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向广昌进发

完成押送“AB团”的任务以后，我们班就回到黄陂到宁都之间的安福镇归队。在安福镇，全团接到命令向广昌进发。我们团的番号改成广南独立团，驻在广昌、甘竹地区。自从当兵以来，我一共到过三个县城:宁都、广昌和石城。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有到过县城。

在广昌以南就有敌人。从广昌向前再走一百二十里，就是南丰。南丰是国民党的一个重要据点。我们到了广昌以后，一直没有打仗，因为那时形势好。第三次“围剿”被粉碎了，第四次“围剿”还没有开始。国民党统治的地区在收缩，而苏维埃地区在延伸。我们发展了，队伍也得以进行军政训练，当然主要是军事训练。

队伍到了广昌以后，团里把我调到了一连当通讯员。一连的连长姓李，是兴国人。我除了送信、晚上送口令以外，行军时还负责扛红旗。我还记得，那是一面绣着镰刀和斧头的大红旗。

当了三个月的通讯员，连长看我识得几个字，会写毛笔字，就叫我当连里的文书。我不懂当文书是怎么回事，连长就告诉我，第一是造连里的花名册，把全连的名字写下来，供连长早晚点名用;第二是帮司务长计算伙食帐;第三是代战士写请假条，送连长批准;第四是帮连长向上面打报告，将全连每天行军、宿营发生的各种情况都写下来，等连长盖章以后呈报上级。

我只念过几年书，从当时的文化水平说，这些报告究竟怎么写，我也不知道。为此，连里专门送我到团里去学习了一个星期。团里一个以前曾当过师爷的书记官，教我怎样写呈子，都是老一套，我很快就学会了。

一九三一年六、七月，蒋介石又集中了三十万人，而且调集了嫡系的部队，对红军发动了第三次围剿。蒋介石亲自担任总司令，何应钦为前线总指挥，住在南昌，聘请了英、日、德等国的军事顾问，随军参加策划。敌人兵分四路，长驱直入，向永丰，宁都进攻。第二次"反围剿"以后，红军主力正在分散休整，扩大根据地，发动群众，建立政权。没有想到敌人来得这么快。当时红军只有三万人，要对付蒋介石的三十万人。七月十日前后，军委将红军主力相继集中，绕道瑞金，宁都到了兴国的高兴墟一带，准备诱敌深入，待机歼灭敌人。我们独立团担任了北线诱敌深入和牵制敌人的任务。我们采取毛泽东的游击战术，袭击敌人，打一下就跑，将敌人引诱到兴国、永丰、宁都等根据地的中心地带。整个红军经过莲塘战斗、良村战斗、黄陂战斗、方石岭战斗等几次苦战，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共消灭敌人三万余人。这样将介石的第三次“围剿”宣告失败。

一九三二年春，我在一连大约当了有半年文书以后，队伍整编，把红十二军的一0五团、广南独立团和石城独立团三个团合编为广昌独立师(也叫赣南独立师，后称江西军区独立第四师)，主力部队一0五团编为十团，广南独立团编为十一团，石城独立团编为十二团，其中只有十团是老部队。正好十团办了一个文书训练班，就派我到训练班去学习。说是训练班，其实连我在内才两个学员。教员是十团的一个书记官，由他来专门教我们俩。

我到十团学习后不久，十团就向乐安进发，去那里剿匪和打土豪、分田地。我在团部学习期间，经常被派出去搞调查，要搞清楚哪些人在当地有钱有势，专门欺压鱼肉百姓。同时，我们还要研究拥有多少土地算是地主、土豪，拥有多少土地算是富农、中农，哪些人算是贫农，没有土地靠给地主做长工的雇农。做好了调查研究，了解清楚当地情况后，写出报告上报团政治处，由团里派人抓土豪来罚款。罚款的钱数，三百、五百大洋不等，也有罚一千、两千大洋的。我们在甘竹这一个镇子，就搞到了十来箱子的银洋，派人送到了广昌师部。

当时部队经常利用晚饭以后的时间开展体育活动，练练跳高，跳远什么的。有时正式操课时间也搞，还规定了必须跳多高、跳多远。我们就在地上挖一个长方形的坑，再在坑里加上沙子练习跳远，再弄几根树枝当横杆练习跳高。

我那时年轻，喜欢活动。一天中午，我们两个训练班的小文书利用午睡时间，偷偷跑出去练跳高。第一次我跳过去了，第二次横杆升到了一米多，我一跳就摔在那里，昏了过去。到下午四点我醒过来以后，才发现自己躺在一张门板上。那个小文书就问我:"刚才你到哪里去了，你知道吗?"

我说:"不知道。"

他这才告诉我，当时我摔得人事不醒，他们把我抬回来。团长、政委都很着急。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敢去跳高了。

十团的团长叫戴福胜，是湖南人，政委叫李纯安，是个知识分子。李政委看我在十团当文书当得还可以，就想把我留下。有一天他告诉我，他们已经研究好了，我不再回十一团，就留在十团政治处当青年干事，管青年团的工作。

我虽然早已加入了共青团，但究竟怎样搞青年工作我还是不太懂。反正是在政治处挂个名就是了，很少真正做青年工作。我成天跟着团政治处主任赖际发跑来跑去，部队天天都有战斗准备，经常行军打仗。有时政委就叫我在后面收容掉队落伍人员，找老百姓搞担架抬伤员。

一次，从南丰县出来的国民党军一个团占领了甘竹镇，师部下令要我们去把那个团搞掉。我们一跑就是三十里。可当我们赶到甘竹镇时，敌人已经跑掉了。我们占领了甘竹镇，在那里驻了大约一个星期。

过了几天，团长、政委又奉命带领我们向驿前开进。因为那里的土豪劣绅和国民党地主武装搞了一个大刀会，他们个个手持大刀，头上缠着红布，赤臂，穿短裤。他们喝鸡血为盟，说是枪打不进、刀砍不入。

到了驿前，我们刚刚摆开阵势，大刀会呼啦呼啦地上来了。他们一支枪都没有，都是清一色的大马刀，个个都是一副不怕死的样子，很威武。我们走在前面的部队看到他们这个样子，有点害怕，就不够沉着，枪也打不准了，一连放了几排枪也没打到敌人。于是，有的战士真以为他们是刀枪不入呢，就往后跑。 我们团长打仗有经验。他把散乱的队伍重新集中起来，排成前后两排。前面的一排跪着，后面的一排站着。由团长统一口令，一，二，三，两排队伍一起放排枪。结果大刀会的人一片一片地往下倒，剩下的没命往回跑。他们跑我们就追。这一仗，我们一个伤亡也没有。虽然没有缴到枪，但是缴获了一堆大马刀。战斗结束后，团长集合部队讲话。他说:"什么刀枪不入，你们看，这到底是入还是不入呢?"从此以后，我们再打大刀会就很沉着，也很有把握。大刀会再也不敢向我们挑衅了。

打完这一仗，我们全团又回到甘竹镇，继续负责警戒南丰方向的敌人。

一天团政委李纯安把我叫了去，说师部来了电话，叫我到师部去，师长有话要和我谈。我说:"我连师长的面都没见过，都谈什么呀?"政委马上安慰我说:"你别害怕，我派一个人带你到师部。"说完，他当即派了团里的书记官和我一起，赶到驻在广昌的师部，见到了师长龙普霖。

龙普霖是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黄埔学生，当时担任我们广昌独立师的师长兼政委。我们师里没有副师长，也没有参谋长，只有几个参谋，可以说师部领导就他一人。我从来没有见过大官，心里很害怕，但师长对我挺和气，我紧张的心也就慢慢松弛了下来。

他先问了我几个问题，问我是哪里人，多大岁数，什么时候参的军，什么时候入的团等等。接着，他又问了我的家庭情况。对此，我都一一做了回答。然后，他开始考我，问我列宁是谁，我说听过列宁这个名字，但列宁是哪里人，我不知道。听我这一说，他高兴了，说:"你还知道列宁呀，真不简单!"接着他又问我:"你会唱《国际歌》吗?"

我回答说，两年前我就会了，在村苏维埃的时候，每次开大会我们都要唱《国际歌》。他让我唱了一遍，又问我为什么要参加红军。我说红军来了以后，我们家乡解放了，除了给我们家分了地，还分了茶山，每年可以收到几百斤油茶子。再就是，我看到有的同乡，只比我先参军几个月，就当了班长，我看红军当官很容易，我想当官。

龙普霖听了哈哈大笑，说:"你这个人挺老实的，是想当官才参的军呀!"笑过之后，他又问我:"你知道什么是共产党吗?"我说:"共产党我知道，我是青年团员嘛，青年团就是共产党的助手。"他再问:"什么叫助手?"这个问题对于我来说有点难，于是回答说我也说不清。师长就耐心地给我解释说，助手就是帮帮忙的意思。

师长看我很忠厚、肯讲实话，就很高兴，还叫勤务兵给我倒茶。最后，他告诉我，中央准备在瑞金办一个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团校，不久就要开学，要我们师选派一个人去学习，师里准备派我去。

我说我还是愿意留在部队，因为我担心自己去了后学不到什么东西。师长叫我不要再多说什么了，说他已经给我们团里打了招呼，事情就这样定了。学完了再回师部。言外之意，就是回来以后，就留在师里做青年工作。

可是从师部回到团里以后，大约两、三个月都没消息，我还在十团当我的青年干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