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东渡黄河

一九三六年二月中旬，师里召集各团的团长、政委开会，刘亚楼、萧华、邓华向我们传达了中央军委的决定：红军准备进军山西，东渡黄河，依靠陕甘宁根据地，打通北上抗日的路线，然后再进一步开向冀东，开向热河、察哈尔，直接对日作战。当时军委认为，我们和东北军、西北军有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如果成功，我们就没有了后顾之忧，而且红二、红四方面军也极有可能北上与我们会合。在这种情况下，上级决定部队东征，并有信心取得胜利。

刘亚楼等人在会上还向我们介绍了当时山西的一些情况。山西是国民党统治区的薄弱部分，由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军阀阎锡山所控制。一九三0年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大战后，阎锡山与蒋介石的矛盾一直很深。阎锡山是山西的土皇帝，不准蒋介石的中央军进驻山西。为了防备外省力量进入山西，他甚至将山西全省的铁路采用窄轨制，使外省的火车进入不了山西。

但阎锡山是一个坚决反共分子，本人又同日本有勾结。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他就开始命令自己的部队，在沿着黄河东岸的二十多个县构筑碉堡工事，并调派部队前去驻守，形成了一道沿黄河构建的封锁线，试图阻挡红军东渡黄河，向山西前进。另外，为了对付共产党和欺骗、控制群众，阎锡山在山西搞了一个叫“公道团”的组织，几乎所有的乡长、村长都是乡、村公道团的团长，团员则绝大部分是地主、富农，贫苦民众很少参加这个组织。他还在山西实行所谓的“土地村公有”制度，土地名义上是归村里集体所有，可实际上所有的土地仍然是控制在少数人的手里。另外，为了拉拢人心和欺骗群众，阎锡山还在山西成立了一个叫作“牺牲救国同盟会”的组织，以显示自己支持抗日。抗日战争开始以后，这个“牺盟会”为薄一波等人所改组，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抗日救亡团体。

此外，山西比陕西要富裕，在山西筹粮、筹款、筹物资，可以较好地改善部队的供给。同时，山西的人口比较稠密，也便于我们开展扩军工作。另外，阎锡山的部队装备很好，只要我们打了胜仗，还可以改善我们的武器装备。

师里要求我们到了山西后，要很好地贯彻执行军委东渡黄河作战的战略意图，充分发动群众，揭露阎锡山的欺骗手腕，积极进行抗日宣传教育，扩大红军、壮大抗日救国武装。会议结束之后，我和梁兴初回到团里，将会议上了解到的情况，向部队一一作了详尽的传达。

不久，师里又向我们团以上干部传达了东渡黄河前的政治形势和我们的军事部署，说中央决定：除留原陕北红军部队保卫陕甘宁边区外，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联合组成抗日先锋军，由彭德怀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扬尚昆任政治部主任。红一军团为右路纵队，红十五军团为左路纵队，两军团分别从陕北东渡黄河，挺进山西。

一九三六年一、二月份是中央红军到达北方后所过的第一个冬天，陕北天气很冷，遍地是雪。但三六年的春天比较暖和。为进军山西，军团长林彪先召集红一军团的师长、团长等军事干部，分别组成若干个小组，与侦察科长及参谋们一起，穿上白羊皮袄，化装成老百姓，沿着黄河侦察敌情、河情和渡口情况。我们这些政治干部则留在家里主持工作。

在陕北，黄河每年冬天都冻成坚冰，一直到次年的早春，老百姓都可以在上面往返行走。可是在一九三六年的初春，由于天气暖和，河面有的地方没有冻实，有的地方结了冰又裂开了。原先想从冰上过河，这样比较方便，但现在就不行了，于是就赶紧准备第二套方案：准备般只，选择多处渡口，准备强渡。

梁兴初、刘亚楼跟着林彪沿河侦察，整整搞了两个星期。从黄河两岸的沟口开始到吴堡县境的所有河边都看过了。一路上，他们都住在老百姓家，和老百姓一起吃小米饭、窝窝头，喝面条汤，每天他们都化装成陕北农民，身穿便衣棉袄裤，头扎白布手巾，肩上扛个筐子，手里拿个小锄，完全是一副陕北农民的模样，从各方面观察敌人。有时候，他们还在晚上偷偷摸过河去，侦察对岸敌人的据点和火力配备，画上图形，再回到河这边来。

梁兴初完成沿河侦察任务后回来告诉我，这次侦察地形，是由林彪、左权、刘亚楼等亲自率领的。林彪见到他时，还问他伤好了没有，他回答说还没有完全好。林彪对他说：“那你就一边工作，一边养伤吧。”梁兴初在三岔镇负伤后，到这时不过才四个多月，吊在脖子上的绷带虽然拿走了，但实际上伤口并没有完全愈合。

梁兴初接着告诉我，这次侦察跑了七、八十里路，到过延长、延川、吴堡三个县，发现了阎锡山兵力部署的弱点。他的兵力并不太多，却把所有的道路都堵上了，这就造成了他的兵力过于分散。他还告诉我，林彪已决定二师的强渡点在陕北的沟口镇。沟口镇的对岸是山西的三交镇，有阎锡山的一个团驻守。这个团大约一千多人，因打仗不多，战斗力不强，既没有什么战斗经验，士气也不高，经常可以看到他们的士兵穿着大衣，背着枪在那里睡大觉。不过，他们所修筑的工事相当坚固，还有几个很高的碉堡，上面设有了望哨。白天，可以看到不断地有敌人的部队在河边游动，而且对过往行人都要搜身检查。但我们这边的河岸高，所以我们的机枪炮火完全可以掩护部队强渡黄河，攻占三交镇。另外，沿河战线很宽，山西、陕西以黄河为分界的交界处极长，他们防不胜防，也搞不清楚我们究竟准备从哪里渡河，所以强渡成功的可能性极大。

到了二月下旬，黄河水开始解冻，冰面开始出现裂缝，河水上涌。至此，部队从冰上过河的可能性已经完全消失。看到这种情况，河对岸的阎锡山部队思想上开始松懈。这是一个有力时机，一军团总指挥林彪、政委聂荣臻当机立断，决定立即开始强渡黄河，并指定二师四团、五团两个团为先头部队。二师师长刘亚楼、政委萧华按照军团决定，命令五团为主攻部队，先行渡河，四团跟进，我们二团为师预备队，随时听命渡河执行任务。

接到命令之后，我们立即向全团进行政治动员，说明东征山西的必要性和有利条件，并强调保守军事秘密的重要性，要求全体干部、战士熟悉地形，记住一切作战通讯联络符号，同时分配渡河船只，计划安排每只渡船上的人数等，另外，积极准备民夫、担架、粮食和鞋袜等。

一切准备就绪以后，从二月十八日开始，我们开始向北行进。第一天正常行进，白天行军，晚上宿营。第二天改为晚上行进，白天宿营，而且不准部队随意行动，基本上不到村庄外走动。到第二天半夜时分，部队来到河沟里集结待命，就地宿营，不再进入村庄。

二月二十二日夜里，部队接到军团命令，于次日凌晨开始强渡黄河。二月二十三日凌晨，当黄河西岸边我们的炮火布置就绪后，五团团长孙振山带领部队开始上船强渡，曾国华率领二十四名突击队员冲在最前面。对岸的敌人一发现我们开始渡河，就猛烈开火。但很快，我们的炮火就把敌人的火力压制了下去。

那天，梁兴初照例跟随师指挥部行动，随时准备接受刘亚楼、萧华的命令，我带领队伍在原地待命。到早晨天快亮的时候，我听到一片枪炮声，知道战斗已经开始了。半小时以后，梁兴初骑着马跑回来了。他告诉我们，四团、五团已攻入三交镇，敌人的高碉堡已经被占领，很快就要解决战斗，师里要我们立即渡河，准备追击敌人，打敌人的增援部队，切断敌人的退路。

天刚亮，我们全团按原定计划分批上船，顺利渡过河去。这时，我军已全部突破了敌军黄河东岸防线，控制了辛点至三交镇的各个渡口，控制了河东滩头阵地，在东岸已建立起了坚固阵地。

阎锡山的独立第二旅正全线撤退，拼命向后跑，因此二团上岸后没有集结，就沿着敌人的退路追击前进。师里命令我们要马不停蹄地向关上镇疾进，截断关上镇敌人的退路。四团、五团紧跟在我们后面，也直指关上镇。

二月二十五日，我们二师会合一师在关上镇截住了独立第二旅旅部、第四团全部和一个炮兵连。敌人的这个团大约有一千六、七百人，加上旅部和炮兵连，共有两千多人。该独立旅的的旅长外号叫“满天飞”，据说是阎锡山的一员战将。消灭关上被围敌人的任务，军团交由一师和二师的四团、五团负责。交给我们二团的任务，是切断关上镇敌人的退路，不让他们跑掉，同时负责堵截从大麦郊和兑九峪向关上增援的敌军。

我们过河后就沿着三交镇绕道前进。那一天，天上下着小雪，北风刮得“呼呼”直响，连路都看不清楚。我们由一个向导带领，非常隐蔽地崇山峻岭中的小道上一路前奔，一直前进到关上以东十五里路的一个地方才停下来。接着，开始修筑工事，准备堵截敌军。那天晚上，我们一边修筑工事，一边听着关上方向的枪声响了一夜。第二天中午，关上方向的枪声停了下来，我想可能是那边已经解决了战斗。这时，我们的工事也基本做好，部队也全部展开了。

下午三点多，阎锡山的增援部队赶到了。我们一开火，敌人马上就停止了前进，大概他们已发现关上的敌人已被消灭。梁兴初和我立即下令部队主动出击，一下包围了敌人的三个连。没想到我们这一进攻，敌人很快就丢下被围的三个连，往回逃跑了。四点多钟，我们全部消灭了被包围的三个连敌人，结束了战斗。这一仗，我们俘虏了敌人两百多，还缴了两百多条枪，九挺轻机枪和几门炮。

战斗结束后，师部命令我们继续追击，向大麦郊、兑九峪前进。于是，我们又尾随着撤退的敌人，向前疾进追击，扩大战果。沿途三个五个，哩哩啦啦地又抓来了六、七十个掉队落伍的敌人。就这样，部队一路追击前进，追到半夜，大家又累又饿，实在是跑不动了，这才找了个村子休息一下。前面放出了一个连哨，警戒敌人。部队就地休息做饭，休息了两、三个小时，就又开始继续追击，一直追击到大麦郊附近才停止。这时，一师、二师的部队都上来了，军团部也来了。我们二团的负担减轻了，阻止敌人、追击敌人的任务完成了。

东渡黄河后的第一仗，一师和二师四团、五团消灭了关上敌人一个团，我们二团在追击途中也消灭了敌人一个营。初战告捷，我们取得了东渡黄河后的第一次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