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土”与“洋”的关系

自从进入了“现代”以后，在中国社会文化体内就出现了“土”与“洋”这两种因素的并列。“土”是指大陆型的本土文化，“洋”在狭义方面指海洋型的西洋文化。在泛义方面则包括所有外来的影响（例如：苏联）。“土”与“洋”的关系就是指这两种因素的交糅组合关系。

这个交糅组合是至为复杂的，并不如西化论者认为凡是“洋”的就是针对“土”的那么简单。笔者在下文中将指出：有些“洋”因素是侵蚀“土”因素的，有的则借“土”因素发挥作用，更有些反而倾向于将“土”因素加强。

笔者的看法也不同于马列主义者。后者倾向于把本土文化当作是人类社会共有的“封建”阶段，把反“封建”的因素也当作是人类社会必经的资本主义阶段以及它的后继者——社会主义，因此，也是很简单地把这两个对立面之间看成是一种断裂。当马列主义被本土化后，亦曾出现肯定传统农民战争的看法，亦即是将外国的进步因素嫁接在本土的“人民传统”之上。然而，总的来说，仍然是一种单线进化的看法，亦即是将凡属“人民的”都当作是“进步的”，勇往直前的。

笔者则觉得历史没有那么简单，而是认为：外来的冲击固然推动了“革命”，这个“革命”却必须透过本土文化的“深层结构”这个变压器去进行，而同一个结构，在某一个时刻是有利于“革命”的，到了另一个场合底下，却变成了阻碍。因此，什么是“进步的”，什么是“倒退的”，就很难说，这两面往往共同存在于一个现象中。我们凡事都得做出具体的判断，不能简单化地将之归类。

“土”与“洋”的关系是至为错综复杂的。例如，当西方文化侵入以后，在中国出现了信奉基督教的太平天国运动，与之对抗的则是拥护清廷的曾国藩等人。表面上看来，前者应该是“洋派”，后者应该是“土派”。然而，太平天国却是继承了农民战争的“太平”传统，并且用神权的因素加强了中国的专制主义传统（例如将君主由“天子”升等为“天弟”）。至于曾国藩等人，虽然保卫传统的帝制，并且打着“维护纲常名教”之名，却同时勾结外国人消灭太平军，此后又变成从事“自强运动”的洋务派。

马列主义也是一种“洋”的因素。它进入了中国后，使中国的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革，但在另一方面也与“土”的因素合流，并且还有使之强化的倾向。

1．从“五四”到30年代

马克思主义虽然很早就传入中国，但是真正引起广大的注意则是在“十月革命”以后，此时也正值“新文化运动”期间。“新文化运动”是一个全盘西化的运动，提出了“科学”与“民主”等概念，以及个性解放的要求——这些因素显然是与传统文化对立的——至于当时的马列主义也是这股西化思潮的一部分。

在“五四运动”以后，马列主义逐渐在中国思想界占上风。表面上看来，它势将会造成与传统更为激烈的断裂，因为，它比西方的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更为“革命”，同时也是一种更为彻底的唯物论与无神论。

的确，当马列主义被落实到行动的层次上时，就出现了巨大的社会革命。我们不能否认：从“五四”到30年代，中国社会经历了更为深刻的革命化过程。

然而，这个阶段亦成就了“马列主义的中国化”。没有这一道程序，马列主义就不能在中国社会中发生作用，自然更谈不上使社会经历深刻的革命化过程。

在“‘团结’与‘斗争’的关系”一节中，我们已经指出：从20年代末到30年代末，中共的革命策略从“对抗”改变为运用“团结”的方式去进行斗争，并且，将浪漫式的个人表现加以收敛，另以“勤学、勤业、交朋友”的面貌出现。后者是典型的中国人“做人”方式，亦即是：在社会面前，不好自我表现，用认真严肃、工作上勤奋过人来赢取别人的好印象，同时善于团结人。

与此相适应的就是将生活中性爱因素重新加以压抑。本来，“新文化运动”以后，在“反封建”的左翼知识分子之间，对性爱已经存在着一种比较健康的看法，亦即认为它是作为“人”的一个正常条件。因此，在一些“左”倾文人（例如丁玲、茅盾）的作品中，也出现对性爱的描写。这个倾向，在30年代中期以后，就整个地被压抑掉，并且还被判为“小资产阶级”的表现。这无疑是“革命”对泛道德主义文化的一个妥协，因此，并不意味着一个进步，而是一种倒退。

因为，磨掉个性棱角的“做人”方式，泛道德主义的无“性”倾向，本来都是“五四”时代视为“封建”而反对之事物。

2．中共党内的“土派”与“洋派”

毫无疑问，建国以后曾经进行的“不断革命”乃是世界马列主义运动史上，唯一的在夺得了政权后还以“阶级斗争”为历史的动力，把社会发动起来，探求使国家机器消亡之路的个例。针对中国社会自身来说，也许它希望用一个动态的“目的”，去推动中国这个两千年来一潭死水的“超稳定形态”，去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

这个“不断革命”是由中共党内的“土派”去推动的。马列主义在中国之大盛，乃承接“五四”期间西化的浪潮。然而，在由共产国际指挥的一段时间，中共的革命活动却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到失败。因此，到了30年代中期，由莫斯科派回来的“洋派”就开始失势，党的领导权终于归于长征途中以毛泽东为首的“土派”，后来的革命实践证明可以用人民战争“小米加步枪”去击败国民党军队的“飞机大炮”。

因此，这种建筑在“人心”和“民气”之上的“土派”的精神既然变成了中国革命的灵魂，遂就变成了建国以后“不断革命”的推动力，并逐渐导致“东风压倒西风”的倾向。在第一个苏式五年计划完成以后，中共党内由毛泽东代表的一派就想用“土法”去进行向共产主义千年王国的“飞跃”。

这股气势虽然磅礴，但是却不可避免地在社会、经济各方面制造了“乱套”现象。因此，党内“洋派”——一些留过洋的，不想背离经济规律的领导就出来抵制这股狂势，路线分歧逐渐演变至党内斗争。于是，向共产主义千年王国的“飞跃”遂表现为善恶二元、光明与黑暗的对阵。

毫无疑问，这场“革命”造成了大倒退，而且是“越革命越倒退”，甚至可以说，在“文革”十年内，几千年来诸般的历史形态，就如同透过加速器一般，以最浓缩也是最尖锐的方式集中表现一遍。首先，社会的动员挑起了“天下大乱”的局面。其次，几千年来“杀尽不平方太平”的平均主义倾向，以前所未有的态势，落到全国各个层次上。此外，就是《尚书》中太阳神式的“圣王”理想，以最纯粹的形象具体化，出现以“圣人之言”治国的局面。于是，“绝圣弃智”“国强民弱”被发挥到了史无前例的最高峰。

因此，“文革”是中国文化“深层结构”走向全面胜利的年代。

3．台湾的“土”与“洋”之争

“土”与“洋”因素之交糅组合、进步与倒退倾向的并存，在30年来的台湾思想界中亦曾出现。从50年代末至70年代末这一段时期，台湾思想界的变迁，基本上很像大陆从“五四”到30年代这一段过程。

50年代末《自由中国》杂志向政府提出民主的要求，60年代上半期由“全盘西化论”者挑起的“中西文化论战”，可以说是“五四”前后“新文化运动”的翻版——事实上，当时的台湾西化论者有意地重提“科学”与“民主”等口号。与“新文化运动”的时代意义一般，西化派在当时具有进步性，那时只有他们向保守的、传统主义的国民党权力结构提出了挑战。

在“五四”时代，与西化派打对台的是传统派；在60年代，与西化论者抗衡的则是民族主义派。当时，后者从“台湾代表真正中国”的立场出发，打着“反共抗俄”这个“整体利益”的大纛，向西化论者扣帽子，认为后者要求个体自由是为了颠覆“反共基地”，因此有共产党的嫌疑，此外，又怒斥他们为“洋奴买办”，犯了勾结美国人的罪行——当时的西化论者确实有援引美国人之举，希望后者向国民党施压，实行民主。这两条“里通外国”的罪名其实是一条，因为在传统派心目中，美国已经被共产党渗透，而自由主义不过是共产主义的外衣。因此，民族主义派打出了“反赤白二色帝国主义”的旗号（上述这一段，只是就两派的时代意义所做的一个大致性的概括，并未能顾到个体的差别性，例如，西化派也有反扣“红帽子”的情形。互扣帽子在中国式政治里是无可避免之事）。

70年代的台湾民主运动中存在着两条路线，一条偏向“乡土”精神，另一条则偏向西化。如果只就民间反对派的“阶级立场”去作分析，就会发现乡土派偏重工农利益，西化派则代表土生的新兴资产阶级。但是，问题却并没有那么简单，因为走西化路线的民间反对派与国民党权力结构内的“洋派”有相通之处，而民间的“乡土派”却与60年代的民族主义派合流——后者与国民党权力结构内的“土派”（军、警、特）扯上一点儿背景上的关系，但大致上是一股在野的思想势力。

民间的“洋派”之社会基础是新兴中小企业，以及代表此一社会阶层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既然台湾的新兴中小企业主要是抓在台省籍人手中，因此，民间的“洋派”具有浓厚的地方主义色彩。他们对大陆统一台湾的前景自然怀有恐惧。该派的理论家就将中国分为“大陆中国”与“海洋中国”，认为“台湾千年来所建立的文化已经属于海洋中国的文化”。言下之意，就是要独立。

因此，在“保台”方面，地方主义的民间“洋派”，与70年代初丧失了联合国席位后的国民党立场，基本相同。在70年代以前，国民党还以“大中国”的正统自居。但是，在进入了70年代以后，就越来越不敢谈民族主义，因为谈到它，必定会引到“中国统一”的问题。国民党本身的这种演变，恰好也与党内“洋派”权力比重升长的情形并行发生。

在进入了70年代以后，台湾的资本主义发展已经比以前更深化，现代的专业主义也已经生根，而且第一批官僚子弟的新生代也开始从美国学成归来“接棒子”。因此，在蒋经国的新权力结构底下，虽然军方与特务仍掌握在“土派”手里，“洋派”在经济权与行政权方面却占压倒性的优势，至于教育权，则早在国民党处于大陆时代就已经掌握在留美派手中。

民间的乡土派既代表工农利益，站在赞成“统一”的立场，又具有反帝的意向，其对立面是既丧失民族立场，又代表资产阶级利益，因此，如果纯粹从“阶级立场”去分析，就会得出“土”是进步的、“洋”是反动的结论，亦即是与60年代的阵势完全颠倒。

然而，70年代“乡土派”的几位主要干将，却又是60年代反对政府的“西化论者”。在进入了70年代以后，他们变得更“左”，因此就转到工农的立场上来。这种情形，基本上酷似从“五四”到30年代，由于社会革命的深化，激进的西化派转化为马列主义者的过程。唯一不像的地方是：在30年代初期，中国的左派仍然是国际主义者；只有到了30年代末，才转到“民族团结”的方向上来。至于70年代的台湾“乡土派”，向左转却同时是转向民族主义。差异的原因在于：前者在开始时以苏联为认同对象，后者一开始就认同“社会主义新中国”。

于是，“乡土派”甫出现，就与国民党在野的“土派”——民族主义派——合流。因此，令后者很骄傲的一点是：自己的观点基本上未变，原先的论敌却转到自己这一方来。

的确，同一个民族主义称，在60年代扮演“反派”的角色，到了70年代却具有“进步”的色彩。部分的原因是由于：在国民党公然放弃“民族主义”招牌的情形下，该派却仍然在提倡“大中国主义”，因此，令人勾起“统一”的联想；当时，国民党也已经放弃“抗俄”的口号，并且为了对抗北京而不放弃“与魔鬼握手”的可能性，但是，民族主义派却仍然坚持“反共抗俄”的立场，结果就与北京的反苏政策相呼应；此外，像“反赤白二色帝国主义”的口号，在客观意义上也与北京的“反两霸”相吻合。

另一个原因是：在60年代，民族主义派打击的对象偏重民间的西方反对派；到了70年代，他们的矛盾已经隐约地偏向当权的“洋派”。这个转变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在60年代“中西文化论战”期间，民族主义派曾有这样的怀疑：民间西化派之所以如此嚣张，乃国民党权力顶峰内部反蒋人士“广开言路”的结果，这些人为了倒蒋，遂越级勾搭美国人，调动党内的“洋派”，发动民间的不满情绪。国民党内“土”与“洋”之争并没有表面化为政治冲突，只有这些在野的“土派”与民间的西化派拼个你死我活而已。

然而，到了70年代，小蒋上台后，当权派内“洋”的比重反而越来越强，资本主义与现代专业主义也越来越发展，造成社会更大的分化，“纯朴民风”的进一步侵蚀，以及罔顾“民族大义”的“价值中立”更加泛滥——这一切都是民族主义派看不顺眼的。

因此，在70年代，民族主义派与“乡土派”一般，共同憎恨的对象是当权的西化买办分子，对民主运动内部的西化派却反而采取较同情的态度。“乡土派”与民族主义派的结阵，即明显地表现在70年代末期“乡土文学论战”中《夏潮》与《中华》这两个刊物的统一战线之上。它们一“华”一“夏”，揭橥的都是“大中国主义”的立场，而视“西化买办”为共同之敌。

“乡土文学论战”与30年代左、中、右三派的论战也有近似之处。30年代的大陆，左翼文艺勃兴，当时自称“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五四”时代具有革命性的西化派文艺，到了此时却成为温和中间派，而左翼文人则视之为“买办文学”。在30年代，除了这两派之外，还有国民党御用文人提倡的“民族主义文学”，以“反共抗俄”为主旨。结果，就出现了这样的局面：左翼文人视“买办文学”与“民族主义文学”为一丘之貉，两者一起打。

但是，70年代台湾的“乡土文学论战”，在形式上反而出现工农派文学与民族主义派结合，共同打击西化派的买办文人。究其原因，是因为在30年代初期，中共党内走的仍然是国际主义路线，因此“民族主义”的旗号就为国民党所有。中国在思想战线上的这个偏差，后来就以“国防文学”口号的提出加以纠正——在这个时候，“马列主义中国化”已经在进行中，最后终于使中共掌握到“民族主义”这个因素。至于70年代的国民党，一方面受到保钓运动“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打击，另一方面因失去联合国席位而遭到削弱，因此官方视“民族主义”如蛇蝎，“民族主义”已经完全掌握在民间“乡土派”手中。

然而，这两个过程除了历史背景所造成的差异性之外，却也透露出一个共同的规律性：外来的东西，如果是中国人最缺乏也最需要的“个体化”，在开始时可能会十分打动中国人的心，但是总会趁一个最早的时机将它扬弃掉；如果是比较迎合中国人口味的主义，就会让它生根，并且将之改装，倒过头来去排斥“个体化”；如果是本土的事物，即使在开始时是极“右”的，迟早都可以变成“左”的。

的确，“乡土派”与民族主义派的互相渗透，产生了如下的状态：“乡土派”无疑更倾向于工农，并用马列主义架构分析问题。民族主义派也有同情农民者，但在内容方面较接近战前德国和日本右翼运动中的乡土本位思想。虽然如此，两派的“社会主义”都具有浓厚的传统“平均主义”色彩。两者都反对帝国主义——“乡土派”倾向于用马列主义架构去对待这个问题，民族主义派则较倾向于种族主义情绪，但是两者都必须调动社会上排外主义的因素，亦即是诉诸群众落后的一面。两者都反对资本主义——“乡土派”的出发点是马列主义与“平均主义”，民族主义派的立场则包括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平均主义”，以及国家资本主义（甚至有将“民生主义”与国民党搞的国家资本主义等同者，因此，就有点儿近似30年代蓝衣社提倡的“社会主义”）。此外，无论是“乡土派”或民族主义派都诉诸中国人的泛道德主义，亦即是说：纵使他们在自己的心中或行为上不排除“性”的因素，却在社会观众面前将“买办文艺”中有关“性”的描写说成是“色情”因素，并加以攻击，因此，也是调动了群众的落后性。此外，他们抨击某些留美归国学人为“社会公害”（“公害”在台湾是“污染”的意思，因此，也就是“精神污染”），虽然这些人中也有非善类——例如：乱扣小红帽子，想借国民党的刀杀人的那种人——却也不知不觉地诉诸了社会上针对留美学人的平均主义心态，只差没有酿成大陆上“文革”时出现的那种广泛迫害的巨灾。

笔者对“乡土派”的这种分析，丝毫没有贬损他们的意思，只是在肯定他们对民主运动、统一运动、社会运动的贡献之余，指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如何地渗入了甚至是最“进步”的运动中。

的确，在中国这个“和合性”文化中，任何搞政治的，要想“不脱离群众”的话，就必须诉诸落后的因素，例如权威主义、平均主义、泛道德主义、“非性化”倾向、“类型化”倾向、锁国心态，以及左右不分的“爱国主义”，等等。任何“左派”，如果不将这些因素内在化的话，就根本不可能在群众中生根，而只能变成“托派”或其他什么的（自然通通可以“类型化”为“托派”）。

笔者实无意深责中国式的“左派”，只是想说明中国文化“深层结构”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事实上，在接触了“现代”世界以后，中国文化体内产生的“土派”的确是一个可“左”可“右”、忽“左”忽“右”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