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在找妈：中国文化的实质

在传统文化和集体主义的双重压制下，中国人多被抹杀了个体性，个人往往依傍于一个共同体结构，如家庭结构或社会结构，而这会形成你我不分的共生关系。在古代，个体性不被强调，虽然我们讲修行，但修行的一个诀窍是，主动抹杀自己的个体性。

在现代中国，我们也融入到了全球化的洪流中，自然而然地，开始强调个性化与自由，但是，集体主义，仍是我们的文化基因，而这个基因，尚未被深刻地分析。作为本土的、有精神分析取向的心理咨询师，去分析我们文化中个体与集体的意识与潜意识，成了我的一种本能。

很多人会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多抹杀人的个体性，而与此同时，标榜个人主义的美国也存在某些问题，比如可能导致“自恋”泛滥。所以，甚至有说法称，中国文化是治疗个人主义的良药，孝道可以拯救全世界。

的确，美国强调个人主义，这会导致一些问题，但这并不是一个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问题。美国的个人主义的解药，绝非集体主义，相反，恰恰是他们的个人主义还不够。

还不够的意思是，还没有达到“完善的个人”的目标，还没有自我实现，也未成为他自己。并且，个人主义有超越界的精神在，个人是对上帝负责的，直接与上帝对话，而非自我中心的无边膨胀。

国人的集体主义其实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因个人无法存活。这个无法存活不仅是物质层面上的，更是心理层面的。作为一个个体的中国人在这个社会可能觉得孤单而破碎，自我都还未成形。国人之所以爱扎堆成群，这都是因为在心理上需要有人陪伴，否则会直接面对破碎未成形的自我，这很可怕。集体主义的真相是，个体的心理发展水平太低，导致大多数人的里子是破碎的，必须千人一面，用共生的方式，追求和他人的融合，以此将个体镶嵌进一个集体性自我中。

所有的共生，源头都可以回溯到婴儿6个月前，和妈妈的共生，这被称为母婴共同体，即婴儿感觉，他和妈妈是一体的，他们是一个人。不过，只有6个月前的共生是正常的，之后的共生关系都是病态的，但病态共生，在中国是相当普遍的心理现象，母子共生、父子共生、夫妻共生等，非常常见。比如某著名钢琴家和他的父亲，在这样的关系里，父亲的自我寄生在孩子身上。更常见的，是婆婆非要到儿子的家里来，其实是想和儿子共生在一起。中国的集体主义大家庭等可以这样理解，即大家共生在一个体系、群体里，由此构建了一个心理共同体，共享一个群体性自我，其中没有“我”，而只有“我们”。

我一再说，国人的集体心理发展水平，是6个月之前的婴儿水平，而荣格却在《金华养生秘旨与分析心理学》中评论汉学家卫礼贤翻译的道家典籍说，东方人的心灵发展水平远超西方。

对此，我的理解是，最低的境界和最高的境界常常看起来是很像的。婴儿最初的状态没有分化、没有边界、没有你我之分，觉得一切都是合一的。开悟的人据说就是这种境界，觉得你就是我，我就是你，我就是万物，万物都是我，我心就是世界，世界就是我心。这是很好的东西，但如果你处于混沌无明状态，也有类似感觉，这是非常可怕的，会给自己和周围人带来巨大问题。

开悟的人会对他人和世界有深深的同理心，并会尊重一切存在，他们彻底脱离了幼稚的自我中心，而巨婴也会觉得你就是我，我就是你，但“既然我们是一体的，所以我不需要考虑你，也不需要感受你”。并且既然我们属于一个共同体，那我可以随意地替我身边的亲属角色做决定。这会是可怕的自我中心，所以说，集体主义中常伴随着最极端的自私与自我中心，而讲究集体主义的社会，一般整体上的道德水平都不高。相反，如果整个社会的心理发展水平超越了婴儿水准，那就会更注重界限，尊重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我不必为你的情绪负责，也不必为你的命运负责。这会引起一种很大的所谓“分别心”，这种分别心对于开悟来讲像一种障碍似的，但人需要经历这种二元对立，再从二元对立回归到万物合一。

精神分裂症其实就是处于一种幼稚的、混沌的你我不分的状态，尚未分化出我和你的分别，也未分化出想象与现实的分别。

精神分裂在大多数人眼中很可怕，但在一些思想家眼中具有美学、哲学上的积极意义，比如荣格认为，在精神分裂的状态下，会有原始的人格碎片、原型涌现出来，展现出原始的神话剧情，可生发出艺术的可能性。法国哲学家德勒兹认为，精神分裂这个概念可以对抗资本主义的宰制。

我并不喜欢德勒兹这种政治化的说法，我比较喜欢精神分析。精神分析认为，精神分裂症是成年人保持在一种早期婴儿状态。按照精神分析，3个月前的婴儿都处于偏执分裂的精神病状态。“分裂”即这个世界一分为二，好和坏是不能并存的。“偏执”即这个世界只有好的或只有坏的存在，并且我是好的。3个月前的婴儿的世界都是这样的。所谓正常人就是从这个状态中走出来，而精神分裂症患者滞留在了这个状态里。

荣格的理论很神秘，容易让人着迷。不过弗洛姆认为荣格和希特勒一样都是恋尸癖，荣格有对死亡的迷恋，搞个人崇拜，荣格派领袖在世界各地有很多和弟子、来访者发生性关系的例子。精神分析认为这是不能碰触的，但荣格派认为没那么严格，这在我看来也是一种你我不分、没有清晰界限的情况。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没那么多幻觉，相比之下正常得有些无趣。

我把心理治疗界分成三派：学院派、江湖派和神仙派。学院派靠谱，但比较无趣，而作为神仙派的各种神秘流派很流行。我也一度对神仙派很着迷，现在也觉得神仙派有很深的存在意义和价值，但随着我看的故事越来越多，就越来越有戒心。因灵修很容易进入巨婴状态。我见到的一些灵修大师，自称已开悟，但其实是精神分裂症。不过很有意思的是，精神分裂症患者身上也存在着非常强大的东西，他们的全能自恋也的确能创造一些奇迹。所以说，我无意妖魔化灵修，灵修大师处于一种特殊的状态，可以触及常人无法触及的东西。但如果他们同时精神分裂，那迷信他们就很可怕。

爱因斯坦说，自我是一个牢笼，将自己与世界的其他存在割裂开。自我，的确是非常有意思的，它像一个壳，大多数人需要这个壳来保护自己，但这个壳也使得人对世界没那么敏感。精神分裂症患者和一些心理功能特别低的人，其自我之壳是破裂的，这让他们很痛苦，但同时，他们在某些方面也会变得非常敏感。

荣格自己患过精神分裂症，所以他有超凡的敏感，而弗洛伊德就是一个神经正常人格健全之人，他的理论也因此相对荣格来说有点无趣。尽管如此，随着我对精神分析的了解越来越深，咨询越做越多，发现精神分析还是很有说服力的。

精神分析有三个发展阶段：弗洛伊德的经典精神分析；客体关系心理学；自体心理学。客体关系心理学，的确比弗洛伊德更有说服力。因为，经典精神分析的核心是俄狄浦斯情结，主要是和父亲的关系，但中国人虽有俄狄浦斯情结，可主要问题还是在处理和妈妈的关系。

对此，我有一个绝对的说法：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是婴儿，都在找妈。所以客体关系心理学的解释力和治疗力，在国人中，都远胜经典的精神分析。都是婴儿，都要和妈共生在一起，所以在中国的家庭中，所有人为所有人操心，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我的事也是你的事，我过分地为你负责，你也要过分地为我负责，否则你就是王八蛋，否则我就会充满愧疚。并且，大家不能分离，不能背叛，对中国人来说，个性化就是对大家庭的背叛。

因为我们都活在母婴共同体中，这是最原始的集体主义，它衍生出后来的种种集体主义，如大家庭。

并且，这像是一个历史传承。

在我看来，中国古代的哲学和古希腊哲学给人完全不同的印象，古希腊的城邦制给人非常成熟的感觉，而中国幅员如此辽阔，却一直在渴望统一，这就像是婴儿在渴求整个宇宙都和自己共生在一起。

不光是儒家强调统一，根据孙隆基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书中的说法，诸子百家都在讲统一。

还有，古希腊表现美的方式十分直接，而中国式的表达美的方式，都是绕着弯的、压抑的、凄婉的。很多古代文字都在传达我就是你，你就是我。中国古代的爱情也很少完满的，悲剧较多。因为爱情是一个成熟个体的自我实现，而且爱情势必意味着对家庭对妈妈的背叛，这会撕裂母婴共同体，所以很多古代人的爱情都是妈妈一手摧毁的。

金庸的小说，可以见到种种典型的中国式心态，男主人公多是婴儿，有好婴儿，比如郭靖、虚竹、张无忌，他们身上有非常纯真、诚恳的东西，你问他什么他就说什么，毫无戒备和防范，没有自我的外壳，没有自我保护。金庸把这些人写得很美、很有道德。这就是典型的中国男人。中国男人是不能对母亲、妻子与权威撒谎的，一旦撒谎就意味着破坏了共生关系，你有自我保护的意识就意味着对母亲的不信任。

很有趣的是，中国文化一向被贴上男权的标签，但我觉得更多的是母系的文化。很多东西都是为了维护母亲的，孝道的核心就是捍卫母亲，《二十四孝》中强调的是对母亲的孝，而对父亲的孝，不是主流。对父亲是忠，对母亲忠和孝都要有。我们的文化都是围绕着怎样做一个好婴儿，并且找一个好妈。

原因是，婴儿第一个爱的都是母亲，所以母亲就对婴儿有致命影响力。金庸主要刻画的是好婴儿，但最后真正成功了的是朱元璋式的流氓、无赖、浑蛋，最经典如韦小宝。

比较中国和美国的寓言故事与影视，你会发现，美国的影视，父亲是绝对的主角，中国的影视和寓言，妈妈是绝对的主角。例如《小蝌蚪找妈妈》《世上只有妈妈好》《妈妈再爱我一次》，讲的全是这个。孔子孟子荀子朱子的故事中，你也只会看到母亲。

最夸张的故事是岳飞，他的父亲岳和，富有、善良、被邻人爱戴，给岳飞请了多位老师教岳飞书法与文化，请了周侗教岳飞武艺，金兵来犯，又激励岳飞退敌报国，在岳飞成人后才去世。如此一个理想的父亲，竟然在传说中被抹去。小时候，我家里的一本《说岳全传》，里面的岳飞，出生后三天，就遭遇水灾，父亲遇难，母亲独自将他抚养成人。并且，岳母在岳飞背上刺下“精忠报国”四字，这成了一个图腾般的意象，简直掩盖了岳飞父亲的所有光芒。《说岳全传》我读了不下一百遍，但竟不知岳飞是被父亲抚养成人的，当在微博上探讨这件事时，我发现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岳飞有父亲。

这是一个悬案，也像是一个集体无意识的阴谋，岳和作为一个理想父亲，在历史上被“谋杀”了。

类似图景也展现在麦兜的故事中，麦兜也只有含辛茹苦、永远乐观的理想母亲。其实麦兜有父亲，在故事的最后一集中，有一个“大表舅”，长得和麦兜一模一样，是个超级自闭男，我想，那应该就是麦兜的父亲。

或者做流氓，或者做好婴儿，而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多没有好下场，譬如乔峰，他是金庸笔下最有雄风同时又最善良的男主角之一，他是真男儿、真英雄，但他悲惨地死了，而且是被吞噬一切的大母神马夫人用极其可怕的方式害死的。

他的两个义兄弟虚竹和段誉都像婴儿一样，女人让他们干吗就干吗，所以活了下来。《笑傲江湖》中，令狐冲也是个好男儿，但他还是将女人放到绝对的第一位，为了博女人的一个微笑，他可以命都不要。

可以说，金庸的小说，完整、结构化地展现了各种典型中国人的面貌，他触碰到整个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和各种典型的情结。所以，他那么火，是有道理的。

中国社会，到底谁掌权？社会权力体系中，是男人掌权，最经典是皇帝，家族权力体系中，却常是大母神掌权，而作为权力代表的男性大家长，也得听他妈的。所以说，中国虽然自古重男轻女，但在家庭里实际上是母亲说了算。现在的状况也是如此，奶奶、姥姥掌权的现象太多。在社会层面上，我们是男权社会，在家庭层面是母系社会，皇太后说了算。

我的这个说法，总会被女权主义者批，我也没有想到，自己最终会形成这样一个认识，但它的确就这样形成了。

比如北周、西魏的八柱国达成共识，不管谁家的女儿，等做了妃子生了儿子，就要被处死，汉武帝刘彻临死前把储君的母亲杀了，如此没人性，却自诩英明。这都是为了切断母婴关系的天然链接。谁小时候带太子，就会对他有致命影响力，如果是妈妈带，那种影响力难以抗衡，所以要杀掉。

妈妈被杀掉，那自然是奶奶带太子，结果出现了奶奶掌权的现象。于是又想办法防止奶奶掌权，后来变成奶妈掌权。

荣格从非洲找到了大母神的原型，这个大母神是可怕的、吞噬性的，在神话中会化身为龙，而青年男子必须斩龙后才能走上英雄的道路，也就是个体向成熟发展的道路。这也对应了精神分析的一个说法——每个孩子都得先完成心理上的弑母，才能从共生中走出来。

非洲的大母神形象一点都不美，我更喜欢古希腊的神话传说。盖亚是最初的地母，她是吞噬性的、无所不在的，她对自己的孩子们有绝对影响力，而她的丈夫却没有。这就是原始的共生感觉。

到了宙斯与赫拉的阶段，赫拉不是大母神，没有绝对权威，宙斯也没有绝对权威，妻子可违背他的意志，而大家可以共存。宙斯作为宇宙统治者，和儿子赫拉克勒斯摔跤，却被赫拉克勒斯摔倒了，赫拉去作战，被赫拉克勒斯射中。赫拉克勒斯简直可以说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头号英雄形象，但他在中国就是逆子，摔倒父亲，又射伤大妈，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绝不可能用赞美的语言去描绘这样的事，一定会描黑，或者干脆修改历史。

大母神是最原始的母亲形象，我很多来访者讲过对大母神的恐惧：面对一个庞大的、在家里的每个角落扩展权力的母亲，非常害怕被吞噬。

中国男人常被称为妈宝男，但相对而言，我觉得中国女性比中国男性要更幼稚一点，因为重男轻女给女性造成了集体创伤。并且，不要傻傻地就去做一个符合传统文化所描绘的好母亲。舆论上，我们都在寻找刘慧芳1那样的母亲，尽心尽力，任劳任怨，一个超级中国好女人，但是在生活中，我们遇到的更多是婴儿式的女人，像小燕子那样，在影视剧和文学作品中，通常这样的角色才能推动情节的发展，还得到男人的宠爱。以我听到的故事看，她们多比刘慧芳活得好。

比如《倚天屠龙记》里张无忌的妈妈殷素素，她就是一个婴儿和妖女，没有善恶之分，完全以自我为中心，让我高兴你就是好人，让我不高兴你就去死，典型的小婴儿，还没有人性化的一个妖。她找了张翠山这样的中国式好男人之后，才可以变成一个人。

说得夸张一点，这些中国女性的角色，都没炼成人形，她们身上多的是妖性，是原始的洪荒之力，而非人性。《聊斋志异》和《白蛇传》是反映这种形象的典型。虽然很多人讨厌许仙的懦弱，但对于白娘子这样的妖女，对于一个自我都没有构建起来的小婴儿来说，必须要寻找那样一个男人，那个男人从来不违拗她，从来不主动攻击她，这样妖女才在这个无害的男人构建的容器中修炼成人。

所以，唐僧如此受妖女喜欢，唐僧肉就代表着绝对无害。《西游记》中，唐僧就算快被吃了，也绝不和妖女急眼，不吐一个脏字，多么纯洁的存在。

对于妖女而言，存在这样一种情形，只要对方的意思和自己不一致，这样的女人就会崩溃。所以，必须寻找被动的、听话的、围绕她的意愿转的男人。她们常是在扮演一个自恋的、自我中心的母亲的角色，把丈夫变成一个婴儿。看起来是我在照顾你，实际上在精神、情感上是以自己为中心的，并且会对对方构成极大的压制。

刘慧芳这样失去自我的中国式好女人也不少，但更多的中国女人是妖女级别的，妖女在二十几岁还显得挺可爱，一旦到了四五十岁就变得非常可怕，她们通常会认为人生的不幸都是男人导致的，而且对整个家族产生可怕的控制欲望，严重的时候真的给人吞噬一切的感觉。所以大母神，是一个很深的中国图景。

我希望对典型的中国人做一个系统的梳理，但并不是要破掉这种状况，只是看到，种种现象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我早期有一种冲动，把所谓的孝道破坏掉。后来，我意识到，我该做的不是破坏，而是解构，揭示出其中的逻辑是怎么运转的。

我甚至都没有想过要治疗中国人——这太自恋了，能认识清楚，并表达出来已经很好了。

听上去，我反思中国传统文化，很像五四时期对封建传统的批判。但五四运动充满革命的意味，我没有。五四运动，一是因为新鲜事物的引入，一是因为很深的自卑，开始全盘否定自己的文化。我不想全盘否定，只想用精神分析来解构。如果只是生硬地破坏、攻击一个事物，反过来也很容易被破坏。

来自他者的视角很重要，如精神分析最初就是西方人开创的。但精神分析的那种核心，如实地认识人性，却是普世的。借助这个他者的视角，可以从自己所在的情景中跳出来，从而可以更好地观察自己和自己所在的群体。

我本来是唐诗宋词的痴迷者，有一天发现他们都没跳出忠孝的坑，于是很失望。觉得他们没有一个能有鲁米的智慧，或者真正沿袭了老子的智慧，太多人有浓浓的屈原怨妇味儿。现在想，这就是因为他们缺乏一个他者的视角吧，没能帮助自己从庐山中跳出来。

但更重要的，还是像苏格拉底说的，要认识你自己。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事就是认识我自己，我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男人，如果把自己搞清了，也就把很多事搞清了。对自己的认识越深入，对中国集体之心的认识也就越深入。

（注：《澎湃》新闻记者李丹对此文也有贡献。）