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小国寡民”的倾向
我们曾指出：在中国，国家是“心”，社会是“身”，因此，一盘散沙的社会，必须由“大一统”的国家机器去组织。的确，在传统时代，“天下主义”与“地方主义”是孪生现象，它们是同一个太极中相辅相成的“阳”与“阴”。
1．“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在先秦的诸子百家中，几乎都有大一统的思想。孔子有“拨乱反正”的思想。孟子有“定于一”的思想。墨家有“尚同”思想。法家则更不用说，简直就是为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制造理论根据的。唯独道家不然，《老子》一书中提出了这样的主张：
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之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1]
即是说：最好的政府是连老百姓都不知道它的存在的。等而下之的，是亲爱它而称誉它。又等而下之的是怕它。再等而下之的是看不起它。这基本上是美化小农经济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的状态。因此，《老子》的理想世界就是这么一副景象：
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2]
中国文化中的这种倾向，表面上看起来是与“大一统”的倾向冲突的，其实不然——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因为中国的大一统专制主义的基础，正是一大片分散的小农经济。
如前所述，中国式的“政治”，从来就不是老百姓之事，而是由上面“正”下面，由上面“治”下面的。只有老百姓处在彼此分散，“帝力于我何有哉”的状态中，这种“政治”才成为可能。的确，社会唯有处在这种“一盘散沙”的情形下，国家机器才会成为社会的唯一组织原理，并因此造成国家强大于社会的现象。
任何农民的“社会主义”，都会有产生这样情形的倾向。波尔布特的“红色高棉”农民军，在全国范围夺得政权，就将城市平均，将人口都疏散到农村去，使他们互不往来，然后由专制的国家机器派监督控制每一个孤立的小单元。此外，在铲除现代生活方面，“红色高棉”也确实做到了“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因此，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是用“社会”去取消“国家”，“红色高棉”式的“社会主义”则是由“国家”去谋杀“社会”。
如果我们用“红色高棉”去比较中共领导的农民战争，认为是同类现象，那是有欠公允的。因为，在“红色高棉”统治的短短几年中，柬埔寨的人口减半，而中共领导的农民战争，在初期阶段，至少完成了“建国”的任务，而且还大幅度地改善了农民的生计。因此，我们并不能简单地看问题，认为凡是农民战争都是不好的。农民战争有建设性的一面，但是也有上述那种“克服现代”的倾向。红色高棉的做法，却是将后一种倾向极端化到了荒谬的地步。
然而，这一种倾向，也是潜伏在中共领导的农民运动中的，而且是越到后来越明显。中共“建国”的原动力是土地革命。人民政府在大规模地重新划分土地之后，就将农村中的贫富悬殊平均，并且将土地平均地分配到了小农手中。其结果，当然是增加了孤立的小生产单元的数量，但是同时也为未来农村中阶层的重新分化，以及农村中自发的资本主义势力铺路。因此，为了维持平均状态，过了不久，人民政府就推动“人民公社化”的运动。
这个集体化的运动本来是由分到合的，因此在理论上应当终结小农经济的分散状态。事实上，对在“五四”启蒙运动中出身的中共领导者来说，团结民众、振兴中华才是他们原本的主观愿望。当时，毛泽东本人就有“中国民众的大联合”的构想。然而，历史性文化的“深层结构”却最终是一个更为强韧的力量，它可以使任何主观的意图产生意想不到的扭曲。它既然能够使“不断革命”变成“天下大乱”，自然也可以使“公社化”运动蜕变为“小国寡民”的倾向。
农民问题，是一个使任何设想现代化的大陆型落后国家都感到棘手的问题。苏联的建立，虽然非经由农民战争，但是苏维埃政权继承的也是一个建筑在农民经济之上的专制主义国家机器。在帝俄时代，农民的身份是被绑在土地之上的农奴，他们必须替贵族的大庄园服劳役。十月革命期间，农民分得了土地，因此更形成如汪洋大海一般的小农经济，过了不久也出现阶层分化与资本主义化的倾向。这种新兴的社会力量，形成了对专制主义国家的威胁。因此，不久，苏维埃政权就用“集体化”的方式将这种分化平均。这个措施，一方面铲除了社会对国家的威胁，另一方面将发展经济的功能从社会的手中攫出，而将它专利化于国家的掌握中，亦即是由国家集中地去榨取农民的剩余劳动，以便获得资金去发展重工业。这种由城市的征服者居高临下地榨取农村的做法，倒有一点儿像蒙古征服者对被征服民抽取“贡赋”与“力役”。所不同的是：后者是为了维系征服者的国家机器，前者除了这个目的之外，还要发展大工业生产。因此，苏联国家的发展道路，可以说是“用成吉思汗的方式建设社会主义”。
在这种安排下，农民被组织在一个个分散的“集体农场”和“国家农场”中，头顶上则压着庞大的国家机器。在这种分散而又被控制的情形中，农民又重新沦入农奴化的地位。因为，在斯大林时代，城市的居民要流动，就必须先获得内部通行证，至于农村的居民则是连通行证也不发给的，因此就根本被绑死在土地上，而且变成了“二等公民”的身份。至于国家对这些分散单位的控制，则是通过拖拉机站进行的。
苏联的模式完全是由城市压倒农村，而且迷信重工业与机械化，因此国家才会用拖拉机站去控制各个分散的“集体农场”和“国家农场”。中国的革命却是由“农村包围城市”去完成的，因此比较信任农民的自发性，而且倾向于将他们的手工作业的方式神话化——事实上，农民确曾以游击战的方式击败过现代化武装部队。因此，在“公社化”的过程中，遂强调农民用手工业的方式搞“自力更生”。
“公社”的理想就是政社合一，在工农兵学商各方面都可以“自给自足”，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而且，与苏联大量榨取农村生产剩余去搞重工业的方式不同，“公社化”的路线是将群众组织起来，调动他们的干劲，用手工作业的方式去改造山河。手工作业的方式加上冲天的干劲，曾经使农民游击队用“心”的力量战胜“物”的力量，因此遂被认为可以移用到经济发展的头上来。这种诉诸“人心”与“民气”而鄙薄“器械”的倾向，是中国文化“深层结构”的一个表现，也是中国农民式“社会主义”的一个特色。
至于这些自给自足的单位，当时则由全国统一的党组织将它们串在一起的。因此，亦足以说明“大一统”与“小国寡民”的相辅相成性。不过，在“文革”期间，“小国寡民”的倾向却是被加强了。在当时，不只是统一的党组织有被砸烂的趋势，而且，在“割资本主义的尾巴”的极左路线下，促进人们流通的市场活动也大半受到压抑。此外，在中苏分裂以后处于极端孤立状态下的中国，也有将“自力更生”的原则加以夸大的趋势。然而，当时的中国人不只对外如此，还鼓励每一个地方单位也如此做——并且还认为这是对死里求生的“延安精神”的重新恢复。结果，在农村中就几乎恢复到了半自然经济状态。每一个农村单位在互不往来的情形下，甚至还发生自己再去发明一遍邻近单位已经改良了的技术的现象。
80年代初，则又恢复到了“包产到户”，虽然市场活动增加了，但小生产地盘则呈更支离破碎的状态。
这是中国农村中情形的一斑，现在让我们看看城市中的情形。
例如，在我当时居住的那一所大学中，就有“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现象。校园中有一间外文期刊的阅览室，一般学生是不能进去的，只有教师与外国人可以进去。它的旁边刚好是某一系的办公室与图书室，内中也有相同的外文期刊。有一位两处都参观过的美国学生对该系说：“你们国家的外汇控制不是很紧张吗？既然隔壁有，为什么还重复订阅呢？”对方却表示出困惑的神情，说他并不知道该阅览室的存在。
这种外汇紧张的问题被“小国寡民”倾向加以恶化的现象，也出现在国营的企业中。当时一位到大陆做生意的友人告诉我：在香港只需要四部套色机就可以解决全港彩色印刷的问题，然而，在彩色印刷量比香港少得多的上海市，却从国外购入了十五部。因为每一个印刷单位都用自己的外汇自置一部，每一个月只用很短的一段期间，而宁愿让它停在那里，也不让别的单位去使用它。在大陆，这一类的服务并不是能够从流通的市场上购得的，而是必须自备的。当时，每一个国营企业在体制和预算方面都是自成一体的，与别的单位互不相干。这就使每一个单位都搞“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除了自备后勤单位之外，还多半自营招待外客的宿舍。这固然是当时国有化体制本身存在的问题，然而，这似乎也十分能够符合具有“小国寡民”倾向的文化逃避现代生活的要求。因此，此即谓“全民所有制”。
单位之间的互不往来，也反映在如下一件事中。我初到大陆某大学时，曾经去校内邮政局购买国际邮简，答复是没有。这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该校在近两年来才接待留学生，这种要求刚出现。但是令我困惑的是该局的服务员说：“我们国家是没有这种东西的。”开始时我还半信半疑，后来却在学校大门对面的邮政局中购得，相差只是几步路之遥而已。
另外，即使同一单位内部，也有“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情形。有一次，我们在内地的一个大城市的宾馆中找喝咖啡的地方。正对大门入口处有一间，但是不在营业。正在打扫的服务员对我说要到晚上某时刻才开放。我们想知道在该建筑物之内是否还有另一喝咖啡处，她们回答说没有了，只此一间。结果，我们却在另外一翼的二楼发现了一间正在营业的咖啡室。
诸如此类的事情很多。然而，令人惊异的是：大学生在校内的社交生活也出现“小国寡民”的现象。我发现：不同系的学生是从不往来的，同一系中的也只有同届的才有些往来，因此，他们常用“七七级”“七八级”“七九级”这一类的名称。国内学生住舍的制度是只将同系同届同性的学生放在一间寝室中，因此还有更为极端的例子是：不同寝室的互不往来。
我当初也曾怀疑，可能是在大学生中较易倾向于出现这种情形，后来有机会与工人谈话，得出的答案也是：“我们只跟与自己同一车间的人有来往。”我问：“你们不是在一间大食堂中共同进餐吗？在那种场合中，不是也有机会去认识其他的人吗？”得到的答复却是：“如果本来是不认得的人，你无缘无故地跑过他们那一桌去搭讪，人家还以为你是发疯哩！”
因此，在大陆，社交的圈子是很窄的。每一个人的小圈子，一般说来只包括家属以及同一个小单位工作的人。
“文革”是从上而下组织的一次内动，而发动的方式是“串联”，亦即是将原本分散的东西“串”起来，“联”起来。当上面要将“文革”的乱局消弭时，就下了“回本单位闹革命”的指令，结果就将局面稳住了。
显然，中国社会无力做自我组织，而必须由国家去组织。“五四”涌现的革命的一代虽然有“中国民众的大联合”的构想，然而，后来由中共设立的群众组织都是国家的延伸。
2．壁垒森严
中国可能是世界史上唯一如此的人类社群，即除了用一道长城将自己与外界隔绝之外，还把所有大小的城镇都用城墙围起来的。西欧的封建时代并非如此，盘踞在城郊的封建领主的堡寨是有围墙的，至于城市，有些是有墙的，有些则没有。现代之前的日本也如是——在平安朝时代，甚至连首都平安京也是不设防的。
在传统中国，则不只是大小城镇都有围墙，有时连乡村也有土墙。在一个讲“和合”的“大一统”天下中，出现这种现象，在表面上似乎是令人费解的。然而，我们不该忘记：在中国这个“礼义之邦”里，“枪杆子”里出政权却是唯一致天下于“大治”的渠道。
而且，中国人是喜欢划圈子的。这种偏好，似乎已经被“中国”这两个字所决定。在周代，每一个封国都是用城墙将自己圈起来的独立山头。从字形本身来说，“國”就是在一个圈内用“干戈”镇守住一批“人口”。在春秋时代，每一个被圈住的范围内部都被称作为“中国”，以别于“四鄙”。因此，当中国人终于统一了天下，并将整个天下都当作是一个大的“中国”去面对外在的世界时，就不期然地筑起了万里长城，以别于“四夷”。这种“锁国心态”，既可以表现在国际关系中，当然也会具体而微地表现在小单位之中。事实上，前一种情形可能还是后一种情形的延伸呢！
这种现象，与中国人按“层次”去“做人”的倾向，也有密切的关联。按“层次”去“做人”，当然是讲究“内外有别”的。这“内外有别”的“文法”，应用到外国人身上就演绎为“夷夏之防”。但是，这个“夷夏之防”的原则，只是整条“文法”的一个表现方面。对同胞来说，中国人也是将这条“文法”做“吾道一以贯之”的应用的。因此，在中国人之间，也是划圈圈，拉山头，搞“党同伐异”。
这个由亲及疏的“层次”，如果一步步往回归纳，就最终必定会达到一个“私心”——这个“私心”甚至可以做到不识大体、不顾大局的地步。这个“私心”与“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作风是不冲突的，甚至可以说是“有无相生”的，就如同搞“分裂”与搞“团结”在中国人来说是相生相克的一般。因此，“人我界限不明朗”的中国人格，虽然是讲究“和合”的，是主张我之中有你、你之中也有我的，却会同时出现“城府很深”，以及“防人之心不可无”的倾向。
明乎此，就可以了解在大一统“和合”的大伞底下，中国人彼此之间壁垒森严的现象。
当年我在大陆时常碰到这种情形：如果打电话给一个单位，对方往往并不给你通报，反而先盘问你是谁。如果中国人打电话给外国留学生，有时传呼的门房谎称不在，或正在睡午觉。碰到中国人来找留学生，那就会被更没有礼貌地盘问：“你是谁？”“你来干什么？”“严夷夏之防”固然是政策所定，然而做到如此露骨的地步，恐怕是出于执行者的文化本能而不是出自上面的规定。
事实上，中国人即使在本国之间也在搞“壁垒森严”。例如，大陆图书馆都有封锁资料的习惯，亦即是将馆藏的罕有图书和档案化为私有之物。这些公家的资料一旦在被“独食”之后，另一个公家单位（例如大学或研究所）即使是为了公务（例如编写党史）也难动用分毫。这个“独食”的情形，甚至还存在于一个单位内部。例如，在我居留的那所大学内，具有总图书馆编号的书籍，一旦被调入各系图书室之后，其他的人就不再有权去使用。
因此，大陆虽然实施“全民所有制”，但是，每一个国营单位却像“神圣罗马帝国”内部众多的“帝国骑士领”一般，都是采取对外封闭的态度。每一个单位的大门都是一道关卡。因此，想进入任何单位，都要出示证件，填写自己的姓名、被访者的姓名、访问事由、到达时间和离开时间，访问单在出大门之前必须由被访者签名。这是一套制度，虽然执行的松紧各地不同，也因人而异。
在我居留的那一所大学中，进出时也都要来这一套。内部的人每天出入当然并不需要填单，但是必须戴上校徽和出示证件。有一些留学生已经在校内住了一二年，门房认得出，就免了这一套。但是，有时明明看到是金头发的，在进出时还是出于本能地例行手续，要求检查身份。结果，就与那些不习惯于这种制度的西方人，常常发生冲突。
然而，当时看到的情形，已经比前几年松懈得多了。在“文革”后期，官方报纸甚至有鼓励每一个居户在大院对外戒严的——例如，发动已经退了休的老妇人整天对着入口处侦察，看是否有“敌人”潜入，并称这是提高对“阶级斗争”的警惕性云云。
中国人这种“壁垒森严”的倾向，与“和合”的倾向是完全相辅相成的。因为，只有在尖锐地突出了谁是“外人”的同时，才能够深刻地圈出谁是自己人。于是，卡住了不给陌生人的东西，才可以用来对自己人“做人情”。只有如此，才显得“亲疏有别”。因此，只要认识熟人或者有特殊的介绍，对方就不只会让你获得对其他人是封锁的事物，甚至可以为你做出亏损公家的事情。因此，大门是“壁垒森严”的，“后门”却可以是畅行无阻的——只要你有办法。
3．各自为政
一位到大陆留学的日本女学生说：“从地域上来说，中国是一个大国，比我们日本大很多倍，但是，在实质上，却有无数多个小中国存在。”
中国人虽然强调“统一思想”，但当时我在大陆一年观察所得的结论是：除了官方意义的思想统一，以及因“平均主义”造成的衣着统一之外，则几乎是任何措施都是不统一的。
大家都知道，中央可以颁布政令，而地方上则可以修改这些政令，并且还美其名曰“土政策”。这类“土政策”往往甚至可以破坏法律。例如，婚姻法规定合法结婚的年龄是十八岁，但是每一个地方都可以随便将这个限制提高十年八年。
我在大陆各地旅行投宿时，就发觉：中央虽然规定有划一的价格表，各地的旅馆在执行的时候，却产生了变化。有一次，我和一位美国人、两位日本人一起旅行，到了一个边疆省份的城市，投宿时发觉留学生住旅馆的优待已经取消，因此从六元升为十五元，我是港澳身份，只付九元，其他的三位就受到影响。两位日本人采取“和为贵”的态度，不欲计较。那位美国人却力争，旅馆当局遂拿出财政部和教育部的公文给他看。然而，虽然是明文规定的，结果还是在讨价还价之下，大家都只收九元。但是，我们到了同一省的另一个城市投宿时，却不见有提起中央指令之事，大家都收九元。到了另一省后，却发觉在那里仍然是照留学生优待收费。
我们乘火车旅行，也碰到类似情形。外国人乘火车，一般来说是加倍收费，港澳同胞照本地人的价格，至于留学生的身份，也有这项优待这种按。“等级”与亲疏的“层次”来评定一个人“身价”的做法一，是中国人的贯作风，因此虽然感觉上有一点儿怪，但是只要习惯了就可以适应——问题只在于执行起来是否有一贯性。然而，上述那种优待留学生的政策虽然已经实行了几年但是有一，，次居然也碰到不知道这项规定的列车，看到了外国面孔就硬要照外宾标准收取这些留学生的车费。结果，自然也引起了争执，但列车长也是十分认真地捧出了条文来作为依据后来虽然把他说服了去做。“违章”的事，然而，为什么这部条文与别的不同，却是一个到如今也猜不透的谜。
上列之事，固然都是一些小事，但也足以反映出一种倾向，那就是“各自为政”。这种倾向并不一定是抗拒中央的行为。有些是各自根据自己对“中央精神”的体会去施政。
这类“各自为政”的情形，也可能是上下交通渠道失灵的表现。有些情形则可能是地方对中央规定做出弹性的修改。自然也会有“阳奉阴违”，自己另搞一套的嫌疑。
然而，这种倾向也可以升级成为更严重的事件。例如，在中日甲午战争时，中国以一个庞大帝国的身份败于小小的日本，归根结底，是因为只有一支北洋舰队与日本作战，帝国的其他部分多半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当时广东的南洋舰队在事前曾派有“广甲”“广乙”二舰陪同北洋舰队演习，在战争中被日方俘虏了，广东方面却跑去向日本人要求取回，说是这场战争与广东无关。
此外，辛亥革命爆发时，曾出现各省纷纷向中央宣布“独立”的怪现象。
事实上，孙中山说中国人是“一盘散沙”——这个比喻是更为形象地说明了中国人的这一个特色。
[1] 《老子·淳风第十七》。
[2] 《老子·独立第八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