批判罗瑞卿的是毛泽东，决定撤销罗瑞卿的军职，并分别由叶剑英、杨成武继任的，也是毛泽东。至于毛泽东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不知道。

我出狱之后，看到一些报纸和书刊登载过不少有关罗瑞卿事件的文章，有一些是涉及到我的，其中有实事求是的部分，我完全承担责任。在罗瑞卿的问题上，我始终都感到十分内疚，当初审理我问题的时候，我也作了如实的交代。但是，有许多文章的作者，严重违背历史事实，别有用心地歪曲和捏造事实，更有一些人对我进行恶意的人身侮辱和攻击。对这些不实之词和恶意的人身攻击，我表示抗议。我想历史事实总是会被澄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