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天下大治”与“天下大乱”的关系

在一个仅强调整体的“团结”，而罔顾个体与局部利益的文化中，人与人的抗争是不能表面化的——它只能仍然以“团结”的面貌出现——一旦表面化，就会闹至不可收拾的局面。

因此，两千多年来，中国人虽然维持“天下定于一”的局面，却亦周期性地出现“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规律。在传统时代，“天下大乱”就是皇朝解体的结果，其表现形式则为农民战争、军阀割据、外族入侵，或三者兼而有之。

在进入了现代世局以后，中国政治文化的“治”“乱”关系的“文法”规则仍然完整地发挥作用，只是换了一个形式。由清朝覆亡至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就是一段皇朝解体的时期。在这样的一个时期中，除了传统式的“人心思治”之外，中国人还多了一个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愿望。能够完成这项任务的中共，则采取了组织农民战争、武装割据以及利用外敌入侵来发动国民等方法。

因此，除了民族国家与民族意识是新事物之外，中共的建国，基本上符合了“从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的“文法”规则。然而，中国的政治文化，虽然在建国过程中发挥过促成万众一心的团结力量，但如果革命必须不断进行下去，迟早必定会革到这个文化的头上。在这个意义上，“文革”是名副其实的“文化革命”构想——它有意地鼓动幼辈反抗长辈，下级斗上级，老百姓造官吏的反，冀图将没有棱角的“中庸”人格改造成“头上长角，身上带刺”，并且试图以“一分为二”的方式将一个重“和合性”的社会划分成两大对立阵营。

中共党内的极左派，虽然想用阶级斗争论来改变中国的政治文化，却始终未能将冲突与对抗常轨化，反而不免陷入“天下大乱”的窠臼中。“天下大乱”，只是中国政治文化中“天下大治”常态的一个完全颠倒，并非是一个新的事物。“文革”之新，只在于发动与进行的形式——它并不是老百姓逆来顺受到了极限时迸发的，而是由中央发动，并且又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大规模在城市中进行的。

在中国政治文化中，任何“天下大乱”都具有冲垮统治集团的作用，例如皇朝解体时的农民战争即具有如此功能。在建国时期，还运用党去组织农民战争，到了“文革”，遂不得不有意无意地诉诸更纯粹的“天下大乱”方式。

于是，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论，在通过中国政治文化的变压器后，亦发生了变化。因为，“天下大乱”与“天下大治”一般，同样是没有跳出传统政治行为模式这个如来佛的手掌。从建国到“文革”终了这段期间内，大陆史学界曾经无条件地歌颂皇朝解体时期的农民战争，并套用近代西方阶级斗争史的公式，认为它是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动力。农民战争的正义性自然必须肯定，但是，农民战争在平均一切不平之外，并不能建立一个新的生产方式，而只能让旧的生产方式延续下去——这个事实，我们也必须承认。而且，既然民怨积压已久，每一次大乱都造成物质上的大破坏以及极端恶性的行为——关于这一点，从前的大陆史学界也是不提的。事实上，这类破坏与行为，在“文革”中却不幸大量地出现，因此，它看起来似乎比任何由现代革命组织发动的起义都要来得壮观，但是破坏的无理性，对人折磨的残酷，却是中古式的。

在毛泽东去世后，中共中央拨乱反正，公开提出：把“从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当作一个“纲”去抓，用“同心同德”的方式去重建建国初期“上下一心”的局面。然而，今日的“安定团结”并不具有建国初期的锐势，它更为接近传统的“天下大治”——亦即要求不乱。

至于台湾，则三十多年来大致上维持了一个表面“安定”的局面。这固然可归于民生问题的解决，但是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中国老百姓的驯良。只要把台湾与美利坚帝国卫星体系内其他附庸比较一下，就会发现前者的局势安定得多。一般中南美洲的独裁政权，皆必须借赤裸裸的暴力维持统治，而不能借助任何“和为贵”的文化心理，因此，其内部多处于恒久内战的状态。

然而，中国人纵使有逆来顺受的“美德”，积压久了，也总要爆发，因此，三十多年来的台湾也出现过四次暴动，如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1956年的“刘自然事件”、1977年的“中坜事件”，以及1979年的“高雄事件”。

此外，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天下大乱”的概念仍萦回于某些持歧见的知识分子的脑海中。例如，《大学杂志》的言论就用这个可能性去恐吓当权者，要求他们快作从上而下的改革。后来的地方主义者就一直继承着这种论调。这类恐吓，实显出恐吓者的改良主义本质，因为，他们的作风基本上与“为民请命”的传统士大夫相若——后者师法的是孟子，亦即是用民变来恐吓人君，要求他施行“仁政”。

在蒋经国时代晚期，台湾已出现反对党，也局部开放议会政治。但是，中国人“天下大乱”的形态，仍反映在“国会”里常表演“全武行”这一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