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要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副主席，林副主席往哪里摆？”

八月十八日，周恩来和我一起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研究如何运送全国各地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上庐山开会。我提出，用南北分开的形式来运送会议代表。长江以北的会议代表，

先用飞机送到安庆，然后用直升飞机飞过长江到九江机场落地，再用汽车送上庐山。我主要是考虑九江机场的跑道短，大型飞机不能降落，所以才想了这样一个过渡的办法。南方各省的会议代表，则可以直飞南昌机场，然后从南昌乘汽车上庐山。这样南北分开，三十四师的专机全部调用，可以在两天以内，将全会二百五十五名代表从全国各地全部送到庐山。另外，我还提出，为了绝对保证安全，特别是绝对保证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还应该要布置防空，防止北面的苏联和南面台湾国民党空军的搔扰。周恩来同意我的意见，并要我去具体落实。他说飞机的事情他就不过问了，由我全权负责就行。最后，他还特别向我交待，要我次日与江青一起乘飞机上庐山。

那些年里，只要是江青坐飞机是一定要我陪同，把我就当成她的人质。这个问题林彪早就跟我说过，他说，江青对他说过，坐飞机一定要吴法宪来陪，一个是防止摔飞机，一个是防止跑台湾，有吴法宪在飞机上就安全。周恩来当然也知道江青的这个意思，所以每次他都安排我同江青一起走。这个我心里明白。

我回到空军司令部后，用全部精力来安排布置飞行计划。在这样短的时间里，要完成这样一个重要的运输任务，责任是很重大的，我不敢掉以轻心，尤其是在“文革”那样混乱的情况下，更不能出一点差错。这一任务，也是对空军战备工作的一个检验。除了留下几架直升飞机准备运送人员和食品外，我决定将空三十四师的大型飞机全部调用，并且在安庆机场设一个指挥所，派空军副司令员曾国华前往安庆机场进行直接的指挥调度。

这天晚上，周恩来打电话给我，要我第二天把两个文件，“宪法修改草案”和中央军委的“战备工作报告”带到庐山，交给毛泽东。当时毛泽东还在南昌，他嘱咐，等毛泽东到了庐山后，要尽快交给他。

八月十九日这一天，北京的天气不好，下着毛毛细雨。我八点钟以前赶到了机场，不久江青也赶到了。江青到了，但周恩来要我给毛泽东带的文件还没有送到。江青听到这事心里生疑，问我：“为什么这两个文件叫你带而不叫我带呢？”我只好含糊其词。

我们等了一会儿，文件还没有送来。江青急了，叫我打电话去催一催。我只好打电话问了一下周恩来的秘书，回答说：马上就到。

我就安排装运江青汽车的飞机先起飞。江青每次外出，都要我们先派飞机把她的汽车和下飞机用的梯子送过去。不然的话，她觉得下飞机和乘车都不方便。又等了一会儿，文件终于送来了，于是我赶紧请江青上了飞机。飞机起飞后，江青喜欢打扑克，就拉了自己的秘书和护士，又叫上了我，四个人一路打扑克。

飞机到了安庆时，天气转好了。我又陪同江青从安庆乘直升飞机到九江，并在九江机场见到了江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杨栋梁。杨栋梁告诉我，毛泽东乘坐的专列正从南昌开过来。我要杨栋梁先安排江青上庐山，而我在九江机场留了下来，一是准备把周恩来委托我带的两个文件交给毛泽东，二是要接一下从北京和各省来的人，同时布置一下飞机调度和防空的问题。

中午，杨栋梁带我到九江宾馆吃了饭，然后一起去车站接毛泽东。大约一点钟，毛泽东的专列开过来了。当时，毛泽东外出都是两列火车，前面一列是警卫部队，后面一列才是他的座车。

专列到站后，我见到汪东兴，他说毛泽东正在休息。这样，我不便打扰，就把两个文件交给了汪东兴，请他转交给毛泽东。然后，我回到九江机场去继续接人，由程世清和杨栋梁陪毛泽东上庐山。

我刚回到机场，江青就派了警卫团的两个干部来找我，说是上庐山时，看见一路上都是哨兵，一百米一个，太多了，要撤掉。我就打电话给杨栋梁，把江青的意见告诉给了他。他听了以后感到很为难，说：“主席要上庐山，撤掉不行哪！”我给他出了个主意说：“你想办法把哨兵撤到隐蔽的地方去，让上山的人看不见就是了。江青的意见，不办不好哪。”杨栋梁觉得这是个好办法，就说：“马上照办。”

晚上快九点时，当天应到的飞机全部到达了安庆和南昌，我才算是松了一口气。趁着当时天还没有全黑，我便乘车往山上去。没想到，车刚走到半山腰上，上面下来了一辆吉普车，是江西省一个电业公司上庐山修理电灯的，和我的车对撞，差一点把我的座车掀到沟里去了，卧车的门都碰坏了。当时真是好险哪！一边是深沟，一边是峭壁，好在没有人受伤，车还可以用。就这样，我们勉强上了山。到山上以后我找到程世清，把我们在途中撞车的情况告诉了他。我要他不要追究撞车人的责任，但是要很好安排一下，千万不要再发生类似问题了。不久，我又接到周恩来的电话，询问我的情况，我说：“好在没有人受伤。”周恩来嘱咐道：“要告诉程世清，一定要注意安全。”

我这是第一次上庐山，来到山上一看，庐山上还真不愧是毛泽东所说的，“无限风光在险峰”，风景很好。山上的房子都是依山势而建，因而不太集中。在水库边上，专门给毛泽东修了一所房子，离我们住的地方有二三里。江青住的是蒋介石和宋美龄原来住过的别墅，周恩来和邓穎超住的是过去马歇尔住过的房子，林彪和叶群住在一个院子里。林彪住在这个院子里的一排平房内，叶群则住在一幢小楼里。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几个人的住处被安排在一起，陈伯达的住处也与我们比较靠近。

在我们住处的另一边，是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四位老帅。当时，除了叶剑英以外，其他三位老帅都已经到了。那天晚上，我抽空去一一拜访了他们。老帅们都很高兴，辞别时，他们都把我一直送到了门口。

八月二十日，我约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程世清一道下山，一起去接中央和各省市来的人。程世清是东道主，我管飞机。我和程世清过去就很熟悉，所以在下山的路上他同我说起，前一天他陪同毛泽东上庐山，汪东兴对他讲：“这次修改宪法，要坚持设国家主席，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毛主席怎么当我们的国家主席呢？不设国家副主席，林彪同志往哪里摆？”我听到这句话感到很高兴，我想汪东兴传的话，就是主席的意思吧。这一下，我感到心里更有底了。

这里我要特别说明一下，过去很多文件及文章都说，这句话是叶群亲自对我讲的，这根本不是事实。实际上，这句话是我从程世清那里听到的，是汪东兴传来的话。叶群从来没有对我说过这句话。这是一个多年的冤案，我要在这里更正一下。这里当然我有一定的责任，但历史就是历史。当年在“九一三事件”之后对我审查时，专案组为了收集林彪有“野心”的证据，千方百计地诱导我，非要我把这句话安到叶群的身上。我开始拒绝了，后来迫于他们施加的种种巨大压力，就顺从他们，说了违心的话。但我在当时写的材料上，对一些被逼出来的假话都做了记号，怕时间一长，自己也忘了。如果现在还能找到我当时写的材料，就会看到，我当时特地在这句话下面做了记号。

关于这个问题，我后来看到一篇“程世清访谈录”，其中写到，“一九七O年八月十九日，我和吴法宪一起到九江车站，迎接毛主席的专列，送毛主席上庐山，由于当时毛主席已经休息了，我们没有见到毛主席，我们和汪东兴交谈了一会，吴法宪有事先走了，汪东兴特别对我提到，这次开会，要支持设国家主席，坚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副主席，林副主席往哪里摆。汪东兴把尽地主之宜的江西省军区政委文道宏安排和他住在一起。文道宏告诉我，二十一日晚上，汪东兴给吴法宪打电话说：‘邱、李两个老总都到了，你要抓紧给他们通气，要提议设国家主席，’汪东兴对当时在场的文道宏说：‘你告诉程世清同志在会上要提议设国家主席，明天委员都到齐了，叫他（程）告诉江西的同志们，在会上要提议设国家主席。主席说不当国家主席，是主席的谦虚嘛，那不是真的。不设国家主席，毛主席怎么当我们的国家主席呢？’”（程世清访谈录　 编者注）这里还要提到的是林彪警卫参谋李文普的文章，李文普证实说，从来没有听到叶群说过，要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那里摆这样的话。（李文普文章　 “林彪事件与我”）这也算是另一个佐证吧。

车到九江以后，我和程世清就分开了。这一天，我在机场先接了林彪、叶群，后来又接了朱德、李富春、陈伯达、康生、叶剑英等许多从北京来参加会议的人。下午四点，周恩来、邓穎超也到了。周恩来要我和他一起上山，我说飞机还没有到齐，请他先走。于是，周恩来就先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