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下江南，四保临江”

针对国民党军在东北采取“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方针，林彪和我东北民主联军总部，针锋相对地决定：坚持南满，巩固北满，采取“南打北拉”、“北打南拉”的战略战术。也就是说，以南满地区的主力部队，迎歼来犯之敌，保卫解放区；以北满地区的主力部队，看机会南渡松花江，策应南满部队，南北满部队密切配合，力求改变东北的形势。

为很好地实现这一战略部署，经中央同意，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日，成立了南满分局和南满军区，以加强南满对敌斗争的领导。同时，派出东北局副书记陈云兼任南满分局书记、南满军区政委，并决定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萧劲光兼任分局副书记、军区司令员，萧华任分局副书记兼军区副司令员、副政委，率领第三、第四两个纵队和三个独立师，坚持南满斗争。

同时，为配合纵队和三个独立师，我们北满的部队从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中旬起，利用松花江冬季封冻期，先后三次过江进行支援南满部队的作战行动。在此期间，南满的部队也进行了四次保卫临江的战斗。这样，我们在以松花江为阻隔的南满北满两战场，展开了历时三个半月的作战。这次作战，就叫作“三下江南，四保临江”。

当时，在根据地没有完全建设好、气候严寒、武器装备比敌人差的条件下，不论是南满的部队还是北满的部队，冬季作战都存在着很大的困难。

在北满，由于松花江的阻隔，只能在十二月至下一年三月半，松花江冰冻很厚的期间，人马辎重车辆才能畅通无阻，才适合于大兵团作战。三月半以后开始化冻，大兵团作战就困难了。由于我军御寒装备不足，严寒季节受冻伤的威胁很大，难以坚持长期的作战活动。

南满的情况就更为困难，当时南满根据地只剩下四个小县，即长白山麓的临江、蒙江、抚松和长白县，人口仅二十二万，地方又穷。三纵、四纵集结在这一狭小山区，二十二万人要养活近六万部队和地方干部，非常困难，总之是天寒地冻衣食困难。加上在这一地区，敌人很嚣张，伪满遗留的反动势力较强，土匪较多，而且群众基础又差，部队侦察敌情，安置伤员，补充粮食弹药都有较大的困难。而且当时南满领导层对根据地的意见不统一，有的主张留，有的主张走，把部队全部撤往北满。这样，他们的处境更为困难。

为统一干部思想，十二月上旬，南满分局书记、军区政治委员陈云，军区司令员萧劲光在七道江召开会议，作出了坚持南满根据地斗争的重要决定，并得到了中央军委和民主联军总部的批准。七道江会议所作出的决定，为改变以后东北的形势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七日，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官长官郑洞国坐镇通化，指挥六个师第一次进攻临江，南满部队开始“一保临江”的行动。三纵从正面进行阻击，四纵深入敌后，两个纵队互相配合作战，共歼敌七千余人。

一九四七年一月五日，为配合南满部队作战，我北满主力一纵、二纵、六纵和三个独立师，冒零下四十度的严寒，越过冰封的松花江，一下江南。一纵和六纵先后歼灭了国民党新编第一军的两个团和保安团队一部。我们二纵队攻克了伏龙泉，还在靠山屯打了一个胜仗，歼敌一千多人。我们的进攻迫使敌人暂时停止了对临江地区的第一次进攻。由于寒流侵袭，北满我军冻伤减员日益增多，于是总部命令我们于一月十九日转回江北休整。

当时对我们来说，天气是朋友，也是敌人。因为天气严寒，松花江冰冻三尺，车辆、马匹、汽车甚至轻型坦克，都可以从冰上通过，给大兵团的作战行动带来了方便。但同时，零下二、三十度以至零下四十度的天气，给我们的部队带来了极大的威胁。“一下江南”的时候，正值东北“‘三九’”、‘四九’，冻裂石头”之时，一个晚上行军下来，各师少则冻伤几百，多则上千，部队的冻伤减员数有时甚至要高出作战伤亡数的几倍。最容易冻伤的部位是手和脚，尤其是脚，轻者冻肿，重者发黑，就可能致残。另外，伤员的死亡率也很高，有冻死在战场上的，也有在向后方转移过程中，冻死在路上的。

另外，严寒的天气也给打仗带来了很多的麻烦。因为天气实在太冷了，枪栓经常拉不开，冻住了。而且手一碰就粘下一块皮。好不容易把枪栓拉开了，里面的撞针又因冷缩变短，枪还是打不响，以后战士们就把枪栓卸下来揣在怀里，打仗时再装上去。

最苦的还是守山的部队，行军打仗时还能活动一下身子，蹲在山上却不能动窝，干受冻，那才是最艰苦的，送上山的窝头，都变成了冰砣，得用枪托砸碎了，才能就咸菜吃。这个时候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和行政管理，主要是针对部队进行如何防护冻伤的常识教育，注意保护好干部战士的身体，不被冻伤。还经常针对在酷寒条件下作战的困难，对战士进行精神教育，并进行物资准备。

一九四七年一月三十日，杜聿明又调集四个师的兵力，第二次向临江地区发起了进攻。南满部队进行了“二保临江”的战斗。二月六日，三纵、四纵向敌发起反击，使敌人被迫停止了对临江地区的第二次进攻。可到了二月十三日，南满的形势又紧张起来，国民党军又集结了五个师的兵力，分三路向临江地区发起第三次进攻。

这时，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下达命令，要我们在北满的部队“二下江南”，支援南满作战。二月二十一日，我们北满的第一、第二、第六纵队和三个独立师，再一次越过松花江，向长春、德惠、农安方向发起进攻。六纵、一纵以远距离奔袭手段，歼灭了新一军的一个团。我们二纵则奔袭德惠，陈兵于中长路以西，摆出了一副准备进攻长春的态势。敌人以为我们真的要进攻长春，赶紧从南满抽兵增援长春，从而减轻了南满的压力。最后经南满部队奋勇作战，敌人第三次进攻临江，又以失败而告终。

“二下江南”的时间较短，我们只打了一个礼拜，队伍就撤往江北休整。当我们北撤时，国民党军打开了小丰满电站水库的水，洪水漫平了松花江的江面，浅处没膝，深处及腰。过江时，水凉扎骨。一上岸，棉裤立刻就上了冻，再加风助寒威，真算得上是透骨寒。

回到江北，部队只在江岸边休整了一个礼拜，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就又命令我们第三次越过松花江南下。

这次下江南，与前两次不同。前两次下江南，林彪率领的前指总部，都是设在哈尔滨以南的双城，并没有同我们一起过江。可这次下江南，林彪就带领少数参谋，一开始就成立了一个前线指挥所，与我们二纵队司令部会合后，同我们一道过了松花江，在农安前线指挥。

就在长春外围，德惠的西北面，国民党军有个极为重要的据点，名叫靠山屯。“一下江南”的时候，我们二纵队曾攻占过这个据点，消灭了新一军的一个加强连，鉴于这个据点对守卫长春的重要性，我们走了以后，国民党军又调来一个加强营外加一个地方保安团，约一千五百多人。这一次，他们精心构筑了坚固的工事，想以此来作为长春北部的屏障。

经过侦察，林彪下决心要拨除这个据点。

林彪把我、刘震及五师师长钟伟、政委王凤梧叫到指挥所，当面向我们交待任务。他说：“这个据点虽然重要，但是离长春比较远，比较突出。上一次，我们打过，这一次我们也要把它打掉，把守军全部消灭掉。”

林彪又告诉我们说，新一军难打，他一个营，我们就要用一个师去打，五师一万多人要全部出动，还要外加一个坦克中队的四辆坦克。为了增加战斗的突然性，他还要五师采取远距离奔袭的方式，突然包围靠山屯，然后围而歼之。之后，他又亲自交代坦克中队，要坦克中队听从五师的指挥，协助五师冲进靠山屯。

领受完任务后，五师在钟伟的指挥下，一晚上走了八十里路，于次日拂晓前把靠山屯包围了起来。我和刘震则跟随着五师进行指挥。

随行的坦克中队，由于天黑，道路又不熟，有的一开，就开到沟里去了，好在沟不算太深，上面还有一层很厚的冰，总算又爬出来了。

拂晓时分，总攻开始。由坦克掩护步兵冲锋，一攻就破。大概只经过三个小时，新一军的一个加强营加上一个保安团，就全部被消灭了。这是我们第一次与坦克协同作战，感觉坦克真是个好东西。

这一仗打下来，我们更加敬佩林彪。以这样一位全东北的统帅在冰天雪地中亲临前线，与前方将士同甘共苦，除指挥整个战局外，还直接指挥我们纵队一个师去进攻一个据点，这是多么的不容易呀！

我们攻占靠山屯后，敌人迅速调集第七十一军的八十八师和八十七师一部向北增援。林彪又指挥我们以突然袭击的手段，在农安至长春之间消灭敌人两千多，迫使增援的敌人缩回到长春以南的公主岭、大屯一线守备。

我们的这一系列行动，使国民党的东北主帅杜聿明以为，我们这次“三下江南”的目的，是要攻占长春，因此，为保卫长春，他继续抽调南面的部队向北增援。林彪见到这种情况，加之松花江开冻在即，便指挥我们又撤回到了北满。这次“三下江南”期间，林彪自始至终都和我们在一起，是林彪亲自和我们在一起打了这一仗。

由于松花江即将开冻，暂时不会有过江的作战行动，因此回到北满后，我们二纵队就退回到前郭旗、长岭、扶余一带，进行集结和短时间的休整。

在我们撤回北满以后，杜聿明又开始集中大约七个师的兵力，于三月二十七日分三路向临江地区发动第四次进攻。我南满部队在陈云、萧劲光、萧华的指挥下，集中兵力，主动出击，以积极的进攻达到防御的目的。四月初，南满部队终于打退了敌人，不但保住了临江，南满的局势也大有好转。

至此，历时三个半月的“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胜利结束。整个战役，东北民主联军共歼敌四万余人，迫使敌人由攻势转入守势。从此，东北战场的主动权已开始操纵在我们的手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