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九大

八届十二中全会以后，我们立即紧张地投入了“九大”的准备工作。首先是准备“九大”的政治报告。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曾亲自指定由林彪在“九大”上作政治报告。会后，林彪便考虑组织他自己办公室的秘书构思报告的初稿。后来毛泽东又认为，这个报告非常重要，要在这个报告里很好地总结出“文化大革命”各方面的经验。所以，他又指定陈伯达来协助报告的起草工作。对此，林彪很高兴。

当陈伯达去请示林彪时，林彪提出了自己看法和意见。根据林彪的这个意见，陈伯达拉了一个提纲，并将政治报告的标题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不久，陈伯达写出了报告的第一部分。在这部分里，陈伯达强调了“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和意义，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提高全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文化生活水平，把中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当这一部分拿到毛泽东主持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讨论的时候，被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他们说成是“唯生产力论”。毛泽东赞成他们的说法，认为陈伯达的这个稿子过分强调生产，没有突出革命，没有阶级斗争，不能用。

这一下就把林彪和陈伯达原来关于“九大”政治报告的共同构思推翻了。周恩来在会议上不敢表态，而黄永胜和我们几个人多半只是听会，总感到人微言轻，讲话无足轻重，而且没有发言权。反正都是毛泽东说了算。因此，毛泽东就把陈伯达的稿子给推翻了。之后，毛泽东提出，另外由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三人组成起草小组，重新写。

这件事情再加上前面说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林彪关于文化革命是文艺复兴的讲话，反映了林彪对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和作用，理解上有偏差，渐渐的毛主席也考虑到林彪并不是他的思想和路线的理想继承人，实际上坚定地执行他的思想路线的正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只是把我们全都蒙在鼓里了。

大概过了半个月，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三人写的稿子第一部分出来了，题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准备”。在这一部分里，康生等人用了很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的话，来论证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然后，就是回顾“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几十年来粉碎刘少奇等人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出乎我们的意料，毛泽东看了这一部分认为可用，要他们稍加修改后，提交中央常委扩大会议讨论。

在毛主席主持的讨论会上，大家沉默没有人发言。只有陈伯达提了一点意见，陈伯达说：“还是应当搞生产好，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光搞运动，就象伯恩斯坦所说的‘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

陈伯达这个话一出口，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都非常紧张，怒目而视。毛泽东一听，则勃然大怒，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你又何必这样急呢？只有半个月的时间，你就要报复了！帝国主义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在延安时期，你脚踏两只船，原来说愿意给我当秘书，后来又说愿意给张闻天当秘书。一九五O年，你同我到莫斯科，也是脚踏两只船。你没有报告，也没有经过我的批准，就去见苏联领导。是不是看我这条船快要沉了，就赶紧去大抓一把？”

毛泽东一讲这番话，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大为高兴，而陈伯达却大为紧张，连林彪和我们几个人也都感到有些恢溜溜的，不吭一声。周恩来也没有说一句话。是啊，一有不同意见，就上纲上线，就翻历史的老帐，连几十年以前的事情都兜出来了，谁还敢说什么！

看了大家都不发言，毛泽东最后说：“此稿可用，请继续写第二部分。”说完，就散会了。

当天晚上，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就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动员大家批判陈伯达。为此，他们在事前还向我们介绍了一些情况，说陈伯达有历史问题，反对过鲁迅的大众文学，曾在天津被捕自首过，是个叛徒等等。但是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在会议上始终是一言不发，因此对陈伯达也就没有批判起来。

不久，报告其它几个部分也都出来了。这几个部分都经过毛泽东的一一修改，并在他亲自主持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顺利通过。

有了上一次陈伯达挨批的教训，几次讨论谁都没有提什么意见。只有一次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讨论时，江青提出应当写一段中央文革小组的功绩。康生、张春桥、姚文元马上响应，只有陈伯达不赞成，说中央文革小组只是一个办事机构，无功可写，一切都应当归功于毛泽东。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不表态，我们其他人也不吭声。这件事最后反映到了毛泽东那里，毛泽东说：“应当写上一段，搞了一次‘文化大革命’，连中央文革小组都不写一段，于理不通。”

最后，又在政治报告里补写了一段关于中央文革小组的功绩。

后来在这个“九大”政治报告的起草过程中，林彪始终没有参与一点意见。几次讨论，他都是一言未发，送到他那里去稿子，他也是一字未改，甚至连标点符号都没有动过一个。报告正式发表以前，张春桥曾经想请林彪签个字，但被林彪拒绝了。张春桥不得已，只好从《<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里描了一个林彪的签字才算完了事。林彪对于“文革”的态度是越来越消极。

在“九大”即将开始之前，汪东兴突然病倒了，住进了医院。汪东兴与当时是“九大”的筹备组的主要成员，帮助周恩来筹备“九大”，因为毛泽东已将“九大”的具体组织工作，全部委托给了周恩来。汪东兴住院之后，周恩来在一次中央文革碰头会上提出，由于“九大”的准备工作非常繁忙，希望我兼任“九大”秘书处的工作，帮助他处理“九大”的日常组织工作，会议通过了他的提议。

以后，我就参加了“九大”前的组织筹备工作和“九大”期间的会务工作，周恩来是秘书长，我是副秘书长，我完全听周恩来的，他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正式开幕，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共一千五百一十二人。由于当时党的各级组织还没有完全恢复，代表不是通过选举，而是通过酝酿产生的，以至有个别非党员也作为代表参加了会议。这也是十分特殊的情况。

毛泽东主持开幕式并讲了话。他说：“我希望，我们的大会，能够开得好，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然后，大会选举了主席团，选举毛泽东为主席团主席，林彪为副主席，周恩来为秘书长。我也被选为主席团成员，并被任命为大会秘书处副秘书长。大会还通过了会议的三项议程：林彪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选举党的中央委员会。

接着，大会进行第一项议程，由林彪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由于林彪对整个报告有看法，从没有读过一遍，所以读这个报告的时候，有些地方读得不太通畅，这引起了江青、康生的不满，这是后话。

大会从四月二日起开始进行分组讨论政治报告和党章修改草案。

在会议快要进行到大会发言的时候，康生交给我一张名单，要我去布置他们在大会上发言，我请示周恩来。周恩来说：“你就到几个小组去跑一趟吧。”在这几个人中间，第一个就是纪登奎。当时我不认识纪登奎，就通过刘建勋找到了他。事后我才知道，是康生提出要把纪登奎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因此才叫他在大会上发言亮相的。

四月十四日，大会举行全体会议。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黄永胜、王洪文、陈永贵、孙玉国、尉凤英、纪登奎相继在会上发了言。在周恩来和康生的发言里，除颂扬毛泽东以外，也赞扬了林彪，而且评价相当高。当周恩来在讲话中称颂林彪是井冈山会师的“光荣代表”时，林彪突然站起来说：“我没有什么，一切都应当归功于毛主席的英明领导。”

大会发言以后，全体代表一致表决通过了林彪代表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这个章程，不仅肯定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而且高度评价了林彪，说：“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用党章的形式来明确规定接班人，可以说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最后，主持大会的毛泽东讲了话。他在讲话中很高兴地表扬了孙玉国，认为孙玉国三月二日和三月五日两次在珍宝岛指挥反击苏军入侵的战斗打得好。

从四月十五日起，大会进入了第三项议程：酝酿和选举党的中央委员会。这个选举过程，始终充满了斗争。在大会召开之前，关于“九大”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的人选安排，其中中央、国家机关，各省、市、自治区，以及解放军各占多少，已由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黄永胜等几个人反复协商之后确定下来了。军队方面所占的比例比较高。

军队干部占的比例高，是当时的特殊情况造成的。因为“文革”开始以后，全国各地大乱。为了稳定全国的形势，毛泽东明令军队参加“三支两军”，这才使全国的形势逐渐稳定了下来。以后在全国各地成立的各级“三结合”革命委员会中，领导职务基本上由军队负责人兼任。国务院各部门的负责人，也是军队干部居多。这样一来，在中央委员和修补委员的候选人名单中，军队干部也就比较多。

对此，江青、康生他们很有意见。他们主张要多安排一些地方造反派的头头。但是他们的意见没有通过，因为许多造反派头头连共产党员都不是，怎么行呢？所以，他们的意见被否定了。

在选举之前，一次叶群在同我们闲谈时说：“林总讲，现在江青太猖狂了。张春桥、姚文元过去都是榜上无名的小卒，现在的威望都这样高，看来当选中央委员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要使他们的选票少几张，不能让他们得全票，以杀一杀他们的锐气。”

陈伯达接着说：“张春桥在上海不过是个小瘪三。”黄永胜也说：“张春桥看不起我们，一次在机场公开说我们是大老粗，我当场回敬了他一句，说你在晋察冀不过是一个小记者。”在这以后，我们按照叶群传达的意思作了安排和布置，指定军队有的人在选举时不投江青等人的票。

四月二十三日下午，大会举行中央委员会的选举。“九大”代表共有一千五百一十二人，正式选举时仅有两人请假，因此当天有一千五百一十人参加投票。选举结果，毛泽东得了一千五百一十张的全票，林彪得了一千五百零八票，周恩来得了一千五百零九票。据说林彪没有得全票的原因，是他为了显示与毛泽东有一定的距离，与叶群一起投了自己的反对票。不过，我没有问过，也没有听叶群说起过，所以我说不清这是不是事实。

选举结果，江青只得了一千五百零二票，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人也相应少一些票。江青的选票不仅落后于叶群，也落后于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等。这一下，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的脸色都变了，康生的脸色甚至比江青的还要难看。在大家来到江苏厅休息的时候，江青起哄了，大发雷霆，对我们喊道：“你们的选票比我们的多呀！你们军委办事组的人威信高，老娘得票比你们少得多，难道你们对‘文化大革命’的贡献比我还大吗？”对她的挑衅，我们大家默不作声。

康生这个人向来比较鬼，对选举结果发生了怀疑。于是，他和江青就派中组部的郭玉峰来大会秘书处查选票。他要郭玉峰先查主席台上的选票，再查各个大区的选票，要查清楚究竟是哪个代表团少投了他们的票。

郭玉峰不通过周恩来和我，直接找到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说要来查票。王良恩不敢做主，立即报告了我，我又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和我都认为，这种作法是违反党章的。于是周恩来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听了没说话。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了。但在这些问题上，我们都忽略了一个重要的方面，江青在这些问题上是一直和毛主席通气的，毛主席是真正站在江青身后的人。

“九大”一共选举出中央委员一百七十名，候补中央委员一百零九人，一共两百七十九人，其中军队干部约占百分之五十以上。

中央委员会选举以后，并没有按惯例立即召开九届一中全会，而是间隔了几天，主要是“酝酿”中央政治局和常委会的人选。毛泽东便指定周恩来、康生和黄永胜三个人，到各代表团去征求中央政治局和常委会人选的意见。

对于毛泽东的这个安排，陈伯达不满意了。因为他原来是中央常委，可这次毛泽东却没有指名让他去征求意见；而黄永胜不是中央常委，反而参加了三人小组。显而易见，这个时候的陈伯达已经得不到毛泽东的信任了。

江青呢？也不大满意，但是她又不敢反对，因为她的资历不行。毛泽东在当时当然不会指定她去参加这个三人小组。江青是很想当中央常委的，她看到黄永胜被指名负责这项工作，就认为毛泽东可能要让黄永胜当常委。于是，在黄永胜到中央还不到一个月的时候，就想把黄永胜拿掉的江青，马上一反常态地变得对黄永胜非常热情，想让黄永胜提名她为当常委。她找到黄永胜说：“我准备向毛主席提出，让你当中央常委。”

没想到黄永胜却说：“我做梦也没有想当这个常委，你千万不要提。我哪方面都不够资格，才能、威信都比较低，无论如何都不行。我现在连这个总长都当不好，还能当常委吗？我这不是谦虚，实在是干不了，希望你不要向毛主席提出这个意见。谁当常委，毛主席自然会考虑，会作出安排的，我们去过多干扰毛主席不合适。”

江青找黄永胜出面提她当常委的事情不成，就找周恩来，提出要安排邓颖超和蔡畅当政治局委员，想要拉拢周恩来，让周恩来提她当常委。她的建议，又被周恩来拒绝了，使她又碰了个钉子。接着，江青又找叶群，要林彪向毛泽东提出选江青当中央常委。对她的这个建议，林彪仍然拒绝了，说：“一切听毛主席安排。”这样，江青想当常委的活动四处碰壁了。

其实，毛泽东对谁当常委的问题，早有考虑。康生曾向毛泽东提出要安排黄永胜当中央常委。毛泽东说：“我没有意见，你们去安排。但是江青不能当常委。”另外，在一次由毛泽东主持的讨论常委候选人会议上，毛泽东说：“陈伯达不能当常委，他和我不合拍。至于黄永胜当常委，由大家讨论。”但黄永胜还是坚决不干。下来以后，他向林彪和周恩来提出了自己的意见。黄永胜说：“党内老同志多，选我当常委不得人心。”

我和黄永胜相交了几十年，从我对他的了解来看，我相信他说的是真心话。说到这里，不禁想到“九一三事件”以后，一些人说黄永胜“一心想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话。一个“一心想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人，居然放着现成的中央常委都不去当，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在黄永胜表明自己态度以后，林彪和周恩来经过考虑，都同意了他的这个意见。随后，毛泽东也表示同意了。根据周恩来和我们大多数人的意见，毛泽东最后还是同意了陈伯达当常委。

四月二十八日下午，九届一中全会正式举行。毛泽东主持了这次会议，并提出了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的全部候选人名单。这个名单里包括了李先念和叶剑英。李先念很谦虚，当场表态说：“主席，我不能再当选了。”毛泽东说：“行，要把你选上。”

以下是九届一中全会新闻公报公布的选举结果：

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林彪

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

毛泽东、林彪

（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

叶 群　 叶剑英　 刘伯承　 江 青　 朱德　 许世友

陈伯达　 陈锡联　 李先念　 李作鹏　 吴法宪　 张春桥

邱会作　 周恩来　 姚文元　 康 生　 黄永胜　 董必武

谢富治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纪登奎　 李雪峰　 李德生　 汪东兴

在二十五名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军队干部也占了半数以上。原来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成员，除了温玉成以外，全部当选了中央政治局委员。

温玉成在军委办事组的时候，由于与江青比较接近，同大家关系就不够融洽，人缘不太好。九届一中全会进行选举的时候，温玉成本来也是候选人之一，但得票比较少，特别是广州军区的一些同志都不选他，致使他落了选。选举结果公布以后，温玉成很不满意，认为江青这个靠山靠不住，便同江青疏远了，转而靠向林彪和我们。江青看到这一情况，便提出要撤掉温玉成的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职务，林彪同意了，建议把温玉成调到成都军区任第一副司令员。林彪的这一建议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

温玉成一家是由我派飞机送到成都的。温玉成走之前，在军委办事组大骂江青，说江青是武则天，是慈禧太后，有了她，中国就不会太平。同时，他还揭发江青对他说过的一些话。后来，他又跑到林彪家里去哭诉。林彪安慰他说：“是江青要把你搞走的，我们不赞成这样做。你到那边好好工作一段时间再说吧。”

在九届一中全会选举中央军委成员时，毛泽东提出，要选刘伯承、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当军委副主席。他这样一说，大家便热烈鼓掌，于是这些人都选上了。所以，在当时的人事安排上，基本上是毛泽东说了算，他点到谁就是谁。

刘伯承等几位老帅尽管在九届一中全会上仍被选为军委副主席，但以后还是没有参加军委的日常工作。不过，“九大”以后，凡是毛泽东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几位老帅都参加，而且一律坐在前排。毛泽东要接见群众，特别是接见军队干部，都要通知他们，让他们随毛泽东和林彪一起出场。如果当时他们有人在外地，也必定要我派飞机接他们回北京，使他们能参加接见。

另外，在“九大”和九届一中全会上，李富春除了被选为中央委员以外，其他什么也没有选上；而谭震林和邓子恢，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可见对他们几个人，毛主席还是区别对待的。

“九大”以后，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是不存在了。虽然没有明令撤销，但是在中央下发的文件中，中央文革小组的名称已经看不到了。

九大以后，中央政治局会议代替了中央文革碰头会。会议仍然每天晚上由周恩来主持召开，毛主席、林彪一般情况下依然不参加。凡是政治局提出的问题和文件，或者是毛主席交议的事情，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以后，仍然由周恩来签署，上报毛主席和林彪，得到他们批准以后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